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冈2021

有时候有种奇妙的感受，总觉得有些东西，是没有时空限制的，是息息相通的，所谓正义，良心，人性。

1987年，韩国律师宋佑硕因策划及参与悼念釜山事件伤亡人士的追悼会，聚众集会被逮捕，在公诉庭审上，由于为宋佑硕申请辩护的律师过多，为了明确辩护人到场情况，庭判长不得不对照一份长长的名单开始点名，随着一个一个名字的喊出，现场的辩护人一个接着一个起立，大声回应“到”。当天，全釜山市142名律师中，有99名律师到场，请求为宋佑硕辩护。

《辩护人》电影截图

这是2013年韩国电影《辩护人》的最后一场戏，宋佑硕因为长年为民主辩护，当自己身陷困境，有99名同行愿意站出来，为他请命，我愿以我的名字为你辩护。

1968年，美国学生运动盛行，他们呼喊着人权，反抗美国政府积极参与越南战争。时年，艾比·霍夫曼、杰里·鲁宾、汤姆·海登和鲍勃·席勒等七君子，因其学运组织者的身份被抓捕，他们被指控煽动暴乱罪，于是一段长达五个月的审判开始进行，荒诞又混乱，最后的一场审判之上，庭判长示意一名被告陈词，并忠告其简短、尊重法庭且不带任何政治内容。此后，被告代表汤姆·海登开始发言，他说，从这场审判开始五个月以来，有4752名美国军人在越南丧生，接着，他开始一个接着一个的读这些人的名字。

《芝加哥七君子审判》电影截图

这是2020年美国电影《芝加哥七君子审判》的最后一场戏，汤姆·海登的发言引发了庭审极大的骚乱，庭判长则急得不可开交，他不希望4752名丧生军人的名字被记录在案。而庭下的人们则纷纷起立鼓掌，为被告们的勇气和胆识，那些成为战争牺牲品的名字，总该有人为他们作书立传。

1945年，德国战败，一名常年被收押在集中营的犹太人Gilles被解救出来，俄国人问有多少像他这样的人被关押在集中营里，他回答大概有两三万，由于记录在案的所有资料都被纳粹焚烧，俄国人继续问他是否还记得那些犹太人的名字，Gilles回答：我记得2840个人的名字，接着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念了出来。

这是2020年的德国电影《波斯语课》的最后一场戏，劫后余生的Gilles不假思索的说出来一大串命运共同体的同胞名字，因为恰恰是他们的名字，让他活了下来。

《波斯语》电影海报

长久以来，关于二战的电影已经诞生了无数佳作，当我们以为很难再有新意时，《波斯语课》却再一次将人们击中，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呢？他没有浩大的场面，没有关于二战的任何直接描写，他仅仅只是讲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如同《冒牌上尉》、《穿条纹睡衣的小男孩》、《地雷区》等电影一样，给人以震撼的力量。

1942年，犹太人Gilles在将被枪杀之际，因谎称自己是一名波斯人而被留下，随后他成为了一名纳粹军官Klaus Koch的波斯语“老师”，对波斯语一窍不通的Gilles不得不凭空编撰出一门波斯语去应付，以免遭杀身之祸。Gilles需要每天教Klaus Koch四个波斯语单词，并且牢牢记住。此后近三年的时间，Gilles一共教给了Klaus Koch的波斯语单词共2840个。

是的，这2840个单词，来源便是同Gilles一样被关押在集中营的犹太人同胞的名字。在集中营收押期间，Gilles除了教Klaus Koch波斯语，同时帮助他记录犹太人“犯人”的名录，由于生编出一门语言实在难度太高，Gilles便以一个个犹太人的名字作为词根，以便自己更好的记住和更好的传授给Klaus Koch。

在电影中，Klaus Koch是一名为纳粹士兵掌管伙食的中尉级别军官，在Gilles取得他信任之后，Klaus Koch慢慢愿意袒露真心，他并不迷恋战争，加入纳粹也并非出于信仰，不过就是那么发生了，Klaus Koch有一个哥哥，哥哥在他加入纳粹之后便失去了联系，转辗去了伊朗的德黑兰居住。Klaus Koch的梦想便是，战后去德黑兰与哥哥相聚，他想象着自己学好波斯语，在德黑兰开一间餐厅，战争前，Klaus Koch曾是一名餐厅主厨。

Klaus Koch是一名典型的“平庸的帮凶者”，他从不开枪杀人，内心向往和平，在片中，他甚至多次对Gilles出手相救，但本质上他并没有什么不同，和其他纳粹分子一样，骨子里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认为犹太人是“猪狗”，是无名之辈，对他们的死活漠不关心。

电影中有一段颇有意味，Gilles将自己的生还名额送与其他人，自己则与一群犹太人要被枪决，去往枪决的路上，Klaus Koch赶去救了他。

Klaus Koch质问Gilles：一个意大利的哑巴青年，你要为他牺牲自己吗？为了他你愿意和这些无名之辈一起去死吗？

Gilles回答：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才成为了无名之辈。

在片子里，Klaus Koch用“波斯语”创作过一首诗，诗里面这样写着：风把云送向东边，在那里，处处是渴望和平的的灵魂，我知道，我会幸福，随着云，飘向的地方。而讽刺的是，“平庸的帮凶”的这首渴望和平的诗，却正是那些被残忍迫害、杀害的无辜犹太人的名字而组成。

电影《波斯语课》太奇妙了，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故事确实改编自真实历史，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在那个恐怖如斯人性沦丧的战争年代，一名普通的犹太人，化用2840名同胞的名字，创造了一门“波斯语”，最终生还了下来。在这个故事里，这部电影里，充满了值得细细咂摸的段落，电影也如同一个小切口，再一次让我们回望了那个残酷战争年头，纳粹集体人性的恶，和极端之下人性的善。

毫无疑问，《波斯语课》的题眼是“名字”，名字是每个人独特的标记，是存在的象征，每一个由单词或笔划组成的名字，帮助我们区分你我，名字的背后，是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各有喜怒哀乐，各有人生际遇。

名字可以是一种正义，就像电影《辩护人》中，那99名为起身站立高声呼唤的辩护人；名字可以是一种良心，就像电影《芝加哥七君子审判》中，那4752名军人的名字被念出来所激荡出的反应；名字可以是一种人性，就像《波斯语课》中，2840名犹太人同胞的名字组成了一门新语言。

那些斗争过、亲历过、陨落过的名字没有被忘记，历史就不会被忘记。

题图：《波斯语课》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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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突然成为纳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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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犹太年轻人独创了一门语言；

一个发生在纳粹集中营里的故事；

一部改编自现实的德国反战电影。

这三个要素凑到了一起，也许你会对电影《波斯语课》（Persischstunden ）产生兴趣。

在朋友直呼“近年来最好看的德国电影”的盛情推荐下，我观看了这部集中营题材的片子，它身上有一些同类作品《钢琴家》和《美丽人生》的影子，甚至还有点《无耻混蛋》式的黑色幽默，但《波斯语课》的调性和气质又与过去的同题材作品截然不同：

冷峻、轻巧，始终保持着镜头的距离和情绪的克制，同时也没忘记应有的理性、反思与慈悲。

【友情提示：下文会有剧透】

为活命，我生造了一门语言

《波斯语课》整体上是一部偏严肃的文艺片，但它同样富有通俗的商业性，看起来并不沉闷。

影片开场，几名党卫军枪毙了一车犹太人，唯一的幸存者吉勒斯慌乱着自称是“波斯人”，并拿出了一本波斯语书作证。

其实吉勒斯根本不是波斯人，他手上这本书，是刚刚在车上用半个面包与另一个犹太人换的（对方也是偷来的）……可现在，他必须叫书上写的那个名字“雷扎”。

原来，集中营里的科赫上尉一直想找人教自己波斯语，吉勒斯这才捡回一条命。

为了圆谎活命，吉勒斯充分发挥了急智，靠着自己刚学会也是唯一会的单词，成功把自己变成了“不会读写只会口语”的波斯人雷扎。

当然，科赫不会简单听信“雷扎”的一面之词，两人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由于父亲是犹太教老师，吉勒斯有些语言底子，他靠着生编硬造的几个波斯语单词应付过了第一夜。

可是，犯了疑心病的科赫，扬言要把每天学4个单词的目标改成学40个……

胡编乱造容易，要记起来却很困难，这样下去迟早穿帮。

正当吉勒斯一筹莫展的时候，科赫给他安排了一件差事，书写记录送进集中营的犹太人信息。

写完后，吉勒斯看着笔记本突然灵光一闪：对啊，我照着名单上的名字编单词不就行了吗？！这样我就能靠记名字把所有单词记住了！

于是，吉勒斯开始努力去记住集中营里所有能接触到的名字……

凭借着独特方法和聪明才智，吉勒斯骗科赫学了半年的假波斯语，可因为一个单词重复的口误，怀疑自己被耍的科赫把他送去了采石场。

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和肉体精神折磨并未摧毁吉勒斯的意志，他在近乎昏厥的状态下，依然说着只有他和科赫听得懂的波斯语……

这个“下意识的本能表现”，让科赫相信，之前真的是因为一个多义词而错怪了对方——于是吉勒斯得到了第二次机会。

重新回到骗局里的吉勒斯再也没犯过错，他甚至还会主动出击，让科赫用“波斯语”与自己进行口语交流。

吉勒斯的种种表现，让科赫深信自己的波斯语已经学有所成。

当某天晚上，科赫情不自禁地赞叹“这门语言真优美”的时候，那一幕陶醉在谎言泡沫里的场景着实荒诞可笑。

可若稍一细想，观众恐怕就笑不出来了：因为科赫口中的美妙词汇，正是由一个个已死或将死的犹太人名字改编而来的。

上尉和波斯人

《波斯语课》令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对于人物形象的出色塑造，复杂、生动，且不脸谱化，最成功的角色当属拉斯·艾丁格演绎的科赫上尉。

科赫是一名严格到苛刻的集中营后勤军官，刚出场就是狠狠教训女助理史托弗的戏码，只因为对方写的字不够清晰整齐。

但在严酷、暴躁、气量狭小的外表下，他又自认为有通情达理的“温和”一面。

只不过，他的温柔与尊重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别人能百分百符合他的要求。

也许有人觉得，科赫这样做事一丝不苟算个优点，可把如此作风放到对纳粹集中营的管理上，就有些让人不寒而栗了……

科赫让吉勒斯记录名单的行为说明了两件事：一，他没意识到，自己变相承认了一个“低贱的外族人”可以比“高贵的同族”做得更好；二，他没把名单上的人当回事，那些名字只是一个个字符而已。

一个精细、无情的纳粹军官形象呼之欲出，可这个角色的厚度又不止于此。

这个在别人眼中“没有缺陷/没有死角”的严苛军官，会笑着告诉吉勒斯自己将来打算去德黑兰开餐厅，找哥哥团聚，憧憬着一段与年轻女士的爱情，还会聊到自己的家庭和过去——他似乎真把吉勒斯当成了亲切的朋友。

然而，在察觉到吉勒斯可能说谎后，科赫立刻换上了一副歇斯底里的狰狞表情。

他立刻对这位“朋友”破口大骂、拳打脚踢，与其他同僚没什么差别。

甚至于，科赫要变本加厉地折磨这个犹太骗子：一枪毙了他太过便宜，得送去采石场干重活累活，再叮嘱早就看吉勒斯不顺眼的拜尔下士重点“关照”，务必要让他生不如死才行。

实际上，科赫的严苛一直没有变过，只因为吉勒斯是个任打任杀的犯人，他才可以毫无顾忌地施暴。

等意识到自己“错怪”吉勒斯后，科赫又轻描淡写地表示要翻篇，两个人应该往前看。

注意，科赫由始至终都没道歉，他只是面带歉意地说些软话再给点吃穿上的补偿——两人之间从来就不是平等的关系，这也进一步完善了科赫精明、自负和虚伪的形象。

相较之下，男主角吉勒斯的层次感就没那么鲜明了，他身上最重要的一个看点，是对自身处境、对集中营生活、对同胞苦难态度的转变。

一开始，他只是个不计一切手段想要活下去的犹太青年，有些聪明才智，却也没更多的闪光点。

直到经历了采石场的艰苦、受到科赫的优待，不断感受着同胞的磨难，吉勒斯才开始重新审视他所处的生活。

他不再惧怕枪口的威胁，除了被科赫“宠幸”的有恃无恐外，更多是因为恐惧、愤怒和麻木让他看淡了生死。

随着记录、划去的名字越来越多，他对这些名字也有了越来越深刻与沉重的认识。

他不再只是单纯地记名造词，而是会根据对眼前人的印象来生成特定的词汇，他传授给科赫的波斯语，也有了更加血淋淋的生动含义。

吉勒斯把眼光从自己逐渐扩大到了所有同胞身上，他并未因自己相对舒适的处境而庆幸，相反，他对其他受苦受难的同胞有着感同身受的痛楚和悲悯。

于是，吉勒斯努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人，例如马尔科和雅各布兄弟，后者也付出生命助他躲过了败露真相的危机。

在《波斯语课》后期，吉勒斯和科赫两人的对手戏开始不断突出、升华主题。

吉勒斯不再卑躬屈膝，不再掩饰内心的愤懑和疲惫，这是他作为一个人最后的尊严和坦荡；

科赫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友善和傲慢，他不希望吉勒斯生气、担惊受怕，确实有关心“朋友”的成分存在，但更多还是出于“我没杀人，我罩着你，你应该高兴和感恩”的强势和伪善。

在此语境下，观众们迎来了全片的最高潮：吉勒斯宁愿与其他人一起赴死，也不想苟活了，科赫发现后不顾军令把他带了回来，两人间爆发了唯一一次争锋相对的争执。

“他们不是无名之辈，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即便你手上没有直接沾血，你也是一名杀人犯。”

吉勒斯戳破了科赫的冷酷无情、自欺欺人和虚伪造作，让这段本就不存在的友情恢复成了霸蛮欺凌的原貌。

韵味浓、后劲足的德国反战片

与《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钢琴家》等其他集中营题材的电影相比，《波斯语课》没有太浓重的情绪渲染或浪漫化的处理，也没有过多展现犹太人遭受的苦难，甚至在前半段里，除了少数几场戏外，观众都不太能感受到故事发生在集中营里……

直到后半段，伴随着吉勒斯心境的变化，影片才逐渐出现一些“支离破碎”的细节，悄无声息又冷峻严肃地诉说着历史上发生过的可怕往事。

这是一部很懂得“藏”的电影，多数言语和内容都放在表面之下，该有的东西一件没少，着实深邃和沉稳。

相较其他国家的创作者，德国人对于如何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兴许更为敏感，所幸，影片通过塑造科赫，很好地完成了这最关键的一步。

科赫确实是一个优秀能干的军官，做得好事情也搞得定政斗，同时他还思路清晰、眼光长远，在其他党卫军仍幻想第三帝国能力挽狂澜时，他已看到了纳粹德国的穷途末路。

所以，当别人在销毁证据、准备撤退的时候，科赫已经收拾好细软跑路了——学好波斯语前往德黑兰正是他蓄谋已久的后路。

在跑路前，科赫不顾风险，动用自己最后的职权带走了吉勒斯。

无论怎么看，这个行为都有些多此一举，吉勒斯也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要放自己一条生路，毕竟两人之间没什么情谊存在……心情大好的科赫回答了他的疑惑：我说过会保你一命，我可不想输掉我们俩之间的赌约。

其实这个赌约是科赫自顾自强加给吉勒斯的，由此也可以看出科赫究竟骄傲自负到了何样的地步。

可最终，科赫还是变相输给了吉勒斯，他败露被抓的缘由，恰恰是他跑路最大的倚仗——一门狗屁不通的波斯语。

科赫能够代表相当一部分纳粹战犯，他们本身或许没那么极端与邪恶，但在恪尽职守的情况下仍然犯了深重罪孽，这样的人，不应逍遥法外、逃避罪责。

科赫口中蹦出来的一个个词汇（名字），正好象征着一个个受害者对罪犯的控诉和审判。

名字，正是《波斯语课》的题眼。

原本记录在案的集中营近3万名犹太人的名字，已经随着罪证被焚毁而消失了……

有些观众可能会留意到一个细节：影片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男主角的真实姓名（本文所写的吉勒斯是影片资料里的名字）——就好像那些死去的犹太人那样，他们来过，他们存在过，但这个世界没能留下他们的姓名。

于是，吉勒斯独创的“波斯语”又有了新的意义：成为那2840个犹太人曾经真实存在过的证明。

随着吉勒斯缓缓吐出一个接一个死去同胞的姓名，他不紧不慢的声音逐渐吸引了盟军收容所里所有人，那些陌生而又朴实的字眼，戳进了现场每一个人的心里。

《波斯语课》用这样偏于抽象的“符号”，完成了对于不义战争的反思与控诉，视听冲击力不强，却同样拥有千钧之力。

那是沉闷的怒喊，也是哀伤的悲鸣。

【本文首发于FIX昆仑德语字幕组 ，也欢迎关注我的公号“有爱评论区”。】

几乎年年都有关于二战，关于犹太人悲惨遭遇的电影，今年是这一部——《波斯语课》。

这部电影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以沉重的笔触来书写惨痛的历史，尽管影片也有屠杀、横尸遍野、焚尸炉黑烟滚滚的场面，但这些全是背景，它的主线故事其实颇为传奇，完全可以视为一部紧张的悬疑片。

在这样一部偏类型化的电影中，我的眼光一再从主线移开，关注到两个人物身上。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这部电影在诉说传奇之外，最想表达的内容。

01

影片《波斯语课》讲述了一个传奇故事。

二战期间，一个冒充波斯人的犹太小伙儿被德国军官看中，教自己波斯语。小伙儿对波斯语一窍不通，于是急中生智，自编了一套不存在的语言。影片由这里开始，展开悬念，让观众始终揪心于小伙儿能否瞒天过海，自我拯救。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一听开头就想看下去的电影。过程也完全如你所愿，该有的悬念一个不少，包括：如何确保谎言不被拆穿？露了马脚后怎么补救？碰到了真的波斯人怎么办？

但说实话，整部影片并没有给我太多惊喜。只能说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比起主线和主角来，反倒是另外两个角色给我留下极深印象。他们是纳粹士兵马克斯和上尉科赫。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人提供了一种区别于主角的“内部视角”。

如果从主角看整个故事，其实相当单纯，它讲述了一个受难者如何利用智慧，冲破集中营的牢笼。而马克斯和科赫是纳粹体制的一部分，由他们的视角，我们得以进入到体制内部，看这套体制是如何自发地腐朽乃至崩塌的。

前者呈现的是外力制造的奇迹，而后者揭示的是一种内在的缺陷和注定的毁灭。两相比较之下，显然后者更值得一说。

02

我们先来说纳粹士兵马克斯。

在马克斯身上，我们见证了一个极力为纳粹卖命的士兵最终幻灭的全过程。

这种幻灭是在“目睹”与“亲历”两个维度上交错完成的。

首先，他目睹了什么？

他目睹了女友艾尔莎的遭遇。

这事儿说来有点荒唐，因为在这个遭遇背后，实际暗含着一出宫斗剧。

很难想象，在一个纳粹题材的电影里，竟然还有宫斗的戏码。但这正是《波斯语课》的一个特别之处，它不仅给我们看纳粹与犹太人的冲突，更深入到纳粹权力内部，看他们互相倾轧。

这出宫斗剧，一点也不复杂。无非是一个女人想要赢回自己失去的东西。

艾尔莎曾是上校的情人，被上校玩弄感情，一甩了之；她本来有份清闲的工作——上尉的文案助理，不想主角的到来，让她丢了工作。面对情场职场双失意，她开始了自己的复仇计划，一面在军中散播上校的丑闻，让他颜面扫地；一面制造“主角是上尉男宠”的谣言，企图赢回工作。

但最终结果却是，上校与上尉两人达成默契，一纸军令把艾尔莎调往前线，轻松解决了各自的名誉危机。

艾尔莎的遭遇让我们看到，失控的权力是何等傲慢。它今天可以把枪口对准异族，明天就能对准同胞。因为没人能够阻挡和违背它的意志。而马克斯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友离开，并对此感到无能为力。

更大的打击，来自马克斯亲历的事情。

如果回看整部电影，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从始至终只有马克斯一个人坚信主角是伪装的波斯人，而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可那又怎样呢？

他只是一个底层小兵，尽管他一直尽职尽责，忠诚于组织，但无奈这个组织早已腐朽，只迷恋权威，不在乎真相。

于是我们看到，当马克斯跑到上尉面前，说出自己的疑惑时，上尉轻蔑地问道：“你是觉得，你比我更聪明吗？”

而当影片进入尾声，所有人都忙于撤退，只有马克斯还揪着主角不放，找上校举报时，上校也只是冷冷地看着他，说了句：“你是谁呀？”

那一幕极具讽刺意味，特别是联想到马克斯曾因为找了上校的情人做女友而获得一丝卑微的快感，仿佛借此共享了某种权力，但此刻，一切被无情戳穿，原来在假象的“情敌”眼中，他什么也不是，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

此后镜头跟随他走出上校的办公室，只见他茫然地踱着步，呆呆地坐在长椅上，看着眼前仿佛陌生的操场和营房。那个镜头足足停留了20秒之久，以一种关怀“主角”的眼神，注视着这个“反派”的失落。

它在明确地表达一种幻灭，即：一颗忠实的螺丝钉，终于意识到自己效力的这台机器，早已锈迹斑斑，败絮其中。

03

说完马克斯，我们来说上尉科赫。

与马克斯“体制急先锋”的形象不同，科赫从一开始对于纳粹就没有很高的热情。用他自己的话说，之所以加入纳粹，只是因为看见街上两个穿着军装的人正自在地抽烟，一时冲动，就加入了他们。

这不是笑谈，而是一种真实的心态。它其实在诉说一种“下意识地盲从”。

科赫加入纳粹后，升至上尉，主要负责军队的饮食。他从未直接参与杀人，他也因此心安理得。但其实他只是把良知狠狠压抑在内心的某个角落，如此才能在集中营的险恶环境中，继续毫无愧疚地生存。

直到他遇到主角，一个伪装成波斯人、化名为雷扎的年轻人。他的内心起了变化。这种变化同样发生于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关于身份。

在与雷扎学习“波斯语”的过程中，科赫渐渐对他产生信任，进而敞开心扉，直到最后，两人结成一种特殊的“朋友”关系。

这种转变首先就体现在称谓上，一开始，在科赫面前，雷扎总是以“上尉先生”相称，后来两人日渐熟识，科赫则直接要求“叫我克劳斯（科赫的名字）就行。”同样，科赫对雷扎的称呼，也经历了从“波斯人”到“雷扎”的转变。

而隐藏在称呼改变背后的，其实是身份的转变，即从“波斯人”、“上尉”这些带有明显族群差异、等级分别的称呼，转变为“克劳斯”与“雷扎”这两个人之间的认同。

也只有把人从“抽象的标签”之中解放，重新指认为一个“具体的人”，才有彼此共情和交往的可能。

第二个层面，关于语言。

如果我们把科赫对雷扎的拯救视为一种“人性的回归”的话，那么“语言”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什么是语言？

它不仅意味着一堆单词，一套语法，或一种表达的工具，它更是一个新次元，或者说是一把打开新世界并重启人生的钥匙。

科赫之所以学习“波斯语”，实际就寄托着他的一个梦想：他想要去德黑兰与哥哥重聚，然后在那里开一家饭馆，过太平日子。

于是当他的“波斯语”日渐长进，距离那个梦想越来越近时，他远离战争、重归和平的那种盼望，也就越发强烈。

还记得他学会“波斯语”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

是的，他写了一首诗。那首诗是这样的：

风把云送向东方。那里处处是渴望和平的灵魂。我知道，我会幸福。

在云飘向的地方。

这哪里是一个纳粹军官在集中营里写的诗，这分明是一个已经身在德黑兰，与哥哥沐浴在和平阳光下的小老板，在饭店打烊后的餐桌上写下的诗句。

《波斯语课》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科赫的转变。

他原本是一个情感冷漠的工具人，埋头于工作，无视于“平庸之恶”。

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只是一个厨师。”“我不是杀人犯。”

而雷扎反问他的话，掷地有声：“你不是杀人犯吗？对，你只负责让杀人犯们吃好喝好而已。”

最终，当科赫因为雷扎、因为语言，而重新意识到沟通、理解之美好时，他压抑已久的人性渐渐回归。于是他违背了纳粹的军令，救出了即将赴死的雷扎。

从这一角度讲，马克斯和科赫就像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前者由“自我的幻灭”体认了纳粹体制的腐朽，后者由“人性的回归”背叛了纳粹反人类的意志，两者以完全相反的途径，实现了同样的觉醒。

而且，也只有这两者同时完成时，雷扎的逃亡才可能最终实现。

04

说完了让我感触最深的部分，聊两句缺点。

在我看来，《波斯语课》和所有“传奇类”影片一样，都容易犯同样的毛病，就是过于依赖“巧合”。

为何如此？

因为所谓传奇就是一件原本不可能发生的事，却意外地发生了。

而电影要让这种“不可能”成为“可能”，就必须在剧本层面将其合理化。但可想而知，这一过程何其艰难，于是“巧合”就成了一种偷懒的捷径。更何况，巧合越多，还越彰显了传奇的“不可复制”。

可是，电影不能这么搞。巧合在塑造传奇的同时，也在消解故事本身。

具体到《波斯语课》，想想也能知道，这是一件多不可能的事情。一个犹太人冒充波斯人，教授波斯语，长达一年的时间不被人识破。

你可能会说，这个电影不是改编自真实事件吗？注意，影片的用词是“灵感来源于真实事件”，也就是说，有没有这个完全对应的真实事件，或者多大程度来自真实事件，是不确定的（至少我查阅的资料里，没有找到这个事件的原型）。那么电影在改编时，就必须为这个离奇的故事，建立足够的合理性。

可是《波斯语课》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够。比如片中只交代了背单词的情节，基于常识我们都知道，只是背单词距离掌握一门语言还差很多，但影片对此只字未提。

再举个更明显的例子，导演知道，要拍这个电影有个情节绕不过去，就是必须要让真的波斯人出现，构成危机，但影片对此的解决却非常草率，直接安排了一个功能性角色，帮主角解除了危机。

还有就是，导演为了给剧本加保险，还特意在树林里安排了一个破败的教堂，并且让一个打扮成法军的老人出现在那里（暗示是上帝降临），以此来给整个故事加上“神迹”的光环。这实际正暴露了导演对于故事本身的合理性缺乏信心。

当然我知道，很多人并不会在意这些瑕疵，依然会喜欢这部电影。

因为我们都期待传奇。

因为传奇寄托着我们对残酷世界的美好想象。

它不需要完美，只需提供足量的慰藉。

更何况《波斯语课》的传奇，如果我们换一种更抽象的讲法，其实是这样的。

犹太人雷扎把2840位遇难同胞的名字编成了一种语言，教给了纳粹军官科赫。从此这段历史，这种语言，世界上至少会有两个人永远铭记。

那两个人不是雷扎和科赫，他们有更响亮的名字，叫作：受害者与施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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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洋教授在《目光的伦理》中总结了大屠杀电影的基本框架：还原-归罪-反思-对反思的反思。“首先，一个大屠杀电影必须为还原历史真相而服务，要做到核心情节的真实性。其次，影片要揭示历史凶手并指认他的罪行，一个典型的纳粹魔鬼因此必不可少，其目的是在影片中延续道德审判……第三，观众需要在电影中对大屠杀进行反思，而影片要为这种反思提供情感空间。第四，观众必须以某种方式与现实紧密相连，形成反思的反思，以避免机械地重现历史。（p.198）”

这样一套规整的框架使大屠杀电影成为当代欧美电影的一个经典类型。每年都会有几部这一框架下生产出的电影或电视剧，好看且感人，却也难推陈出新。

《波斯语课》却并非如此。最明显的是，《波斯语课》里没有一个“纳粹魔鬼”，纳粹军官Klaus被赋予了饱满的人性：他负责餐饮，没有出现过他手上沾血的情节；他热情、勤奋地学习波斯语，期待战争结束，到德黑兰开一家餐厅度过余生；他几次救下犹太人Gilles，对后者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依恋。当他小心翼翼地用“波斯语”说出“我爱你”，我们不由想象他大概对某人有着无法传达的爱意。

但Klaus并非只是一个艾希曼式的“平庸之恶”人物，《波斯语课》也并非一部“黑暗中仍有人性”的催泪电影。本文以笔者一位德国朋友的视角出发，谈谈《波斯语课》的几重惊喜之处。

这位德国朋友J是一位社会学博士。作为德国人，他在小学、中学阶段都接受过专门的历史反思课程教育。老师会带领他们到大屠杀相关遗址和纪念馆授课。而作为社会学博士，他在观看电影甚至短视频时都会不自觉地开启学术批评模式，追问出一连串我想不到的为什么。这让我总是用各种各样的电影去“刁难”他，以了解不同的视角。

比如，他对《芭芭拉》一类的刻画东德时代的电影有一个共同的抱怨：这些人物的动机都是“东德是邪恶的，我要逃离”——但是，为什么？有没有更具体的动机？又如，看完《索尔之子》的第一反应是“这真的不是专门冲奥的残酷煽情作品（Oscar-baiting cruelty porn）”吗？

而他对《波斯语课》的第一印象是：本片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大屠杀电影的“模板”：Klaus是一个情绪不稳定的纳粹军官（有意思的是，J告诉我，扮演者拉斯·艾丁格在德国人心中的形象也是如此，几乎成为一种角色原型（typecast））；施虐成性（sadistic）的下级军官，集中营中的木床，采石场，等等。

但J最感到惊喜的是《波斯语课》对军官和看守人员内部互动的精细刻画：因奖罚产生的不满和抱怨，相互间的好感、调情和争风吃醋，甚至关于长官尺寸的流言（在豆瓣评论区可以看到，这个插曲让一些人感到迷惑）。这传达出：他们也是人。而这部分内容在影片后半段的减少是一种遗憾。

J认为《波斯语课》，正像《辛德勒的名单》、《钢琴家》之类的大屠杀电影般，有力地传达了最重要的信息：大屠杀是罪恶的，大屠杀绝不能再度发生。但他们也都有一个不足：未能有力地解释大屠杀为何发生。

这一不足和电影这种媒介的特质有关：作为视听媒介，电影创造一种感知，在感官上传达“大屠杀是邪恶的”这一情感体验。但若要追溯大屠杀为何发生，恐怕还要到历史书里去寻找当年的世界格局，德国的政治结构，等等。

最值得一说的是，作为德国人，J在观看大屠杀电影时还有另一重视角：身份认同（identity）的视角。系统的历史反思教育使年轻一代德国人警惕爱国主义（patriotism），甚至给予其消极意义。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国家、民族和文化是任何个体自我认知的重要一部分。而他们正是在这样的割裂中长大。

他告诉我，也许一个普通观众只会轻描淡写地想到， “哦，那些邪恶的纳粹是德国人”；但当他观看时，他会经常想到：“啊，那也可能是我（oh that could be me）”——那些看守就像任何一个普通德国人。他们的吐字发音，说话的方式……一言以蔽之，他们的习惯（habitus）对他而言都是如此熟悉。特别地，由于是当代德国演员在表演，这种熟悉感就尤为明显。

于是，他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来将自己和那些纳粹军官区分开来，而不是一直想着“如果我生活在80年前，我也可能是他们中的一员”。

在听到这样的视角时，笔者着实有些惊愕。但这样的代入，这样的“恶意揣测”，这样的自我反思，难道不正是我们需要的吗？大屠杀究竟离我们有多远，这正是此类影片应当激发的思考。

同我一样，J也认为Klaus并非一个简单的艾希曼式的“平庸之恶”人物。一方面，艾希曼究竟是“平庸之恶”，还是在法庭上精心扮演这个人设来给自己减罪，还很有争议（一些研究指出，艾希曼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另一方面，对“平庸之恶”的字面理解可能以“平庸”的动机遮住了对更丰富多元的动机的探讨。正如当年德国盛行的不仅是反犹主义（anti-Semitism），而是与诸如“让德国再次强大”的民族主义等思潮合流。

对“平庸之恶”的探讨应该指向《纽伦堡的审判》里提出的那个残酷又经典的问题——“你作为一个人对群体性罪行有责任吗”？而现实好像是，随着《朗读者》等电影使“平庸之恶”这个概念为人熟知，观众越来越倾向于给予同情。

这是有生理基础的，认知科学的一些研究显示，人们对于直接关涉自己的、具体的、在眼前的苦难的感知力，强于对间接的、抽象的、远方的苦难的感知力，即使后者在数量和恐怖程度上更高。

典型的例子是，在经典“电车实验”里，选择“按下按钮”而救更多的人，比“将一个胖子推下月台”而救更多的人，更易为人接受。而在电影里，由于电影靠一个故事、几个人物来驱动，聚光灯下人物的闪光点和弧光就会更为耀眼和激发共情。

因此，《波斯语课》的严谨之处在于，它并没有滥用人们的同情心和感知力。尽管拉斯·艾丁格精湛的演技让Klaus时而显得腼腆羞涩，当他在野餐上重拳殴打Gilles时，当他为救回Gilles而拔出手枪威胁负责运送的军官时，当他沉醉地放声朗诵自己用“波斯语”写出的诗歌时而窗外是人间炼狱时，当他以为出逃在望而洋洋得意宣称自己未沾过血时，他的虚伪、残忍和对暴力的崇拜都隐隐可见。

心理学家Jonathan Haidt有研究指出，相比理性，直觉更能敦促人们做出道德判断。他的实验显示，受教育程度高者相对于受教育程度低者更倾向于理性化（rationalize）自身行为。

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为何寻常人都能将心比心遵循“不可杀人”这样的道德律令，而海德格尔等哲学家却不免和纳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许多哲学家在反思大屠杀的惨剧时指出，大屠杀不是现代性的反面，而恰恰正是现代性的产物。机器的创造和大规模应用将人类从维持生存的劳作中解放出来，亦让人自身成为机器的一部分，这便是异化。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波斯语课》的切入点——语言才显得匠心独运。语言和文化正是这种工具理性的反面。它们始终逃脱理性的捕获。一门语言是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要求先将熟悉的世界和身份搁在一边。

于是我们看到Klaus在说“波斯语”时仿佛换了个人，变得温柔、羞涩和富有同情心。这不仅是因为“波斯”二字代表的神秘东方、古老文明等一串关键词引人浮想联翩，而是另一种语言对人类认知的驯化。它要求人们跨越边界，敞开自我，进入另一个世界。

因此，在《波斯语课》的结尾，当Gilles眼含热泪，缓缓背诵出2800个名字时，我们才会和影片中的人一起热泪盈眶——那里，2800条生命不是数字代号，不是可被精确计算出价钱的劳动力和生物能（人们进入集中营后，不只是贵重物品被剥夺，而是头发、指甲和牙齿都被收集用于工业生产），而是独特的生命体验。

用语言铭记，这正是文化的意义——铭记他们也曾存在，他们也正是我们。

（首发幕味儿微信公众号）

“人孰无良知乎，独有不能致之耳。”——（明）王阳明

犹太籍的“Gilles”，生于二战的乱世，在纳粹德国灭绝犹太人的政策下，他在法国不幸被抓获。幸运的是，他凭借自身的聪明，在数百万死难的犹太同胞中，努力的活到了德国战败。

以半块面包换得了一本绝版波斯语书籍，成为了他的护身符。他谎称自己是波斯人，刚好德国军官，一位食堂主管需要一位波斯语老师，他这个半路出家，尚未来得及剃度的假和尚，为了活命，不得不现编现卖，念起了独创的"假波斯语"经。

影片一开始，一辆载满了犹太人的卡车，行驶在周遭冷寂的山路上，在德国士兵将这些普通犹太百姓赶下车之后，毫无征兆的，忽然对着下车的人群进行了机枪扫射。刚刚还在为一口吃而拼命的那些活生生的人，瞬间躺倒一片，再不必担心肚饿。

在屠杀还未开始之前，一位车上的年轻人，用一本绝版的波斯语书籍，向“Gilles”换了半块面包。一个情节，交代出了战争发生以后，旧有的价值体系被打破。什么古董珍玩，赶不上一份能填五脏庙的口粮来得实在。

被打破的不仅仅是旧有价值，还有人本身。

如何消解人本身的意义，打破人类群体自身与生俱来的同理心，使其异化和物化，答案是让他的名字消失。所有进入集中营的的犹太人，第一件事就是排成长排去领取一个号码，缝补到自身的衣服上。从此以后，他们就变成了一串数字，一个无名无姓，不被以常人对待的“行尸”。

监狱里，用的是同样的办法，这样做不仅仅能够令施暴者心安理得，盲目执行上级命令而不必受到内在良知的审问，同时也令被施暴者，更愿意放弃抵抗，成为任人蹂躏、随时待死的一串数字。

犹太裔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出了“平庸之恶”，那是她以《纽约客》特派记者身份来到耶路撒冷，参加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后，撰写出的五篇报告的结集。通过对纳粹屠夫艾希曼的了解和观察，她认为【平庸之恶】是每个人身上都会有的一种人性之恶。这种人性之恶是纳粹国家刻意塑造的结果，通过意识形态的输入，成功翻转了普通人头脑中的合法秩序，将谬误与恶意变成一种新式正义的基础，根植于脑海中，使其失去既有人格和独立思考能力，以自欺欺人、谎言和愚蠢，隔绝真相和现实。从而将自身罄竹难书的犯罪行为合理化为遵纪守法，护卫国家和作为军人严格执行上级命令的优良品质。

就像影片中的德国纳粹军官Klaus Koch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刽子手，他双手从未曾沾染鲜血，只是用充足的食物喂饱了其他刽子手们，再去杀更多的人。

然而，每一个纳粹罪犯，都只是放弃思考的惰性所导致的罪恶吗？他们在选择加入纳粹，并完全服从上级的任何命令时，难道真的没有个体的理性思考？

在整个犹太人被大量屠杀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有大量的犹太人参与其中，从权贵到平民都有参与。大量的犹太人被自己人出卖，他们为了获取自己独特位置去求存，成为了同胞大灭绝的帮凶，他们自觉帮助登记“犯人”名录，给同胞们分食，甚至帮助德军管理秩序。影片中的“Gilles”凭借着与德国纳粹军官Klaus Koch这种特殊的关系，他获得了某些优待，做着帮助登记犹太人名录和帮厨的工作。

我们当然可以以平庸之恶自省，却难以说犯了平庸之恶的人是缺乏独立自主思考。也许恰恰是个体的理性思考，使得绝大多数人自觉的走向了平庸之恶，并通过官方提供的整套扭曲的价值体系中，获得了个体责任的开脱。

人们为什么会走向平庸之恶呢？

有一句老话叫做“顺势而为，趋利避害”，当世道坏了的时候，正确的价值被主流扭曲，秉持着“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听从良知的人，是要付出代价的。有些甚至需要付出生命，有些却是会遭遇比死更可怕的境遇。

对人心和人性的洞察，使得统治者早早就明白，想降服众人，靠两样法宝“贪婪“与“恐惧”，唯其贪婪，以利诱之，使其成为爪牙；唯其恐惧，以血震之，使其不敢反抗。

在一部758页史诗级长篇小说《比利时的哀愁》中，雨果·克劳斯借由一位十一岁少年路易斯的视角，讲述了在二战期间，这位比利时少年从加入纳粹到最后反思自省，走出堕落的心路。是什么促成了他的成长呢？是鲜血，一位保有良知的尽责老师的命和无数的文学作品，唤醒了这个少年的良知。

影片中，是什么让“Gilles”从只关注自身求存，对同胞的遭遇漠视，到后来愿意为了营救一个意大利犹太哑巴而选择将生的机会留给他人呢？同样是一个人以命换命，震醒了他麻木的神经。这位哑巴的哥哥，为了避免“Gilles”假波斯人的身份被拆穿，杀了一个真正的波斯人，并站出来承认了。这位哥哥为什么愿意这样去做？只是因为“Gilles”在集中营这种极端境遇下的一分善心，拿了一份肉罐头给伤重的哑巴弟弟补身体。一部绝版书籍换半块面包，一条人命换一盒肉罐头。

真正看到过牺牲与流血的人，才会被那种长夜难眠的震撼激发出他人即自我的大爱，从而走出对个人私利蝇营狗苟的强求。

小时候，喜欢看大侠，看英雄，看强者气贯长虹，弘扬正义。

大了却知道，英雄的出现，必然是既有规则已无办法彰显正义，需要有人不计代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英雄汇聚的时代，往往不是太平盛世。

这英雄又有两种，一种是留他人的血，一种是留自己的血。可惜的是，前者多而后者少。纵观历史，追求千古一帝，万世之功，统统是以普通人的千千万白骨垒成，背后是无数母亲哭瞎的眼睛，在暗夜里幽幽的发着光亮。

所以对所有的宏大叙事，须得保留一分的清醒，睁眼看看那不世之功，究竟需要多少牺牲品去换得？

是机缘巧合，又或者冥冥之中，那些没有姓名的死难者，需要被记住被书写，以警醒权势者慎行，莫好大喜功。“Gilles”以2840个犹太受难者的名字，编就了一份“假波斯语”，成为了只有他和Klaus Koch彼此明白的语言。

当Klaus Koch日复一日的记诵，用优美而韵律十足的语言去书写诗歌的时候，一遍遍讲出的，恰恰是一一个在他眼前失去生命的犹太死难者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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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你知道的，我不写日记的。但凡写点什么，都像是写给你的。况且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下，我顾不上许多，只盼着战争早点结束，我就去德黑兰找你。 记得我们在街上碰见纳粹军的事吗，那个时候，你很害怕，我的肩膀分明地感到你的颤抖。我趁着人群拥住你，当时不知怎的，我很想笑，你比我小，说话办事感觉比我更像个成熟的大人。我知道你有见地，从未看过你有“不确定”的时刻。我也知道自己不是一般的神经质，在你这儿，我愿永远做个小孩儿。 我只是个厨子，你知道吗，只是人高马大一点，看起来像个真正的军官。还在厨房做小工的时候，有一次那些指挥官们要出去郊游，吩咐下来准备二十五个人的特色菜。我已经颇能独当一面了，当晚领班突然晕倒，我情急之下叫大家更换食谱，这才让他们军官有饭可吃。说实在的，我是有点得意的。可及至饭点，接到情报员消息，立刻转移，军官们已经撤走，看来哪里又遭到突袭。厨房里再次乱成一团，那些用精美的瓷盘，瓷壶，紫砂器皿装盛的佳肴，转瞬成了剩菜。我追着指挥官的后脑勺愣住了，他在受谁指挥呢？我第一次看到了某种“规则”，就是平日里我们死也要遵守的那些——只是一个空房子，这个房子被不断装满，腾空，装满，腾空，最后房子倒塌，仿佛什么也没有存在过。 在紧急转移的路上，我和同伴都身心俱疲，我死死盯着无名指上的戒指，极慢极慢地把它摘了下来。 有了军衔不久，我就在自己的办公室装了一面壁橱，里面屯满了肉罐，酒，面包...屯满了规则。 大规则是恨犹太人，小规则是爱肉罐。 是在监狱后面的树林里和一位老侦察兵谈话时萌生了战争结束后去德黑兰经商的想法。你离开之前我就知道你大概早就不做司机了，至于你现在何以谋生，我不得而知，但我想在你生活的地方开一家餐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二 周二上午，我刚听完女助理云里雾里的报告，士兵带过来一个自称是波斯人的犹太人。他当然是个犹太人了，不用“我觉得”，“说不定”，“有可能”...他就是。年龄会带给一个人这种用直觉判断的能力，就像我只是向那位林中的老人提起你，他便明白了，明白了一切，所以没有问。是啊，有太多问题，我们第一个应该先问自己，如果自己没有答案，那别人也没有。而眼前这位犹太人自称会波斯语，这让我一下子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我还是决定留他在身边。 每天晚上睡前复习波斯语时，最想念你。你懂词素，词根，词缀——那些规则，我不懂，有你来教我，我一定学更快。现在我先学单词，再学介词，后来连词成句，和扎雷对话时，倒也凑合。我问扎雷“我爱你”用波斯语怎么说？他咬着音向我示范。那一刻，我感到了语言的神奇。我们用另一种语言表达母语中最寻常的概念的时候，似乎会冲淡其中的压力，把里面的心情洗得很纯粹。“我爱你”就是“我爱你”，没有犹豫，没有期待回答。

三 你到底在不在德黑兰呢？我的眼睛钉在花名册上。“尤恩”是个多美的姓氏啊，“尤恩·扎雷”“尤恩·欧伊克”“尤恩·麦斯”......总之，你不在这上面。 宿舍风波后，扎雷明显虚弱很多。我知道他也在想办法逃出去，我要帮他。我想你也会支持我这么做的。 而我知道，他不会让我帮他的。 我们都有自己无法控制的，不能避免的，无论如何都要去的地方，一个人的命运也好，一场战争的走向也好。这是我们胜利或失败，离别或团聚的唯一原因。 可只要我说着我们的“共同语言”，我就用不着劝他，我只消说 “跟我走”，就比命令更好用。 否则他宁可死。你看他，穿着有犹太人标示的褂子，顶着都不属于他的名字，在尝试了一百种一千种活下去的方法后准备去死...你我就是这样走散的啊！ 我叫住了他。

四 扎雷和我的争吵让我清晰地回忆起我和你的争吵。原来我们终其一生都是在不停地学习“语言”，我们学习彼此的“语言”，从生疏，到熟练，到升华语言之中的含义，直到发现并不能真正的沟通——有谁是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吗？有谁是从一开始就是对的吗？ 尽管如此，那是这门“假波斯语”最后一次发挥作用。当我在机场被团团围住的时候，我接受了——不是我不该来，而是你不在德黑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