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者的行进

其实一开始知道这部剧是因为中岛美雪献唱本部剧两首ED《线》《命的别名》，但是当我真正看这部剧的时候，才真的体会到这首歌和电视剧的高度适配。

本作的氛围非常压抑，主要讲述的是社会中的边缘群体——竹上工厂中的智力残障人士，土屋爱丽丝这样的校园格格不入的人等人的故事。残障人士因为残障在学校备受欺凌，被家里视为累赘，送去竹上的血汗工厂——这里面有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弥散到全社会的“监狱体系”的影子。精神病、犯人、残障人士等社会不安因素被送到监狱之类的地方进行劳动改造，加强利维坦对社会的控制。在竹上的工厂中，最多的是各种形式的体罚，甚至还有竹上本人对妙子的强——他将自己对妻子红杏出墙的愤怒发泄在无辜的小女孩身上。而里面为数不多的正常人，工厂监督间中，虽然经常阻止竹上和他的侄子的暴行，却因为在工厂里的地位不稳有时选择明哲保身（虽然他很努力地保护残障人了）。在工厂外，叶川桃一直在努力帮助这些残障青年学习音乐，融入社会。故事两位主人公：因为智力障碍，被家里送到工厂打工的永远，和因为继母欺凌、市长父亲视而不见而叛逆出家的土屋爱丽丝，都是被家庭抛弃、在学校被欺凌的人，他们这些边缘人在一起抱团取暖，用比社会人更纯洁的心灵展现出他们的“圣者的行进”，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福柯说的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的特点，这种疯子式社会边缘人可能是比一般人更能接触真理。叶川桃在剧情中问“有没有那种完全纯洁的和一张白纸一样的人”，那就是这些“圣者”。

回到题目，《圣者的行进》的结尾是看起来欢喜结尾：竹上的工厂拆除重建新的庇护所；叶川桃教出来的残障人士艺术团获得交口称赞；孩子们也被家庭重新接受……看着很美好，不是吗？

但是，这些残障人士为什么要去竹上的工厂？竹上为什么会从一个善良的人堕落成为恶魔？这些是电影留给我们的问题。事实上，家庭认为他们累赘，是因为社会氛围本身就存在着对残疾人的歧视，尤其是智力障碍——叶川桃的交往男友就不是很看得惯残疾人，无法理解叶川桃对他们的同情和改善他们生存状态做的努力，尽管他没有直接表达出来。更别说校园欺凌，对无辜的永远的捉弄——偷窃女性内衣明明不是永远的责任，但是同学们却一哄而上欺负永远，强迫他脱衣服；竹上的侄子可以无理由体罚残疾人，仅仅因为他们是残疾人。正因为这样，哪怕家长爱自己的子女，长期以来也会把他们视为累赘，被嘲讽地抬不起头。当然，这里的矛盾不仅仅是成年人，爱丽丝那样重组家庭产生的矛盾；爱丽丝父亲利用爱丽丝竞选市长，直接导致爱丽丝丧失求生的意志；竹上社长为了利益什么都做得出来，他的老婆更是为了利益“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到头各自飞”，看竹上可能竞选市长就抛弃情夫，一看自己丈夫名声尽毁就带着儿子跑路；司法体系也显示出弱点：难道智障的被害人只能有苦难言，得不到法律保护吗？永远他们身上全是疤痕，然而最后竹上什么责任都没有（现实中类似的案例也是这样）；当然，鲁迅所说“冷漠的围观者”也是很致命的，如果大部分人都只是看着却不像叶川桃、宇野包括间中一样替身而出保护他们，那么暴力只会愈演愈烈。甚至作为竹上工厂打工的的高原廉，在本作也是黑白兼顾，作为被害者他试图保护妹妹，也遭遇竹上的殴打，但是作为围观者甚至加害人，他栽赃永远并且对永远被严重殴打袖手旁观。这也一定程度上是日本战后人们的心理定位模糊写照：我的父辈祖辈在1931—1945年的战争期间，究竟是加害人（侵略者，刽子手），还是被害者（被军部和天皇战争机器驱动的被害人），抑或是冷漠围观军国主义分子的狂热和军部独走，面对军队的强征没有抵抗的旁观者？对走出战争阴影，经济快速发展的日本来说，这是一个问题。

结尾看起来欢喜，实际上没有解决真正的实质问题：今天有叶川桃这样的无私付出富有同情心的人，有宇野这样追求正义的人，但是其他地方的残障人士呢？他们未必等的来叶川桃，他们只能被霸凌度过一生。拜金主义、政治斗争牺牲公义、司法不公等等在“失去的一代”的日本暴露出来的问题在本剧中并没有体现出改变（因此才有《律政英雄》之类的讲述司法体系的英雄的电视剧），因此这是一个悲剧性的开放结尾。（当然，这里面也渗透着一定的现代性批判，除了福柯，不过就不细谈了）

本作官定男主石田壹成，女主酒井法子，不过很多人将广末凉子的土屋爱丽丝视为真女主。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毕竟相比于稳健女主风格的酒井法子，广末凉子的角色风格更加越轨，性格特点更突出，更吸引观众的目光。但是剧集为什么将酒井法子视为女主，是因为叶川桃是本作的核心——没有叶川桃的穿针引线，推动剧情发展，不懈探究真相，改变残障人士的地位，永远他们也许就淹没在竹上的棍棒下，爱丽丝也许也不可能见到他们了。所以，不管大家喜闻乐见的永远爱丽丝剧情，叶川桃才是真正的剧情老大，从作用上也堪当女主角。

《圣者的行进》，是一部1998年由野岛伸司导演的日本TBS系电视剧。整部剧的基调是悲，而其中穿插着喜怒哀愁。它不像其他日剧那样充满着套路，而是一直朝着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发展，能让你在泪流满面时破涕而笑，也能让你在欢呼雀跃时喜极而泣。剧中的孩子们，他们是多么的天真无邪，对这个充满黑暗与消极的社会，演奏出了他们心中的音乐。然而，真诚的他们就因为他们是智障者这一身份，他们诚实的证词在法律面前通通无效，真正能起到效用的却是自以为智力正常的成年人们花费金钱请来的不实之词。他们就像天上的星星，虽然闪烁着光辉，但这光辉是如此微弱以至于匆忙的世人无法察觉。 町田永远，本剧的主人公，他是如此地不怀邪念而纯真地接近周遭的人们，却总是遭到伤害。“我想起了猪小弟……”这句话也是贯穿全剧的线索，每当永远受到这残酷世界的不公对待时，他脑海里想到的首先是这句话，这就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想法与观察。竹上制作所，这个收留了智障青少年进行生产活动的慈善工厂，是永远与大家结识，一起成长、一起欢笑、一起受苦的地方，也是一切罪恶开始与结束的地方。人面兽心的社长、虚伪仁慈的社长夫人、坏心下流的俊辅与无恶不作的三郎，他们，都被这些孩子们视作披着天使外衣的恶魔。而老实巴交的厂长，仁慈诚恳的老律师，感情丰富而心地善良的爱丽丝，还有最重要的，也就是本剧的线索人物，坚强有爱的音乐老师叶川桃，就是孩子们心目中天使的化身。叶川桃老师在发现孩子们长期被工厂里的大人长期暴力殴打甚至性侵之后，毅然站出来，勇敢地带领孩子们向法院提起不可能成功的诉讼。结果当然是有钱有势的黑暗打败了真诚而不被相信的光明。然而，在一场灾难之后，该死的人死了，该活的人也活了。生活向他们再次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这部剧有一个“反差萌”，那就是光明的标题下是黑暗的内容，充满希望的歌声配的是无边的绝望。题目中的“圣者”，毋庸置疑指的就是这些智障孩子们，他们生活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却保持着圣者的心。剧情内容处处波折，不停地反转再反转。爱丽丝的暴亡，警察的无情，家长的冷漠，都不断强化这部剧“悲”的基调。 这部剧曾经在播出几集后，就被电视台有关部门勒令停播，因为这部剧实在是太真实了，生动地展现了智障者在社会中受到的伤害以及社会各部门的不作为，戳到了许多人的痛处，也触到了既得利益者的敏感部位。是啊，这部剧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启发了——真相与事实，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呼声？就算有了呼声，我们会听到吗，我们会去理睬吗，我们会去深思吗？我们常常从“健全人”的角度居高临下地俯视那些智障者们，觉得自己无忧无虑，可是，如果有一天，我们也成了某些方面的“智障者”，我们说的话不被“健全人”当做一回事，那么，我们又该怎么活下去呢？

［现实］ 这部电视剧中令人揪心的事件其实并非野岛编造的情节，而是脱胎于真实的虐待、强奸案件。 1995年，茨城县水户市爆出针对智障工人的虐待事件。 生产纸箱的赤须纸器有限会社积极雇用当地智障人士，全部让他们住在工厂宿舍里。社长作为热心关怀社会的名士，在地方上倍受尊敬。然而95年爆出了该公司未将国家赞助的补助金交予智障工人的事情。翌年，社长以欺诈嫌疑逮捕。 在对社长的搜查中，慢慢发现了他长年虐待员工的事实。比如说以方钢管或棒球棒殴打员工，让员工膝盖夹方钢跪坐，或像片中反映的那样，让员工膝盖上放压泡菜坛的石头长时间跪坐（这么残忍的刑罚并非编剧的想象），以及几乎每天发生的拷问。还给他们吃加了塔巴斯哥辣酱的白饭或者腐烂的香蕉。同时，据传受到强奸的女性智障员工近十人。 也就是说片中反映出的智障工人的情境并非刻意营造的苦难剧情，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真实的反应。最为现实的是最后的判决，因为许多人一定和我一样，对老师和律师未能找到足够的证据，未能让法庭进行公正的判决，而设计出了工厂火灾以表现对社长的惩罚的剧情颇有微词。而在现实中，当地警察和检查局也（正如片中辩护律师所坚持的那样）因为多数受害者无法正确说出事件发生的日期时间和情况，“无法维持公正的判决”而采取消极的立案态度。最后仅以欺诈、暴力二起、伤害一起起诉社长，而其余暴力、强奸事件全部不起诉。也就是说，比起剧中，在现实里，大多数的指控在警方、检方这一关就被拦下来，甚至未能上到法庭。不免让人倒抽凉气。 最后，1997年，法庭仅判决被告人三年有期徒刑，缓期四年。关于未选择直接执行有期徒刑，法官给出的理由是：“被告热心雇用智障人士。” 对判决不满的家属及志愿者情绪激动，有人因损坏了被告的车辆，以及抓被告和辩护律师的领带而被逮捕、监禁。支援团体的领导者与警方发生冲突，因将被告困在车内而以监禁罪逮捕。三人受到起诉及定罪，受到了比社长还要严重的判决。 之后，三名对刑事起诉不满的原女性工人对社长进行民事起诉，受到法庭承认，判决被告对每人赔偿500万日元。被告上诉被驳回。 而被告的工厂，几经转手易名后一直存续到今天。 ［寓言］ 从故事改编的角度来说，可以说真实事件后期的判决、维权、冲突等内容可能从另一种意义上也很有探索的空间，不过当然本片还是重在关注人性的善与恶，将智障者描绘成心灵纯洁的“圣者”，而讽刺社会中的种种恶的正常人。从这个角度来说，改编出来的作品最终还是一个带有道德教育意义的童话。原本以为凉子扮演的是女主角，结果到了第七集死后才发现不过是个童话中精灵一般存在的插曲。真正的女主角是酒井法子扮演的老师，从天真、弱小，到勇敢到放弃婚约、职业去帮助孩子们找到正义。 片中有两个人比较有趣： 一是懦弱的厂长。他或许代表了许多日本人对历史，特别是对战时历史的心态。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善的，也向孩子们保证他会坚持善的原则，但是却轻易地在社长的威逼利诱下倒向了那一边，扮演起了“沟通人”，但实际上是走狗的角色。他哭着打孩子们，哭着忏悔。社长被拘留时，他扮演关心孩子们的好人。但是到最后，他安心接替了社长的职位，仿佛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在心中，他或许已经将自己犯下的罪转嫁到了极权主义的身上，而不记得自己有恶。因为无论自己做过怎样残忍的事，包括将木棒打向玲，都不过是在服从上级的指示。今天日本人对待历史的观念，不也是这样吗？ 二是隐忍的廉。如果说厂长是因为现实的利益（因儿子学费而欠社长的债）而屈服于极权，那么廉则完全是屈服于社长的意识形态说辞。“工厂”无疑是他的大他者：如果“工厂”不在了，一切都将完蛋；为了“工厂”的存续，他可以、应该去做任何事情，甚至犯罪（杀人、伤害、逼人流产）。他从未怀疑过“工厂”存在的正当性，是否对“工厂”有利已经成为了他的道德准绳。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对意识形态的“不得已”的配合和“忍受”只会带来更大的苦难。 从这个角度来说，社长无疑是操纵意识形态的高手。而类比《寄生兽》的逻辑（日本作品中最精彩的设定之一）来说，邪恶工厂的存在不过是邪恶的父母和社会的产物罢了。正是因为智障儿童们无处可去，在家里、在学校都受到欺负，他们才被以工作的形式，流放到工厂这样一个福柯式的疯人院。他们是社会想要清除、保持距离的东西，正如寄生兽啮食人类，其实是出于人类想要自我灭绝的愿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长不过是在执行“社会”的意志的刽子手。而他倒台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处决了这些被人类社会流放的人，而正是因为他处决的动作不够优雅。 而这些智障的儿童，以玲为代表，根本不明白自身的处境。他们的罢工对抗演变成了河边的露营打闹。这难道不是对后现代青年人社会运动的最大的讽刺？正如后现代理论家们所宣扬的那样，他们不得不在老师（知识分子）的带领下为自己维权。又或者，全片最大的教训（lesson）其实是这样一条，即：无产阶级都是智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