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这部片子翻出来,是因为翻到了过去的博客,看到06年的自己在深夜写下的这篇东西。在那个恰当的时刻,我遇到这片子,全身心沉浸在里面,然后在凌晨写下这些感受。文字当然稚嫩,心思也未必深,但重新把这篇东西贴出来,为纪念一次六年前的时光、灵感,不遏制的情绪,和至今不曾消褪的对艺术的爱。
2006年10月16日:
我又[能]看电影了。这个能,说的不是客观,是主观。
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看电影,也不喜欢跟人一起看电影,完全不耐烦。除非是特定的环境,比如影院,才基本不能让我分心。
心思游离在外。我想快速的跑,想急速的远离,不是坐着看。我恨自己不能在天色变暗之前想起一些事情。
可是我明明是一直坐着,看得越多越加重了这种不耐烦。
把肖申克复习了一遍。已经快十二点。无睡意。电脑里翻了翻,翻到下了很久的《Frida》。
深夜两点看完。真是一部非常非常优秀的片子。我放了在电脑里大概有半年之久,也完全没动它,看电影跟读书一样,不要勉强,某天突然动了心思,跟它完完整整渡过的时光才叫正经。
一开始写不出来,我要表达的十分之一。我最近一直无法写。甚至失去了写点儿什么的欲望。不过我知道这是一个好事。我希望越写越少,越写越简单,慢慢摈弃掉该消失的东西。很多事情有着同样的表面,却有着根本的分别。
我在两点十八分又重新开始看。在刚过去的的两个小时内它让我痛哭了数次。这是直抵内心的震动,片子里每一处都闪耀着痛苦与诗意叫人惊叹的光芒。
弗里达。看片子之前我不查找任何相关讯息,不去看任何评论,甚至连演职名单也看不太明白,都是南美的名字我猜想。说实话,在这之前除了她的画,我对她的人生一无所知。尽管我知道她在少女时期因为一场车祸导致脊椎和盆骨裂开,骨折,一根钢管掉下来直接刺穿身体,割破了她的子宫,这些使她终身都在忍受剧痛。我知道她活了下来,流产,有同性恋传闻,一生都纠缠在跟她的丈夫,画家diego的爱中。我几乎看过她每一张画,尽管是印刷的。不过这根本不算数,这些平常资料完全是在了解一个画家和欣赏她的作品之时要做的基本功课。 读过这种印在平面书本上的介绍文字跟了解某个人立体的人生根本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件事。
美术史或者美术鉴赏这种东西,其实就是好一场八卦同乐会。你需要了解一切,从源头到它的流变,从广义到狭义,从一个画家母亲的职业到它的第二任妻子的癖好……每一个关于艺术家本人的小八卦都可以帮助你理解它的作品。所谓艺术家思想的转变或者革新都是需要事件的发生和体现,所以批评家们努力从艺术的历史和个人的历史中寻找事件,来评判和定位他们眼中的作品。
有时候,这些奇怪地变成了跟个人喜好无关的东西。
回过来说这部片子。用了很多特殊的表达方式,使用了佛里达的作品跟画面交织在一起,为了更贴近一点核心努力的做着尝试。色彩热情明亮,音乐直至人心,精彩万分。女主角非常优秀,表达丝丝入扣,在细节处毫不让人失望,一直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我想这部分原因于她所饰演的弗里达本人。这部片子从女性的角度切入,所呈现的弗里达只是一部分的弗里达,作为一个女人的佛里达,关于她政治性的身份、墨西哥文化的身份只是简单的叙述,并不浓墨重彩。这使得如果你在看之前根本不认识弗里达也毫不影响这片子的表达力。
弗里达,这个墨西哥的女画家,我真的并不特别喜欢她的画,我热衷过的是像奥基芙那样的女人,用的色调柔和丰富,线条优雅妩媚,后期的冥想主题充满了简洁、内敛的平静气息,像一颗温和却有力地跳动着的色泽饱满的心脏。
而弗里达不,完全不。她看见她自己,她以无尽的力量去忍受爱和命运赋予的一切痛苦。是的,几乎所有的女性艺术家都善于从内来理解世界,来理解她所生存的意义,而生理和心理构造与女性完全不同的男人们是进攻的,外在的,他们征服性地来理解和诠释他们所存在的这个世界。弗里达特殊的人生使她这种自我感受更加深刻绝望,她的画全是充满了苦难,长期压抑后的痛苦释放。
无法描述这样一种感染力,当你作为局外人看见时,感到震惊,她用一种冷静的调子描述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疼痛,她使用最简单的平涂,绘上大量离奇荒诞的幻想,来解释和隐藏她无止尽的痛苦和伤口。如果痛而隐忍不发称为悲伤的话,那么奥基芙是个悲伤的画家。而弗里达的画里则充满了眼泪和鲜血,悲伤在这里已不足以解释她精神上的无助和荒凉。
片子中的她,既是个忠诚的妻子,又是贞洁的情人。还是最具挑逗性的女同性伴侣。而我清楚感觉,她所做的一切,只是因为diego从来不属于她的。也不是任何女人的。
你能否了解这样一种绝望。只有摧毁自己才可以被止疼。
唯有放荡自己,包括身体和才华,才能从那些伤痛里暂时得到一点点的解救。只有把自己往下拉一点,再拉一点,才会从负罪里得到一点点麻醉。
而才华的放荡,激起了最伟大的灵感和天赋,它们被运用来作为安慰剂。我常常想,伤痛的记忆这种东西是否是创作里相当重要的驱动力,有毒而如此甜美,对贫瘠的心灵频频招手。
她太勇敢,太忠于自己的伤口。所以我害怕看她的画,我并不是害怕看见痛苦的真相。
只是又一次证明没有任何一种能够被拯救。
爱,婚姻,天赋,热情,革命。理想。眼泪。都不是。
唯有死亡。那么多的荆棘鲜艳,血,骷髅。小猴子,美丽的湛蓝天空,巨型的仙人掌。焚烧。
人类总是只在死亡面前才如此真诚。
这多多少少让我有点儿厌倦。
我崇拜她
她的画像钢铁一样的坚硬。像蝴蝶翅膀那样的自由。像微笑那样动人。残酷的。。如同生活的苦难。
——diego
1925年9月的一个下午,一场小雨过后,一辆公交汽车在墨西哥城的街道路上慢腾腾地开着。几分钟后,这辆公交汽车进行了一次决定性的转弯,于此同时,对面驶来了一辆电车,“尽管驶得很慢,但好像是要故意制造一场车祸一样”,一头撞在公交汽车的车身上。
也许两辆车的司机都不知道,这次车祸创造了什么——当时年仅15岁,还是一名国立预科学校学生的弗里达•卡洛恰好坐在这辆公交汽车上。这一恐怖的撞击使得她的锁骨、脊柱、肋骨多处骨折;一根长长的铁条刺入腹部,进入她的子宫,最终洞穿了她的阴道——“我失去了贞操”,弗里达说。
后来的事实证明,弗里达不但失去了贞操,也失去了生育能力,从而将自己永远锁入深渊一般的孤独之中。车祸对画家身体的巨大改造充满了隐喻和象征——整整三个月,弗里达像具木乃伊一般被包裹在层层的白色石膏里。她疯狂地想念自由,想念健康,想念自己的情人阿莱詹德罗。久病卧床的状态一方面使得她彻底进入到一个私人的领域中,一个永远与孤独相伴的“此在”里;另一方面,她对世界的视角也发生了改变,在面对山川自然时,她往往乐意把它们看作是人类身体的一个部分,或者可以说,在她看来,人类身体的一部分就是自然。在那副给加利福尼亚园艺学家拉瑟尔•班克所作的画像中,这位微笑着的老人手植物绿色的枝叶,他的腿部变成了植物的根系,一直蔓延到地下好几米处,将躺在那里的一具骷髅紧紧包裹。
此时的欧洲,毕加索、马蒂斯、蒙克等一批画家已经确立了现代主义的地位,后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也已兴起,正在酝酿一场革命。达利在巴塞罗那举办了第一次个展,康定斯基的《几个圆圈》也已完成,远在墨西哥的弗里达,也从身体的阵痛中恢复过来,完成了她人生中第一副真正的画——《自画像》。弗里达以一个美丽但又脆弱的形象出现在这副画中,她穿着一件红色的天鹅绒外衣,伸了自己的右手——这个显得过于成熟的女人,好像一再地要去抓住什么。
一如评论家们日后一再确认的那样,早期的弗里达是一位地道的拉丁美洲画家,她的画作深受的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便是20世纪初同时作为文化和政治运动的“土著主义”(indigenismo),在技法上讲求细节的刻画,平涂的色彩,清晰可见的轮廓线条;在对待文化的态度上,希望艺术家植根于拉丁美洲本土文明,对其进行内省式的发掘和思考,继而运用于艺术创作中。这种本土式的文明不仅仅包括印第安文明,也同时包括西班牙人殖民后的更多多元的、混合的拉丁美洲文明。土著主义在文学方面的影响是显著的,凭借《总统之死》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便是土著主义的倡导者;在绘画方面,它最终推动了墨西哥的“壁画运动”,弗里达一生的爱人迭戈•里埃拉便是此运动的主力之一。
其次,弗里达从不掩饰对于祭坛画的喜爱和从中受益的事实。起源于殖民时期的祭坛画通常是一种对于灾难的记录,最后由于圣母圣徒弟的显灵,使灾难中的人得以拯救,画中不乏对灾难的残酷描绘,然而手法却真实、冷静而不动声色,令观者无不为之震动。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在超现实主义先驱布列东看来,在不但在时间上具有令人惊讶的超前性,更在空间上具有对生与死的思辨,和对人类肉身内外关系的超验体验。
我相信有这样一个共识,对于传统的反叛必然来自内部而非外部,必然来自熟谙个中门道的专业化人才,而非沽名钓誉的鸡鸣狗盗之徒。弗里达自身画风的确立,并不是对现实主义一次贸然的反动,亦非对于超现实主义等新思潮的盲从,而更多地来自一种“内发性”的生成。在弗里达的画在巴黎巡回展上,包括布列东,杜桑,毕加索等人不出意料地为之倾倒。布列东激动地称赞弗里达为“自发的超现实主义者”,而弗里达——这个来自于拉丁美洲,一片永远游离于文明的欧洲中心之外,被政变和涂满赭色颜料的混血儿占据的大陆的女性,也被毫无质疑地划入到超现实主义的浪潮中去。布列东对弗里达的推崇甚至扩展到了整个墨西哥,与其说墨西哥是美国充满悲剧色彩的邻居,或是诸如托洛茨基等人遥远而迷幻的政治避难所,作为一个欧洲人,他认为,至少在艺术上,墨西哥早就已经是“超现实主义的温床”了。
正如桑塔格所说,每一种艺术风格都体现着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选择。弗里达本人并不苟同布列东的“超现实主义”理论。“我真不知道这些画算不算是超现实主义的,”她说,“但我肯定,它们是我最直率的表白。”
这个令人颇为尴尬的分歧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与欧洲的超现实主义不同的是,弗里达的画面中出现的超自然意象(如同《受伤的小鹿》里人头鹿身的动物,《水所给予我的》当中出现的火山、血液、尸体、奇异植物共处一室的场面等等等等)届来自于弗里达个人的“知识构成”。这个知识构成极其复杂,裹挟着古代墨西哥的巫术、印第安人的传说,阿兹台克人的祭祀仪式,以及太阳神神话等等“元知识”,它们最终一并组成了作为审美而存在的画家世界。然而欧洲的超现实主义者,则更多为了反抗西方社会的理性与逻辑,试图由非理性的、荒谬的、无意义的表达来进入现代人被焦虑、恐慌充斥着的最深层内心世界,颠覆传统。
对于风格的不同理解,显然造成了更深层次的文化上的误读。同样的情况在马尔克斯身上也发生过。当被问及有关自己作品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元素之时,他显得不屑一顾。“我从来不觉得自己的东西是什么魔幻现实主义,他们都是真实发生的。”
即便是布列东等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窥破了欧洲帝国主义的幻象,继而在这一传统中四处碰撞,希望造成文化上人为的“错位”,但我们悲哀的发现,和弗里达不同的是,直观地来看,他们的艺术给人的往往是更加破碎的意念,更为令人不快的感官体验,在这个层面上,如同陈平原在评论李贽时所说的那样,一旦“反传统”成了一种新的“传统”,其负面价值就出来了。这种狂飙突进的思想甚至经由几个疯狂的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改头换面进入政治领域,进入公共生活领域。我并非在夸大他们的功效,但事实确实,在此层面上,很多20世纪后期的政治运动,显得充满了迷幻的超现实主义色彩。
更令人不安的是,布列东的称赞,背后隐含着的是一套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话语体系了,即,几百年以来对于拉丁美洲及其艺术的偏见。这套偏见植根于帝国主义政治话语,与其所辐射于四海之内的文化范式、意识形态一道,在巨大的空间内进行物理上的扩张,继而在日后无比漫长的岁月中,以其宗主国的身份,以其白人的身份、上帝的优秀选民的身份,对所有的“他者”进行不屑的扫视、充满欲望的注视、严苛的审视。本质上讲,布列东的态度和萨义德书中一位美国知识分子说的“给我看看祖鲁人的托尔斯泰”那种傲慢的自负如出一辙。对这套话语,我想萨义德已经说得够多。与他幻想中的阿拉伯世界不同的是,拉丁美洲这片饱受摧残的大陆,在西方人眼中始终都是人类文明的“边缘者”。这是这片大陆一直以来所承担的苦痛。1928年,秘鲁诗人巴列霍在巴黎街头流浪时,用诗句写下自己的体验:
我出生的那天
是上帝生病的日子
那天,他病得很重
对于这些艺术家来说,在文化上受到的排斥,可能要比局促的生活更令人苦恼和绝望。布列东的称赞恰恰使得自己先入为主的评判身份暴露无遗,同时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拉丁美洲的艺术一直以来被所谓“西方正统”视作劣质模仿的事实,在这个事实前提下,出现一个弗里达这样的人物,无疑让他们感到震惊的。
相反,这种偏见催化了拉美艺术家一方面转向更为深刻的内在化,另一方面倾向于自身的沉积,礴发,转变,直至确立最后的独特风格。正如每一个人看到弗里达的画后,都会为其诡谲的风格、画作中对生命的思考所深深感染一般,我也依然清楚地记得阅读博尔赫斯时感到的整个认识体系受到严峻挑战时的悸动。当然,作为观看者的我们同样也是以一种持续的、新奇的视角,然而意识到以下一个观念是很有必要的,这一点出现在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中:
“……我们正在讨论的文化属性之构成不是由于它的本质特性(虽然它长久的魅力来自于它的本质),而是要把它当作一个有对位形式的主体。”
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画家,“弗里达”这个名字意味着实在太多。她的文化上的自觉令人赞赏,对于墨西哥炙热的爱更令人坚信不疑,但这似乎并不足够,因为更重要的是,她对于整个拉丁美洲艺术的地位有着重大的意义。
当我们回归画作,一再发现她如此痴迷于自我,死亡,灾难,孤独等一系列主题之时,又会为她画中所体现出的现代性的院所所震撼。在那里,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她从自己的身体中分离出来,面对着画中的自己;她的器官悬置在空中,旁边伤痕累累的身体,像是刚刚经历了一次暴行……我相信,无论是创作它们,还是欣赏它们,这种非理性的,超自然的体验都不啻是一种“极限体验”,而在此中发现个人的存在,可能正是画家所希望的,也一如尼采所倡导的那样:艺术崛起于自然之侧,为的却是超越它。
1978年,弗里达的画在美国巡展,所到之处多是赞誉之声,一时间,一切文化上的意识形态上的隔阂似乎都因画作的卓越而不复存在。距离画家死去已有二十多个年头,面对已有的,进行中的,未来的阐释和不断阐释,似乎总是有一种可以为之增设的错落感,为人们供给那取之不竭的阐释欲望:一如自己的一处私密的好去处被发现一般,就那样令人失望地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里。然而弗里达会如何在另一个世界里溘然地观望着这一切,然后吃力地回到画室,用尽最后一笔墨色,来涂抹掉这一切令人心碎的谵妄呢。我终究还是困难而徒劳地想象着这一切。
我终于看了Frid 了 。两个月以前。这让我想起,斯蒂文生夫人芳妮的传记来。传记的作者前言中说,他第一次看到芳妮是在一家书店里。芳妮刚一进来,就引起人注意,和骚动。芳妮竭力想不引人注意,低着头低声的和迎上来的店主交谈。她的个子很小,但是她的穿着非常大胆和引人注目。她在脚腕上系了一朵很大的鲜红的花,在篷起的裙摆下露出来。她走过的时候有纱摩擦而发出的细细簌簌的声音。 作者写道 她让人想起某种热带雨林生长的藤蔓而鲜艳的植物。Frid 让人有同样的联想。在最后Frid要求火葬,希望大家快乐,而她绝不想再回来。我想我若是Frid也会这样,烧到不留有点残渣,而决不要 再回来。这是怎样的人生啊!这究竟是她本人还是因为命运?像她这样的人不知道后退,只决定往前,坚决和彻底。这必然会这样。因此在看着火烧成灰烬的时候,我们决定选择安稳的日子,妥协那又怎样?退步哪又怎样?我们没有这么勇敢。对于这样的苦难我们感到害怕,对于燃烧我们拒绝。
看Frid 的画是令人无法忍受的,而经历过那些痛苦人看这些画的时候,那会怎样? 是想立刻回头的悲痛欲绝...
-看Frid的得益是,你无法做到,你选择的是退步之后的平凡和安稳。
Frida Kahlo(1907-1945)
电影《弗里达》,女导演拍一位女画家,再加上女配乐,都是女性,让我充满期待。
导演将超现实与蒙太齐,绘画与现实结合得十分完美。一场惨烈的慢镜头车祸、一个从画面上走下来婚礼、在纽约飘雪的窗口,窗口上飘着弗里达的长裙。心碎时剪掉头发,镜中人画中人。她在死去时的烈焰中如长了翅膀,终于丢掉了破碎的身躯,猎猎起飞。
片中充满浓郁的南美风情,人声鼎沸的弗朗明高小酒馆,热烈的舞蹈,长者沙哑的歌声。蓝墙红门的庭院,孔雀在镀步。还有班德拉斯、爱德华·诺顿的客串。都是惊喜。
车祸之前,她本不会画画。但是天生野性热烈、豪放自信。躺在床上,痛苦她在满身的石膏上画满鲜艳的蝴蝶。奇迹般她站了起来,决心养活自己。这是她的第一幅自画像,静静地放在台阶上,吸引了里维拉。那一回头,就决定了一生。
此片又译为《挥洒烈爱》,的确是个不二的爱情故事,她对里维拉说,我一生的二次灾难,除了车祸,就是你。她把他画在自己的眉心,同时滴下大滴的眼泪。她把他婴儿般地抱在胸口,也躺在他身边鲜血淋淋。
对爱情的要求是忠诚,不管有没有外遇,但心要彼此忠诚。虽然她为之伤痕累累,但是她还是幸福的,拥有真正的爱情、同道、朋友。两次与同一个人结婚,25年的爱情。比之卡蜜儿·克劳黛,罗丹的情人,她是多么幸运。她不但成就超越了丈夫,也得到丈夫由衷的嘉许,而卡蜜儿却疯狂而死。命运,与遇到的男人有关,也与自己心态有关。她的坚强与魅力真是难有匹敌。
假如没有车祸,没有比车祸更甚的爱情,也没有她撼世的杰作。伤痛成就了她。她不得不画,画她的内心,画她的伤口,画是她唯一的快乐和排遣。一生都和痛苦作战,她不知道不痛的滋味。正因如此,比常人更加明白什么是幸福。
她的一生传奇,动过三十多次手术,有过婚姻,流产。吸烟、酗酒、画画、唱歌、跳舞。还有异性恋,忘年恋。与六十多岁的托洛斯基有过恋情,1937年,她为他的生日送了一幅自画像。
穿上男装,她英气逼人。身着长裙,婀娜多姿。躺在床上,仍然盛装,繁复的发饰,鲜花簇顶,长裙摇曳,披肩流苏,项链吊坠,大红大绿,就像率情浓烈刚直又妩媚的她。今天,她的趣味仍是时尚的潮流,被服装设计师所模仿。
http://www.blogcn.com/User3/annelike/blog/22013040.html这是萨尔玛·海耶克为《纽约时报》撰写的文章,记叙了自己被韦恩斯坦骚扰、霸凌的经历,其中有大量内容发生在此部影片拍摄期间。以下为原文——
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是一个充满热情的电影狂人,一个冒险家,一个电影才俊的资助人,一个慈爱的父亲,也是一个恶魔。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就是我的恶魔。
今年秋天,记者通过不同的渠道,包括和我关系亲近的朋友艾什莉·贾德(Ashley Judd)找到我,让我谈谈我生命中的这个片段,它虽然痛苦,但我自认为已经能平静对待。
我曾经给自己洗脑,让自己觉得这件事已经结束了,我熬过来了;我借口说揭发恶魔这件事已经有足够多的人参与进来,由此逃避发声的责任。我认为我的声音不重要,也不会带来什么改变。
实际上,我是想为自己免去向亲人解释几件事的挑战:为什么当我不经意地提到我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曾遭哈维霸凌时,我没有说出一些细节。以及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对一个伤害我如此之深的人热情友好。我曾为自己宽恕的气量而感到自豪,但事实不过是我羞于描述那些已经被我遗忘的细节。这让我怀疑,我生命中的那个篇章是否真的翻过去了。
当这么多女性站出来描述哈维对她们做过什么时,我不得不正视自己的怯懦,并低头接受一点,即我的故事虽然对我很重要,但它不过是悲伤和困惑的海洋里的一个水滴。我以为到现在,没有人会在乎我的痛苦。这也许是因为我多次听到别人,尤其是哈维,说我什么都不是。
我们终于意识到了一种已经被社会接受的恶。它侮辱和羞辱了无数像我一样的女孩,因为每个女性心里都有一个女孩。那些有勇气说出来的人鼓舞了我,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它选出了一个被十多名女性指控性骚扰和性侵犯的人作总统,并且我们都听到,他说有权势的男性可以对女性为所欲为。
不会再这样下去了。
从学生到墨西哥肥皂剧明星到几部美国电影里的临时演员再到有机会参演《亡命之徒》(Desperado)和《傻爱成真》(Fools Rush In),这跌跌撞撞的14年里,哈维·韦恩斯坦成了一股让原创内容成为主流的电影潮流中的魔法师。与此同时,一名墨西哥女演员在好莱坞谋求一席之地是不可想象的。尽管我已经证明他们错了,但我依然什么都不是。
让我决心追求事业的力量之一是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的故事。在墨西哥壁画的黄金时代,她愿意画谁都看不起的那种亲密的小画。她有勇气在不理会质疑的同时表达自己。我最大的志向就是讲述她的故事。描绘这位非凡艺术家的生平,并以打破成见的方式展示我的祖国墨西哥,成了我的使命。
韦恩斯坦帝国,即当时的米拉麦克斯(Miramax),成了品质、精良和勇于冒险的同义词,是复杂、叛逆的艺术工作者的港湾。它们正是我眼中弗里达所拥有的,也是我渴望具备的特征。
我已经开始了和另一家公司合作拍片的旅程,但后来,我奋力把它收回,交给了哈维。
我通过与导演罗伯托·罗德里格斯(Roberto Rodriguez)和他当时的妻子、制片人伊丽莎白·阿韦兰(Elizabeth Avellan)的关系,对哈维有些许了解。我和这对夫妇合作过几部电影,他们把我带进了他们的圈子。当时对于哈维,我只知道他充满智慧,是一个忠于朋友和家庭的男人。
按我现在的了解,我怀疑是否是由于我和他们——以及和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的友谊才使我免遭强奸。
我们最初的协定是哈维向我支付已经完成的作品的版权费用。作为一名女演员,我将获得的是美国演员工会(Screen Actors Guild)最低薪资再加10%的报酬。作为制片人,我会得到一个还没有确定是什么的职衔,但没有酬劳。这对于90年代的女制片人来说并不少见。他还要求我签署了一个与米拉麦克斯影业另拍几部电影的协议,我以为这会奠定我女主角的地位。
我不在乎钱。能与他和这个公司一起合作我已经非常激动了。我天真的以为,自己梦想成真了。他认可了我生命中那之前的14年。他也给了我——这个无名之辈——一次机会。他同意了。
我没有想到的是,后来会变成我对他说“不”。
对他晚上任何时候来敲门都要说不,一家家酒店,一个个地点,甚至还包括一个他都没有参与的电影拍摄地点,他都会突然地出现。
对与他一起洗澡说不。
对允许他看我洗澡说不。
对允许他给我按摩说不。
对允许他赤身裸体的朋友给我按摩说不。
对允许他给我口交说不。
对让我与另一个女人一起脱掉衣服说不。
不,不,不,不,不……
每一次拒绝,随之而来的都是他马基雅维利式的愤怒。
我想,他没有什么比“不”这个词更憎恨的东西了。他荒谬的要求可以是半夜给我打来一个暴怒的电话,要我炒掉我的经纪人,因为他们对另一个客户的另一部电影起了争执,也可以是在威尼斯电影节上动手把我拽出了致敬《弗里达》(Frida)的开幕仪式,只为了让我与他参加他的私人派对,派对上还有一些我本以为是模特的女人,后来我才得知她们都是高级妓女。
他的说服手段可以是甜言蜜语,也可以像那次在愤怒的攻击中说一些可怕的话,“我会杀了你,你别以为我做不到。”
当他最终相信我不会以他期望的那种方式争取这部电影后,他告诉我,他已经把我的角色以及我研究多年的剧本给了另一个女演员。
在他眼中,我不是一个艺人,我甚至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件物品:我并非什么都不是,我是一具躯体。
到了这一步,我只能寻求律师的帮助,我没有将其起诉为一起性骚扰案件,而是指控为一起“恶意”案件,因为我在这一部电影上花费了大量心血,而他从未有过拍摄或卖给我的打算。我试着将电影从他的公司里拿出来。
他声称,作为一个女演员,我的名气不够大,并且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制片人。但他给了我一张不可能完成的、期限紧迫的任务清单,在我看来,这是他为了摆脱法律责任。
1. 重写剧本,且无额外报酬。
2. 筹集1000万美元制作资金。
3. 请到一位顶尖导演。
4. 为四个较小的角色选用著名演员。
令很多人——尤其是令我自己——十分惊讶的是,我做到了。这要归功于这群前来拯救我的天使。其中包括数次重写出精彩剧本、却遗憾地从未署名的爱德华·诺顿(Edward Norton),还要感谢我的朋友、首次担任制作人的玛格丽特·佩兰琪奥(Margaret Perenchio)提供了资金。还能有才华横溢的茱莉·泰莫(Julie Taymor)同意执导,从那以后她就成了我的坚强后盾。其他的角色,我召集了我的朋友安东尼奥·班德拉斯(Antonio Banderas)、爱德华·诺顿,和我亲爱的艾什莉·贾德。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说服杰弗里·拉什(Geoffrey Rush)的,当时我们几乎还不认识。
现在,哈维·韦恩斯坦不仅受挫,还要拍一部他不想拍的电影。
讽刺的是,在我们开拍后,性骚扰就停止了,但愤怒在累加。几乎在每天的拍摄中我们都要为反抗哈维而付出代价。有一次,在一个采访中,他说我和茱莉是他见过的最狠的母老虎,我们就当作是称赞了。
拍到一半时,哈维出现在片场,他抱怨弗里达的“一字眉”。他坚决要求我去掉弗里达瘸着走路的特点,还痛斥了我的表演。然后,他让房间里的人都出去,除了我。他对我说,我唯一有价值的就是性感,而那部电影毫无性吸引力。所以他对我说,他要停拍那部电影,因为没人想看我演那个角色。
这对我来说是沉重的打击,因为我承认,我迷失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迷雾中,想让他把我当成艺术家:不仅是一个出色的女演员,还是一个能找出引人入胜的故事、能用新颖的方式讲述它的人。
当时,我一直希望他会承认我是一个制片人,除了能完成他的要求,还能主导剧本,获得使用那些油画的授权。我与墨西哥政府协商,与所有必要的人协商,得以在之前没有任何人用过的地方拍摄,包括弗里达·卡罗故居以及卡罗的丈夫迭戈·里韦拉(Diego Rivera)的壁画。
不过,所有这些似乎毫无价值。他唯一注意到的就是,我在这部电影里不性感。他让我怀疑自己能否称得上是一个演员,但他从未能够让我相信这部电影不值得拍。
他提出了一个继续拍摄的条件。如果我同意和另一个女人拍一场做爱的戏,他就会让我拍完那部电影。他要求正面全裸。
之前他就一直要求更暴露一点,性爱场面多一点。之前有一次,他想让艾什莉·贾德饰演的蒂娜·莫多蒂(Tina Modotti)和弗里达在跳完探戈之后做爱,朱莉·泰穆尔最终说服他以一个吻代替。
但这一次,我很清楚,如果我不通过某种方式满足他的性幻想,他永远不会让我拍完这部电影。没有谈判的余地。
我只能同意。到那时,我已经在那部电影上投入了很多年时间。我们已经拍了大约五个星期,我说服了那么多有才华的人参加。我怎么能浪费掉他们的杰出工作?
我请了那么多人帮忙,我感受到交出作品的巨大压力,以及对所有相信我并追随我做这件疯狂的事的人的感激之情。所以我同意去拍那场毫无意义的戏。
那天,我到了片场,去拍那场我认为能拯救那部电影的戏。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精神崩溃了:我的身体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呼吸急促,我哭啊哭啊,停不下来,好像在往外吐眼泪。
由于周围的人都不知道我和哈维之前发生的事,所以他们对我那天上午的挣扎感到非常惊讶。不是因为我要和另一个女人裸体相对。而是因为,是哈维·韦恩斯坦导致我和她不得不裸体出镜。但那时,我不能对他们说出这些。
我心里知道自己必须这么做,但我的身体不停地哭泣和抽搐。等待拍摄一组静态剧照时,我一度开始呕吐。我只好服用镇静剂,它最终止住了我的哭泣,但却加重了呕吐。所以你可以想像,这并不性感,但那是我能撑过那场戏的唯一办法。
等到影片拍摄阶段结束时,我的情绪已经太糟,于是并没有太多参与后期制作。
哈维看完剪好的电影后,说它不够好,不能在影院上映,他要把它直接做成录像发行。
这一次,朱莉不得不独自跟他抗争,让他同意,如果我们试映得到80分以上,就可以在纽约的一家影院放映。
只有不到10%的电影在首次放映时能达到这个分数。
我没去参加试映。我焦急地等待结果。影片得了85分。
我听说哈维再次勃然大怒。试映结束后,他在影院的大堂里对着朱莉怒吼。他把一张记分卡揉成球,扔在她脸上。纸团打中她的鼻子弹开。朱莉的男友、这部电影的编曲艾略特·戈尔登塔尔(Elliot Goldenthal)挡在她身前,哈维对他进行了暴力威胁。
哈维平静下来以后,我鼓起勇气给他打了电话,要求他在洛杉矶的一家影院里也放映这部电影,这样加起来总共两家。他没太刁难就同意了。我不得不说,他有时友好、风趣、机智——但问题是:你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什么样。
几个月后,到了2002年10月,这部关于我的英雄和灵感之源的电影——这位有着一字眉和瘸腿的墨西哥艺术家在世时从未真正获得认可——这部哈维从未真正想拍的电影,让他获得了无人料及的票房成功,尽管没有得到他的支持,影片还是让他收获了六项奥斯卡提名,包括最佳女演员奖提名。
《弗里达》最终让他赢得了两项奥斯卡奖,但我始终没有看到任何快乐。他再也没让我主演过电影。根据我和米拉麦克斯公司最初的协议,我在那些不得不参演的电影中都是演些次要的配角。
多年以后,我在一次活动中碰见了他,他把我拉到一边,跟我说他戒烟了,犯过一次心脏病。他说他恋爱了,娶了乔治娜·查普曼(Georgina Chapman),还说他跟以前不一样了。最后,他对我说:“你在《弗里达》中的表演很好;我们拍了一部很好看的电影。
”我相信他的话。哈维永远不会知道,这些话对我有多重要。他也永远不会知道,他对我的伤害有多深。我从未让他看出,他让我感到多么恐惧。在社交场合看到他时,我会微笑,努力想着他的优点,对自己说,我在作战,我赢了。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女性艺术家这么有才华,却必须通过作战才能讲述我们的故事呢?为什么我们必须拼命抵抗才能维护自己的尊严呢?
我认为,这是因为作为女性,我们在艺术上被贬低到了不堪的地步,电影业不再努力去弄清女性观众想看什么,女性想讲什么故事。
前不久的一项研究显示,从2007年到2016年,只有4%的导演是女性,而且她们中80%的人只得到了拍一部电影的机会。另一项研究发现,2016年,大片中的台词只有27%是女性说的。人们想知道,为什么没有早点听到我们的声音。我想,这些统计数据说明了一切——我们的声音不受欢迎。
除非我们的行业实现男女平等——男性和女性在所有方面都有同样的价值——我们的社区将继续成为性掠夺者的乐园。
我感谢每一个聆听我们经历的人。我希望,通过把自己的声音加入那些最终发声的人的合唱中,将会有助于弄清,为什么这么难,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等了这么久。男人之所以性骚扰,是因为他们可以。女性直到今天才发声,是因为在这个新时代,我们终于能够发声。
完美之作。炽热的一生
非常拉美式的人生,想起马尔克斯,略萨和科塔萨尔,风格诡谲,情绪激烈。弗里达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女儿,非虚构的拉美大陆都在她眼睛上。
太棒了,我爱这个女人
迭戈不停搞女人包括妻子的亲姐姐;迭戈冒风险将流亡的托洛斯基安置到岳父家,托却搞了他妻子;男性就是这样的,性是性,爱是爱,不含糊;而女人却不同,女人将性与爱视为一体且对男人报以同样的期待,于是纷争不断。
弗里达就是最艳红的那朵花,根部可以被捣毁,但那种由衷的原初的绚烂,可以盛放到极致。那么多那么大的苦难与孤绝,全被她别出心裁地封印在画作上。她是凌然于时代的存在,对画画,对生活,对美,对爱,念念不忘,又云淡风轻。电影把那种繁花怒放的形态与过渡表现得极好,每个演员都如此有神。
Frida Kahlo:“我画自画像,因为我经常是孤独的,因为我是自己最了解的人。”
连眉的女人从中国的面相学上是刚强,执拗。弗里达和潘玉良在我的艺术长廊中是成双入对的存在。她们令人咋舌的经历和对女性身体的笔触总令我慨叹在风云诡谲的时代,天才也是出双入对,相映成趣。不可避免,天才的女性总要在爱情中不断的换血,好像上天把女性的生理和心理做了一套雷同的规划。
动人之处在于,Chavela Vargas年轻时候曾与Frida Kahlo有过一段情,而Frida已逝,Chavela已经暮年的时候,她又出现在她的传记片中为她唱歌。
声色之盛宴,唯独与艺术无关。
她的人生一点都不惨好吗,别把她写的那么惨,她爽的不要不要的!和灵魂伴侣结婚,从内到外搞所有迷人的女人,连他妈出个轨都和享誉世界的革命家出,痛和爽都是渗入骨髓的,谁不爱她!她简直是幸福死的!
电影就像拉丁美洲的狂放风情画,在激情的弗拉明哥配乐中感受着超现实的魔幻气息。Frida,像蝴蝶一样一次次撕开自己的蛹的左派女性,对她来说生命就是一团爱恨浓烈的火。但愿永不归来,但愿离去是幸。
同病:我生命中的两次事故,一个是车祸,另一个是认识了你。
美化了弗里达的一生 其实她要疯得多了
“她的作品讽刺而柔和,坚硬如钢铁,脆弱如蝶翼,欢欣如醇酒,悲伤如苦难。”她的一生都被艺术、苦难、性、政治、情感所占据,但愿离去是幸。出色的后现代摄影、美工与特技,和弗里达那些惊心动魄的画作一样美。
今天才知道,海耶克在拍攝這部影片的時候遭到Weinstein性騷擾,拒絕後,被強行要求加全裸女同戲。全劇組不知情,看到海耶克突然要求拍裸戲都震驚了。此後,由於合同在身,海耶克拿不到任何主角和好作品被報復。曾感嘆她的Frida是曇花一現,現在才知道或許我們誤會了多少「曇花一現」的女演員呢?
她房间里居然还有毛泽东画像=。=
“婚姻至多是一种幸福的错觉,两个真心相爱的人对之后的互相折磨一无所知。但是当两个人意识到这些后,仍然义无反顾地彼此面对并投入婚姻,我就不认为这是保守和妄想的,我认为这是激进、勇敢且极度浪漫的。”
关上一扇门,或许在某处又会打开一扇新的门。可谁又想到新的门在岁月的流逝中又一次被关上了。但是她却热烈而努力得活着,爱着,并不长的几十年生命里好像一直在燃烧着。离开的时候,她应该是幸福的。她等到了画展,等回了她崇拜又爱了一生的男人,即使不能行走,她却能够告别痛苦,真正飞起来了。
红色与它的补色,浓烈,俗艳,野性。囊括自然界内所有原始性的个体,激情又矛盾。放荡生活,龙舌兰宴会席间可以高歌粗鄙的歌曲。男人或者女人任何美丽的事物都值得你去爱。大跳探戈,狂暴的时候最美。其细节的真实性给人以强大的冲击力和紧张感。原生的特质,蕴涵着文明人所不可能具有的力量和勇气。
最后一幅火焰中的葬床美极了。西班牙语的音乐、和从不畏惧行动的主人公使影片充满活力。和卡蜜儿的故事相比,弗里达更果敢、勇猛、豁达,她虽也有悲情、但终究跳脱于此。托洛茨基在影片中也有所展现,使此片更具传奇性。共产主义革命激情与独立女性生命疼痛铸就的画作,是本片节奏和色彩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