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和

慈禧太后并不是我在《走向共和》中最喜欢的人物，然而之所以选择她来做分析，是因为从她身上可以看出封建专制政体下一个国家治乱兴亡的根源。 《走向共和》的剧情几乎一直围绕着国体政体之争，而国体政体之争的背后又是权力分配之争。封建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各方势力各种思想你方唱罢我登场，疏陋如我，并无法断定其优劣，故本文只想从慈禧这个人物对待绪、康、李、荣、瞿、岑、袁等人的态度来谈一谈封建专制政体之下的治乱之道，俟以对中华民族的今天有一点微弱的启示。愚以为，在《走向共和》中，慈禧的作用就好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历史车轮下各位英雄乃至枭雄的人生轨迹，是故分析慈禧，也就能见出各位英雄的志向襟怀。 观罢《走向共和》不由感慨，其内圣外王之说，诚有以乎！有言道：欲知一国之兴亡，必先观其内，一国之内为百姓，百姓之内为法制风气，而天下之风气，必起于天子。 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问道：“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崇祯帝说“诸臣误我”，然而慈禧恐怕不能如此推卸责任。满清之亡，固然是亡于腐败的宗室吏治，亡于袁世凯这样的乱臣贼子，然而慈禧也难辞其咎。 孙中山先生在剧中有言，“我们不是不信任袁世凯，而是共和政体本身就是对任何个人的不信任。”那么所谓的专制集权，也便是对某个个人的极度信任了，孙晓说，这种信任的基础建立在在位者是一位“君子”，否则天地间的一切都会失序。如果说权力就好比一把刀，那么约束这把刀的刀鞘便只有两个字——道德。 “天之历数在尔躬”，“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从这些至诚的诰文，到孟子笔下的王道霸道之争，再到程朱陆王笔下的天理与人心……如果，道德的烛光仅仅照亮了瞿鸿禨一人，那么封建专制这柄闪着寒光的宝刀何以在我中华大地上横行数千年？古有圣君，今有贤臣，李鸿章在，张之洞在，岑春煊在，瞿鸿禨此生不孤矣！因为，他们都是阻止这柄宝刀滥杀的刀鞘啊！ 乌托邦本身都是美好的，然而为何乌托邦一旦落实到现实中就会走样？因为无论何时都会有一种聪明人，无论制度本身有多么完善，他们也依然能够玩弄制度于鼓掌之中：第一在于执行制度过程中的双重标准，第二在于借制度之名行私欲之实，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片面地强调一种制度的优劣是可笑的，因为任何制度的执行者都是人，而任何制度的执行最终都依赖于人的心。只不过所谓的封建专制过多地依赖了君王一个人的心而已。在《走向共和》前半部分展现的这段历史里，也就是依赖于慈禧太后一个人的心。 集权本身并没有错，关键还是在于掌权者的心。袁世凯弄权，李鸿章同样也弄权（甚至后期孙中山先生也不免暂行权宜之计，在国民党内搞集权），然而一者为私，一者为公，手段一样，动机不同，那么性质也就大不相同了。纵观中国近代史里对慈禧的批评，无非是说她专制集权，然而我以为慈禧之过，却不在集权，而在于她少了一样东西，又多了一样东西，她少的那样东西，叫做担当，而多的那样东西，叫做私心。 先说担当，私以为权责永远应该是统一的，《英雄志》中有云：“然太后虽为弱女子，亦可能有英明处，何以言为病灶？其实这个病，不是病在她这个人，而是病在这件事，她抓了权，却不肯担责。她不担责，却又抓了权。故而有责者无权、有权者无责，做错事不知痛，便如行尸走肉……” 再说私心。天子之内有私心，无乃社稷苍生之祸欤？平心而论，我对慈禧是有三分敬意的，她决非昏聩不堪毫无政治头脑的权谋家，人谁能无私？君和社稷，私心和公心，一般情况下两者是不矛盾的，然而等到发生了矛盾冲突，非要作出取舍的时候却要怎么办？圣贤给了我们答案：礼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然而慈禧不能做到，义利发生矛盾时，公义总是让位于私欲，大是大非面前一旦退让一步，便埋下了断送江山社稷的祸根。 《走向共和》第二十六集的主要事件是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辛丑条约的签订。如果说之前慈禧太后决意和洋人决一死战，让我看到了一个民族的血性。那么这一集中慈禧太后的形象则远远颠覆了之前给我留下的好印象。在位者一旦做出决策，便应该赌上自己的一切为这个决策负责，义和团运动的失败，用慈禧自己的话说是“死得光彩”，某种意义上说，慈禧的这个决策虽说愚蠢，却并没有错，然而面对洋人的问罪，慈禧竟然不惜牺牲一百七十四名“祸首”，不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将决策的责任完全推到主战官员身上，将失败的后果完全转嫁到人民身上，只是因为“我真是不想死啊……” 为了保住自己一个人的性命，甚至想让荣禄做自己的替罪羊，甚至答应洋人的一切条件，将天大的重担全部压在了李鸿章一个人的身上。弄得荣禄元气大伤，李鸿章油尽灯枯，“祸首”们蒙冤而死，为国尽忠的义和团死得轻于鸿毛。义和团抵御外侮，何罪之有？那一百七十四名主战官员何罪之有？对比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时说的“如果一枪能抵一亿两白银，那索性再打我两枪好啦”，人格之高下立判。 “朕躬有罪，无以万方”，说的是君主一个人犯了过错，不能让所有人代自己受过。“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说的是任何人有了过错，都要由君主一个人代为受过，这句话是慈禧经常挂在嘴边的，然而观其行止，却是“朕躬有罪，加以万方”。抵御外侮本来是正义的，慈禧承认了那一百七十四名主战官员是“祸首”，也就等于自己抹杀了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自己打折了自己的脊梁。 然而这位昏君身上映照出的却是一位位贤臣的人生信条。正如梁启超所言：“没想到，中堂大人还是摆脱不了这个下策……我为中堂大人可惜啊”。对于儒生而言，比生命更重要的莫过于“名”。“世上最难写的，莫过于自己的名字。庆王爷，您还年轻，今后的路还长，让我来替您签了吧”，看到这里泪如雨下，中堂啊中堂，你究竟为的是什么呢？ 签完辛丑条约的中南海西花厅，长长的谈判桌两边所有的人影都隐去，只剩下桌上摊放的一张张卖国条约，李鸿章一个人坐在桌边，灯光渐暗，渐渐地李鸿章的身影也消失不见。我相信导演安排这个镜头是有深意的。山河破碎，然而却只有一个人会为了这张卖国条约心痛，甚至心痛得耗去最后一丝力气。长长的谈判桌边，李鸿章很孤独，这里没有庆亲王，没有光绪，甚至也没有慈禧，很快地，也就要没有他了。 中堂，若你不在了，下一回……还有谁来卖国呢？ 我并不会如梁启超一样为李鸿章不值，因为我懂得他，但我相信慈禧永远也不会懂。她以为这就是对她一个人的忠。 在第三十九集第四十集中，慈禧常常提到的一个词便是“忠”。因为这个忠字，她疏远了瞿鸿禨、岑春煊，却亲信了袁世凯和庆亲王。当袁世凯交出自己所有的兵权时，他也从慈禧那里得到了莫大的信任，如此以屈为伸欲擒故纵的把戏实在令我冷笑不已，而慈禧竟然完全被蒙蔽。如果说在戊戌年袁世凯的观望态度让慈禧有所察觉，那么之后他下的赌注却足够大，也骗过了慈禧。 君王为何每每亲佞臣，远贤臣？在于佞臣每每迎合了君王的私心。慈禧的私心在其权位，于是袁世凯便制定了十二年的预备立宪期，保障了慈禧的利益，却贻误了中国走上君主立宪之路的唯一时机。 然而看到袁世凯的种种演技，我却不禁冷笑，袁世凯何忠之有？他不过是抱那个最粗的大腿而已，等到把自己的大腿变得比谁都粗的时候，便会图穷匕首见，什么忠义，什么情分，全都不过是骗小孩子的玩话而已。而瞿鸿禨岑春煊不同，正如瞿鸿禨所言，太后正是看中了他这份“定力”，可惜瞿鸿禨的定力何曾定在慈禧太后一个人的身上？ 因为所谓的离心离德，慈禧远贤臣，又因所谓的同心同德，慈禧亲小人。慈禧曾说，做臣子的最关键的在于忠心和能力，然而何为忠？当然我不否认这世界上真的有忠于某一个人的愚忠，然而这恐怕也就是狗对主人的感情罢了。何况，慈禧身边连这样的愚忠也没有。袁世凯忠于她，李莲英忠于她，不过是从慈禧的利益里可以为自己攫取更多的利益罢了，不过是私心和私心交换和勾结，何忠之有？ 所以，慈禧不懂李鸿章，也不懂瞿鸿禨和岑春煊，也就更不能懂得孙文。在这天地间，儒生们只会忠于一样东西，一样高乎这世间的东西。 “吾本息机忘世、槁木死灰之人，念念在兹于古之忠臣义士、侠儿剑客，读其遗事亦为泣泪横流，痛哭滂沱而若不自禁，今虽不能视富贵若浮云，然立心之本，岂能尽忘？我身入梏炬，我心受梏方，天地大无耻，吾对之以二字，曰……正道！” 正道，就是做对的事情。 这就是儒生们毕生的道统。当李鸿章抽着陀螺说出“卖国！”当岑春煊半夜在关帝庙前勒马大呼“臣救驾来迟”，当徐桐面对一丈白绫说出“臣领旨谢恩”……这并不是对慈禧一个人的愚忠。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尧舜本来就是没有私心的，儒生们又岂会忠于君王一个人的私心呢？ “天下为公”并不是孙文一个人的独创，从本质上来说，孙文的思想其实并没有脱离儒家思想的范畴，所以说他是一个儒生也不为过。我看这个思想便是“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便是“廓然大公”吧。封建君主专制便是建立在君是圣君，臣是贤臣的基础上，若是君臣都没有私心，那么自然同心同德，做臣子的又何必单单忠于君王一人，乃至一家一姓之天下呢？ 这也就是孙文曾想在国民党内搞集权的原因，因为他知道，权力在他一个人的手里是妥当的，因为他没有私心。故窃以为，政体本身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权力本身并没有变，从专制到宪政，变的只是分配权力的方式。所以关键还是在于掌权者的心，心正者，即便集权，也能为天下兴利除弊，心不正者，即便宪法在上，谁又来秉公执法呢？即便有人执法，法不责众，你又奈我何？从专制到宪政也就是从自律到他律的过程，自律倘不奏效，他律又何尝尽能奏效了？ 正如剧中所言，宪政的宪字，就是限制的意思。然而，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正者何须限？须限者又何尝正？可见宪政本身也不过是一个可笑的悖论而已。 ---------------------------------------------------------------- 咏篆香为李中堂作 夜来谁共西风寒，独上高楼思悄然。 宛转焦心随漏浅，淹煎白首伴更阑。 芬芳任我形为烬，庄正由他迹作烟。 但得残息还一寸，宁使妖氛在人间。（完全出律了 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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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卫：庆亲王到。（奕劻出场） 奕劻（向诸位外国公使）：你好……你好……你好…… 奕劻（向瓦德西元帅）：瓦德西元帅，你好…… 瓦德西（扭头向奕劻）：庆亲王，好好好……（扭头继续和副手讨论，奕劻无趣地走开） 侍卫：李中堂到。（李鸿章出场，所有庆亲王随从站立迎接，准点钟声响起，全部外国公使准备就坐，李鸿章拿出雪茄，点燃后吸了几口，随即转身面对使臣，准备谈判） 李鸿章：诸位请！老夫反客为主啦！瓦德西元帅，这请坐二字，应该你来说嘛！（自己坐下） 瓦德西：中堂阁下，一样一样，大家请坐！（全部公使坐下） 李鸿章（向奕劻）：你也坐下。（奕劻坐下） 李鸿章（向瓦德西及公使们）：瓦德西元帅，此言差矣。主就是主，客就是客。不一样，大不一样啊！ 瓦德西：庆王阁下，李中堂阁下，各国的议和条款，不知二位看过了没有？ 奕劻（诚惶诚恐，冲口而出）：看过了，看过了…… 李鸿章：老夫初来乍到，这前排坐的都是老朋友了，这后排坐的却一个也不认识。瓦德西元帅，是否给老夫介绍一下？ 瓦德西：好！ 瓦德西：这位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官亨廷顿将军。 李鸿章：美国？美国建国有100年了吧？ 亨廷顿：125年。 李鸿章：真年轻。 亨廷顿：您是在说我吗？ 李鸿章：坐坐坐。 瓦德西：这位是英国皇家卫队司令亨利爵士。 亨利：中堂阁下两年前访问我国，曾检阅我皇家卫队由女王陪同。您记得我吗？ 李鸿章：不记得了，坐坐坐。 瓦德西：这位是俄罗斯舰队司令尼古拉将军。 李鸿章（点头示意）：你们俄国的喀西尼公使阁下跟我说了，他说你和在座的各国将军争论得很激烈，你们俄国誓死保卫我皇太后宝贵的生命，对此，老夫很感激啊！（在座各国公使哗然） 喀西尼（嚯然站立，怒目相向）：中堂阁下，这件事你怎么能…… 李鸿章（打断喀西尼的话）：坐吧！ 瓦德西：这位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村野将军。 李鸿章：老夫对日本方面对我大清政府的谅解表示满意。老夫还听说，贵国军队已经宣布，不参与联军对我地方省份的入侵。并与俄国一样，认为皇太后发布宣战谕情有可原。 村野：但是我们大日本帝国…… 李鸿章（打断村野的话）：我们私下再谈吧！（李鸿章扭头与奕劻讨论） 瓦德西：这位是意大利陆军统帅科里昂将军。 瓦德西：这位是法国陆军司令莱塔利尔。 瓦德西：这位是奥地利皇家舰队司令尼斯将军。 李鸿章（打断瓦德西的介绍）：好啦好啦，老夫老矣，你这样介绍各国的将军们，老夫记不住啊！ 瓦德西：今日要两位阁下来，是要听听你们对各国议和条款的看法。 李鸿章（扭头向奕劻）：他们要听听我们的看法。 李鸿章（向各国公使们）：你们能听吗？你们会听吗？你们数万军队陈兵京师，荷枪实弹对着我一个七十老夫，我的话，你们听得进去吗？（拿起和约的文本）议和？这条款，是议出来的吗？一群狼闯进了羊圈，会跟羊议和吗？（扔下和约文本）笑话！ 瓦德西：中堂阁下，要听听你们的意见，是我各国联军的礼貌，本来是不必听的。 李鸿章（举起雪茄）：这才像是狼说的话！瓦德西元帅，我的话，你确实不必听，可我今天来了，确实，有话要说！ 瓦德西：请讲！ 李鸿章：你们不是要瓜分中国吗？瓜分中国就是制造义和团！你们清楚，我中国人安分守己，从来不爱惹事。可为什么这么多义和团起来了？因为你们洋人在我大清不守规矩，烧杀抢掠，太欺负人啦！如果你们瓜分了中国，到那时候，这义和团会比今日少，还是会比今日多？会比今日多！会遍地都是义和团，会人人都是义和团，连老夫，也都会是义和团！这后果是什么呢？ 瓦德西：什么后果我们都不怕。 李鸿章：那就是一个个娘子关之战，你真的不怕？ 瓦德西：那只是个偶然。 李鸿章（冷笑一下）：偶然？你们为什么不接着打了？我皇太后皇上到了陕西西安，你们接着追呀！为什么不接着追呢？还有赔款。中日之战，我大清败了，赔了两万万两白银，不知何日还清。因为我国政府的岁收入是八千八百万，而支出，是一亿零一百万，属于“赤字财政”！ 瓦德西：这不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李鸿章：你们当然不必考虑。但是你们要我大清赔偿十万万两白银，如此勒索，必将导致我大清经济崩溃，到时候，你们连一两银子也拿不到！ 瓦德西：拿不到也要拿！ 李鸿章：知道知道。你们有手段，你们有枪有炮嘛。不给钱就打死你（扬手做出开枪手势）。是不是这样啊？瓦德西元帅，中国有句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我再告诉你一句话，我大清国民连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奕劻扭头愕然地看着李鸿章） 李鸿章（站起身来）：好啦，老夫今天也就这么几条：一，我皇太后，绝不能在你们的祸首名单之中；第二，赔银子，我大清没有多少银子好给；第三，你们要瓜分中国，你们就来吧。只要你们守得住！如果你们非要杀我皇太后，非要把我大清逼进死境，那你们就来吧。（语气激动）我大清四万万臣民必将奉陪到底！（扭头向奕劻）王爷，咱们走！ 奕劻（略带自豪）：对，咱们走！ （李鸿章看了各国公使和将军们一眼，把雪茄扔在和约文本上，与奕劻离开会场。瓦德西脱下头盔，神情沮丧。）

李中堂，真是强 大清第一裱糊匠 收卢布，卖边疆 苏州城外还杀降 签条约，亲列强 避战保船丢北洋 兴洋务，办工厂 倒闭收割千万两 阿古柏，进新疆 吓得中堂直发慌 冯子材，打胜仗 转眼中堂卖精光 学外语，去西方 自比铁血俾宰相 俾公听了心发慌 还好我不是李鸿章 去日本，中一枪 号称少赔一亿两 要是真的能这样， 为啥不多中两枪？ 俄英法，美日德， 个个都夸李中堂。 中堂签字最爽快， 不多BB不抵抗。 胡雪岩，左宗棠 一个逼死一个亡 大清朝廷记住了， 惹谁别惹李鸿章！ 中堂治国安天下， 赔完银子赔边疆。 粉丝听了大不服， 我中堂背锅太冤枉， 大清王朝不姓李， 怎能怪我李鸿章。 上有妖婆传懿旨， 下有百姓来骂娘。 内有朝臣多掣肘， 外有列强来复枪。 中堂听了微微笑 果然一代不如一代强 东南互保不听令， 平叛屠城杀光光。 朝臣不死就流放， 中堂唯怕各列强。 两袖清风为官去， 死后遗银近亿两。 安徽李府千顷田， 上海别墅叫丁香。 字画古玩不计数， 五代子孙未败光。 时人百姓多亮眼， 两句评论心中藏。 宰相合肥天下瘦， 司农常熟世间荒。 中堂粉丝多奇志， 论我洗脑太张狂， 不问史料不问书， 只问！ 走向共和，看过吗？

中国近代史一直是我最喜欢的一段历史，因其既打破了中国“独尊儒术”以来的种种僵尸般的压抑秩序，又没有走到后来日寇入侵山河破碎的时代。只是可惜，尽管那个年代有许多仁人志士充满爱国救国情怀，要推动这个几千年的封建国家走向共和，却由于这个暮气沉沉的国度自身的积习弊端以及种种偶然必然的缘故，最终还是与“共和”擦身而过——像中年人回忆起年少时错过的姻缘一样，我们现在回望这段历史也是充满叹息。 我一直认为这部电视剧是中国大陆最好的电视剧，其对历史的深入探究、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对台词的拿捏、情景的调度，无不是上佳水平，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样一个历史剧并不因为官方观点之好恶而隐其曲直，如慈禧、李鸿章、袁世凯、杨度等官方历史观点中的反面人物，毕竟也有其过人之处，如孙文、张謇、康有为等官方历史观点中的英雄们，则毕竟都非完人。 要把一个五十多集的历史剧在一篇文章里说出个所以然来，是不现实的。既然前面提到中国最终还是与“共和”遗憾地错过，那就还是说这个错过吧。我想，除去一些偶然因素之外，实际上是由于几个内容的缺失，造成了这个老迈的国度最终并未走入共和迎接春天。 一、观念之缺失。 当年为挽救深陷危机的中国，朝野各路精英纷纷为这个病入膏肓的国家开出药方。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开展“洋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图谋“维新变法”，孙文、黄兴等人则热衷“共和革命”。对于满清统治者来说，除了最后一种彻底颠覆其统治的选项之外，对于前面两种“药方”还是仔细考虑甚至一度心向往之的。为此，慈禧对于李鸿章、袁世凯等人在北洋的改革建设还是支持的，甚至对康梁“维新”也一度默许，“洋务”、“维新”等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成为了朝政市井的“流行词”。 然而，即便这些流行词普及程度再宽广，如果没有相应观念的深入人心，“共和”大业终究是无法实质推进。如电视剧中，曾国藩等人虽掀起洋务之风，却只是以同治中兴的成绩颇为自许，并未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历史当口是千年未有之变局；民国虽然已经成立，但作为民国总统的袁世凯以及一干重要领导人士，对于现代国家权力运作与制衡的知识几乎处于空白状况。领导人物尚且如此，民间普罗大众更不必说了——革命党人还在南京革命阶段，一位老人求见孙文的状态是立时下跪、口称“皇上万岁”；民国成立后，孙文、宋教仁等人深入民间开展调研，却悲哀地发现民间的选举状态完全是一片乌烟瘴气。 面对这种现代政治观念缺失的状况，各方是怎样的态度呢？清政府在“立宪”之前有“预备”，而且一预备就是十二年；袁世凯以此为理由，宣称中华还是实行“帝制为宜”；而后来的孙文则发明了一个“训政”。不论“预备立宪”、“帝制”还是“训政”的出发点如何，他们都把中国民众缺乏现代政治观念作为一个现实原因，只是他们都选择等待、延缓来推迟现代政治制度的实行，却没有一方决心一面推行现代政治制度提升民众素质，一面改进民众观念促进现代政治制度的施行。大概，这又是当时几方领导人观念的缺失了。 二、程序之缺失。 现代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讲制衡、讲程序，而“程序”二字之于传统中国来说几乎是完全陌生的。中国人在处世时都秉承着一种绝顶聪明的实用主义，于信仰、于办事、于社交莫不如此。于是在政治领域一旦需要革新，都喜欢不按照程序推进，而是充满了政治上的“拆迁情节”和“抄近路意识”。 康有为在数陈变法之利，却深感推动之难时，并无平稳推进之实干精神，却是一把抱住光绪帝的大腿痛哭：“皇上，只要在朝中杀几个一二品的大臣，这法也就变了啊！”显然在他心中毫无程序之位置 。清廷晚期迫于民意宣布预备立宪，却只打着“预备”的旗号忽悠全国。民国成立后宋教仁被刺，当时的司法可以说已经做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按照法律程序向北京传唤国务院总理赵秉钧！赵被毒死后，司法途径仍有空间，只是孙文领导的革命党并不注重这个程序，还是掀起了“二次革命”。袁世凯出兵镇压革命党，面对国会议员的关于程序制度的责问，他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地宣称：“我早就违法了……” 今天，若稍有常识，我们便知如果没有程序，即便是好心都有可能办成坏事，而如果谋事者还是怀着坏心呢？既无纯良理想之引导，又无必要程序之限制，能产生什么后果呢？电视剧描述的这段历史中，于康有为、袁世凯、孙文等人的动机倒可以不谈，只是我们却看到了缺乏程序操作导致的政治灾难。 三、文化之缺失。 在政治文化方面，中国统治者一直以来怀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自大心态，这种心态导致其领袖欲强烈而进取心和开拓疆土的决心并不鲜明。而民间则多秉承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认识，这是一种的道家思想所标榜的“变”，却绝非关乎时局、社会进步革新的“变”——对于中国人而言，即使是统治者替换，也并无不可，因为有“顺乎天道”这个万试万灵的幌子进行心理安慰，电视剧中有一个场景即是很好地表明了民间的这种心态：一个卖面条的在面对八国联军入侵时也处变不惊，说道：“祖祖辈辈都这样过来了，即便洋人来了，我煮的这锅汤，是祖宗传下来的，我酱死他！” 统治者盲目自大不思进取，民间对政治权利、统治阶级从不过问，如果不打破这种政治文化，要“走向共和”当然还是难上加难。这是政治文化，当然如果说到其根源，大概还是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在这个文化里，生产者的自给自足是理想状态，统治者一旦“轻徭薄赋”已是莫大恩赐，而广大从事农耕的民众对于政治制度、政治权利方面并无多少需求。这种文化之于现代政治来说，必须与时俱进地更新和换血。回到《走向共和》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来看，当时中国仍是以农业文明为主体，工商业尚处于萌芽的发展阶段，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说，这样的经济基础是无法产生适应现代政治文明的文化的。 四、信任之缺失。 中国有一句古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话中透露出一种极端的实用主义和利己主义，实际上这个态度正是许多人的座右铭。而一旦怀着这样的心态，再讲信任自然已是奢谈——所以，袁世凯听到孙文以极端的理想状态掀起反清武装革命，并非为一己之私时，他对旁人反问道：“你信吗？”所以，革命党人不相信清廷预备立宪的诚意，恐怕清廷统治者们自己也不信；所以，孙文等人不相信司法途径可以解决宋教仁案的问题…… 不信任即无法和解，无法和解即带来另一种对话方式：武力。慈禧与光绪互不信任，结果变法变到维新派要诛慈禧，慈禧则杀掉了戊戌六君子；袁世凯与孙文互不信任，结果二次革命之后只是遍地军阀；后来的北洋政府与南方革命党人互不信任，带来的是北伐战争；再后来国共仍互不信任，只有拔刀相见……好比两个对坐下棋定输赢的人，双方都不相信对方赢了之后会给自己台阶下，于是一旦局势稍有变化，便掀桌子干架。 在一种特定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之中，稍有差池便会造成全局的崩溃，中国近代史上不但面对着太平天国、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等统治者无法控制的激烈事件，而自身还存积着如此致命的缺失，要“走向共和”自非易事。只是可叹到了今天，这几个缺失仍未得到填补，大概所谓“走向共和”还是处于一个未完成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