乡村里的中国

偶然在一个电影网站点开这个片子，剧中人物一开口，就吸引住我了，因为他们讲的就是我家乡的话。再仔细看，是淄博，隔壁市，那个村子离我们家100公里，开车两个小时。他们的方言与我们那几乎一致，他们的口头禅与我们也是一样，不知是不是摄像头存在的原因，口音略微有那么一丝差别，纪录片的语调更接近普通话一些。

虽然生在农村，却因读书的原因，从未深入了解过。反倒是这部纪录片，让我回头想想，似乎找到了自己熟悉的一些乡亲的影子。

跟文艺青年杜深忠一样，我们村也有一个不爱农活的文艺青年，但是，他最后凭着自己文艺细胞做根雕艺术离开了我们那不算贫瘠的土地。算是一种幸运吧。这样想想，在农村也不是没有出路。

也许因为身在农村，一切都习以为常。

其实每个村都有那么几个“能人”，或成为八面玲珑的村干部，或做生意发家致富。而其他的普罗大众，有性格泼辣的大婶子，有吃苦能干的大娘，有闷不吭声的大爷大叔，也有软弱的大部分。

其实每个村，也有那几个不幸运但人。有人打了一辈子光棍，有人穷困潦倒。输入这些文字的时候，因为时空的脱离，心里会有一些酸楚，但回到家，面对他们，会喊一声叔或者大爷，熟识如自己家人，仿佛他们一直就是这个样子，看起来开开心心、乐乐呵呵，与我们并无二致，并无实质差别。

从更高但视角来看，我们的确也没有差别。穷或富，贫困或发达，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我们都是在过自己的人生。

如果我回去生存，我应该会如老僧入定一般，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看不惯但不出声。更希望自己无所谓看惯看不惯。

一、关于三刷的缘由。

最近在拍草根主播的纪录片，想弥补一下阅片量，后来看了很多类型化纪录片，专题式纪录片，发现不是自己想要的，纠结在想要不要再回看一些老片，就又翻到了豆瓣，想再品一下，学习一下转场的方法，学习一下音乐的剪辑使用，以及所谓的纪录片故事线的把握。

二、关于选择看《乡村里的中国》。

老家山东潍坊，看到老家方言纪录片格外有感，前段时间在IDF2020看了《潘家湾》，在现场QA的时候很多人都在提样本与效仿，将《乡村里的中国》与《潘家湾》对比，由于小编之前在湖北黄冈读书，对两部电影的人情与地貌都很熟悉，所以选择再看乡村，又感叹一笔。其次是接近2021年春节，在寒假的空窗期想选择一题材与角度，拍一下山东家乡，拍一下春节，暂时没想到切入点与选题人物。

三、关于故事线。

三组拍摄对象，通过村主任串联起来，一年多的拍摄周期373天，通过节气串联起时间线，其中三组拍摄人物中经历了婚丧嫁娶，家庭矛盾，村民矛盾各种，相对客观的乡村真实表达，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官民关系等，有很强烈的矛盾冲突与化解过程，因此看点很强。

四、关于影像风格。

镜头冷静真实客观，体现在更多的以固定镜头来拍摄，这一点能够做到确实很难，只有在经过实操才能明白，片中有韵味的镜头不占少数，固定恶、设计感强，具有独特艺术感的真实镜头，这个度被摄影师把握的很好。很赞赏也很值得学习。

五、关于真实。

这是纪录片人绕不过去的坎，无法评价是否有扮演的成分，只能自我地认同这是一种客观真实，至于村民在摄影机面前是否存在表演，度不好把握，有时候简简单单从情怀看一部纪录片是一种享受，没有必要去过度阐释分析，以事件为牵引深入的走进村民家庭，能够冷静的拍摄到生活琐事的素材，当属不易。

很出色的影像表达，很接地气，若是我来选题可能很难选择离家很近的题材，目前没有能力做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与绝对客观的表达。

1. 作为一部获过华表奖、拿了龙标，正计划上院线的电影，《乡村里的中国》至少有三个不那么容易吸引观众买票的地方：这是一部纪录片；这是一部乡村题材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的片名如此庄重而宏大，似乎难以轻松观赏。 2. “没想到这么好看，我以为会特主旋律。”不止一个观众说了类似的话，尽管观看试映的观众多是受推荐而来，影片“很好看”这点还是令不少人意外。不少人建议焦波给电影改名，认为现在的名字不够吸引人，像宣教片。（有人建议说可以改叫《苹果熟了》。）事实上，这部片子最初还有个很科教片style的片名，叫《24节气》——这个ms吸引人买票的难度级更高。 3. 2012年正月，焦波带着临时召集的团队——5个平均年龄不足21岁、没什么拍摄经验的年轻人住进山东淄博沂源县中庄镇杓峪村，以300块钱的月租费租下一个小院，自立春到立春，他们在这里住了373天，用摄像机在24节气的时间线上记录下一些始终存在却从未被展现的画面和话语，从乡村日常中发现充满情节和细节的中国，一些内容在人们意料中，另一些在意料外。 4. 拍摄前，焦波把风险讲给团队每个成员听。 1987年出生的四川传媒学院大四学生剧玺博一直在尝试影视创作，觉得有机会拍片子“正合我意”，他是这部影片的导演、摄影和剪辑。 剧玺博校友、1988年出生的导演和摄像李梦龙想大不了就当复读了一年，他跟焦波说“我现在在农村，社会最底层，即使拍完片一无所获，也可以去别的地方接着往上走。”焦波回复他“我们都是这样”。 毕业于淄博职业学院，1990年的制片主任、会计和司机刘晓晨从焦波5年前在汶川拍汶川孤儿时就跟在他身边，虽然在城市长大，对要过一年乡村生活，他的感想是“我的适应能力很强”。 刘晓晨的师妹、助理和场记，1992年出生的陈青满心好奇，当这是工作前的实习和社会体验。摄影助理北川当时15岁，是焦波收为徒弟的6个汶川孤儿中的老大。 5. 除了刘晓晨和陈青，所有人的家都在农村，而除了李梦龙学的是编导，其他人的专业五花八门，从广播电视新闻到计算机和声乐。焦波不担心没经验拍不出东西，“我做摄影就不是人家那种特别灵活的人，出去一次一张好片子，我要用30年拍我父母，5年拍汶川孤儿，这么来拍一组好片子。冯小刚3个月拍一部电影，我们几个人用一年，4天拍1分钟行不行？耗吧。” 6. 接到任务时，离必须开机的立春只有二十几天，焦波回熟悉的淄博老家找村子，15天跑了十来个村，他发现包括故乡在内，很多村子都和村民一起变得“不城不乡”，“冯骥才说每天都有80多个村庄在消失，我不知道是不是真这样。” 最后他们在沂蒙山区腹地找到不大不小、不穷不富的杓峪村，这里在变化，但还保留着立春时涂红羊角和给小孩缝春鸡的习俗。它是城镇化道路上很多跑在前头的村子的昨天，也是一些更封闭、更传统的村庄的未来。 7. 考察时，焦波遇到两个放假在家的大学生，学导游的杜滨才说村里每年都自办春节联欢会，他是主持，红头发、高个头的杜海龙会跳迈克•杰克逊的太空步，有个为供他读书十几岁时辍学打工的姐姐。焦波来到杜海龙家，发现杜海龙父亲杜深忠是个爱看书读报练书法的农民，妻子张兆珍经常为丈夫的“不务正业”跟他打嘴仗，“俺俩这一辈子，就是一个战争片。”这对夫妇后来成了《乡村里的中国》的主角。 8. 2012年2月，焦波领着团队进村，用电信手机号的剧玺博和用联通号码的李梦龙很快发现手机没了信号。村里路都是上下坡，第一天拍摄，陈青走了几步就累得不行。山里早春格外冷，晚上睡觉，焦波靠把一只脚放在另一边膝盖下来暖脚。手头宽裕时，他们去邻村小餐馆“下馆子”，手头紧张了，就一起做菜，为该谁刷锅刷碗闹过几回矛盾。 在村子里，他们度过了间隔时间最久才能洗一回澡的冬天——每隔十几天，才集体赶赴车程2小时的县城小宾馆开个房间，排队洗。他们每天都在村子里边转边看，“只有村里的小狗能跟我们比。”李梦龙说。 “苦中有乐，我们养过6只狗，2只鸡，1只羊，院子里种了南瓜豆角丝瓜，房间里挂个投影屏，偶尔放点电影，管这叫‘天堂电影院’。”焦波说。 9. 当村民们习惯了这群外来人，不再跟在他们后面看，在摄像机前无所顾忌地说话，他们真正成为杓峪村“村民”。 10. 土地上长得出庄稼，长得出果树，也长得出奇花异草。 今年60岁的杜深忠一辈子家徒四壁，心思从不在地里。他读过高中当过兵，34岁才结婚，婚后没两天就丢下妻子跑去北京上鲁迅文学院培训班，他几十年天天看《新闻联播》，能跟人聊巴金谈李白说国家大事，他也爱音乐，会一脸严肃地拉跑调的二胡，自从村喇叭里播过一次《春江花月夜》，就心心念念想要一把琵琶。因为干活不行，爱做“没用”的事，杜深忠在村里并不被高看，村支书张自恩的奉承话是这么说的：“你是个才人，就是果树管的少”。 “我20岁时的愿望到今天都没放弃。”说这话的杜深忠黝黑、干瘦，一脸皱纹，他的愿望是拥有一间书屋，“窗户明亮，阳光照进来，屋里都是摆满书的书架，门口放块泰山石，刻上‘松石书屋’”。焦波说“如果没从村里出来，我就是你这样的人。” 梦想面前，没有城乡，在沉默的乡村，有很多异于人们固有想象的“杜深忠”。 11. 最打动焦波的，是杜深忠掏心窝的一句不那么“正确”的话：“我从来就不热爱土地。”后来许多农民出身的观众对这句话共鸣，土地给了农民什么？人们为什么以为他们一定热爱它？ 从村支书到村民，片里人物都说过一些不怎么“正确”的话，“有人说这些话不合适，我说不是那种年代了，敢说话是种社会进步。”焦波说，“我觉得领导干部能容忍老百姓说说过头话，也希望尽可能听到老百姓说实话。”让他惊喜的是，电影通过审查时没进行一帧的改动。 12. 焦波他们的房东张光爱热心豪爽、消息灵通，村里人送绰号“中央四”。导演李梦龙非常敬佩张光爱，尽管她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民，他说这个村里最能干的女人就像《大宅门》里的斯琴高娃，一个人扛着整个家族。她是片中打动很多人的情感线里大学生杜滨才的大娘。李梦龙说杜滨才也多次让他感动。他有片中没有太多展现的非常阳光的一面，是村子里的孩子王，孩子们都喜欢他，他也愿意跟小孩子在一起。 13. 我们了解真实的农村吗？ 拍片子前，焦波自认为认识已十分深入，一年后，他发现自己的了解还不够细腻。比如，他没想到杜深忠这样的农民，挣扎在现实重量下还始终充满激情、甚至带有诗意地追求精神上的梦想。 剧玺博过去从没想过要关注农村，在他长大的那个河北村子，人们已不再以土地为经济支柱。在杓峪村，他感受最深的是靠土地为生的难，和农民改变现状的渴望。刘晓晨一度感觉农村“比较野，穷山恶水多刁民嘛”，但在村里呆了一年，他发现这里就像黄渤春晚上唱的那首歌，“陌生人点头都是笑脸”。李梦龙终于明白老师说的镜头要有情感是什么意思，他在镜头后面哭了很多回，用《天堂电影院》的台词总结感受，“生活和电影不一样，生活难多了”。 14. 焦波希望更多人，尤其是制定政策的领导干部能看看这部片子，听听最真实的农民的声音，从倾听开始，改变现实，“这是他们偶尔下一次乡看不到的东西。” 15. 回到《乡村里的中国》这个片名，它让人联想起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人们始终认为，中国就在乡村里。“仔细想想，这名字也不错，对吧？”焦波说。 16. 这部片子并非没有缺陷，但它的确很好看。 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4-04/04/c_1332372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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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之父弗拉哈迪在拍摄其名作《北方的纳努克》时多次让主人公爱斯基摩人纳努克“再现”捕猎场景。于是引发了最早的起码是最为著名的关于纪录片是否应该“摆拍”的争议。关于纪录片是否应该“摆拍”、摆拍到底有没有损伤其“真实性”的争议至今仍未能统一。需要知道的是，纪录片并不因为其“记录性”而比一般电影（叙事片）更加接近“真实”，相反它或许更加能骗到我们，因为它是“记录”的——我们选择更加相信它。所以如果暂时抛下对于其拍摄“真实”要求的心理包袱，而仅在影片的逻辑层面是否合理进行把握，也就是将纪录片当成故事片来看，这或许能让纪录片暂时逃脱拍摄真实的限制而抵达更高层面的艺术真实。值得一提的是，纳努克一家因为拍摄而没有储存够过冬的食物，在弗拉哈迪离开后全部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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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苛责更多，这部片子是有很大程度地触碰到当下乡村生活的真相的。观看的过程中我始终有两种情绪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一是因我如此地熟悉那样的土地与人而产生的亲切感。二是正因为熟悉而清楚地知道那里可能会发生的各种苦难辛酸。就像片中失意的乡村文化人杜深忠说的：“咱这里的二亩贫瘠土地不养人。”它仅能提供足够养活我们的东西，不能再苛求更多。正如那里的婚姻不讲求爱情，物质与生存是第一要务。当要渴求更多的时候只能走出去寻找。而在乡村里走出去的方式大概只有两种：去读书或者去城市打工。打工是“拿着人肉换猪肉。”最终还是要回到那片土地，甚至要承受难以生还的意外——片中张自军的死亡，其足以毁掉一个家庭，这也是杜深忠不愿意外出打工的最大原因。考学几乎是唯一可行的道路。这也是杜深忠让儿子认真读书的原因。而后者痴迷街舞，无疑这是一个对他们来说极其奢侈的爱好。可以看到，所有人都在困境与无奈中，并没有那么多的选择，这就是当下的乡村，在夹缝苟延残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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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片子既没有喷它的人说的那么烂，也没有捧它的人说的那么好。作为众多叙述中的一种，它选择了乡村，选择了那些生活得不那么容易的人们，渺小无力，却尽力活着，生命中偶有的诗意与温情就是面对寒冬时的粮食。结尾镜头拉远，依稀看到积雪遍野，覆盖着群山坳里的那个村落，它正代表着千千万万的土地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