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照常升起

王小波先生说：“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还说：“问题不在于该不该写性，而在于不该写得没劲儿。”
姜文的这部电影正是用诗意有趣的方式来写性，进而阐明一些道理。可惜影片的叙事结构和剪辑风格对大多数观众而言太过先锋晦涩，别说品味有趣、体悟道理了，观影者甚至连故事的来龙去脉都难以捋清。
既如此，我们不妨绕过复杂的结构形式，从分析剧中的主要人物入手，先来看看姜文在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疯妈：
“我知道，我知道……”是影片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一句话，这句话最初出现在哪呢？是疯妈跟志愿军战士开始相爱那年，更具体一点，是他们第一次发生性关系的时候，疯妈羞怯地说：“不……”而战士却说着“我知道，我知道……”强行将她推到，从此她成了他的女人。所以这句话是初次开启疯妈灵肉之门的一把密匙，虽非誓言，却胜于誓言。
第二次出现这句话，是在边境接收丈夫遗物时疯妈的喃喃自语，疯妈不相信丈夫已死，认定丈夫是去找别的女人，因为丈夫曾说:“不怕记不住，就怕忘不了。忘不了，太熟，太熟了，就要跑。”还因为她在丈夫的遗物里发现了别的女人的辫子。
她的丈夫死于1958年，她是从苏联人手中接过丈夫遗物的，苏联人叫他的丈夫阿廖沙，她的丈夫给她写过很多信，但是她从来没有收到，信到最后也是由苏联人交给她的。后来她让她的儿子拆了一封信念，信里写满的只是一句话：就叫我阿廖沙吧！她问他儿子懂吗？儿子说不懂，她说：“只能说你不懂，不能说你没看见。”这句话说明了有些隐情不是人们从表面能看出来的。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中苏开始交恶，边境上的战事一触即发。从苏联人交给疯妈遗物以及丈夫的苏联名字可以看出，阿廖沙的公开身份是一个投靠苏联的叛徒。那么是否能说明阿廖沙是被中国人打死的呢？别急，我们来看看苏联人是怎么说的。苏联人说，经过调查，阿廖沙死于天真浪漫，还是跟一个叫娜塔莎的女人一起死的，遗物中还有几条颜色各异的辫子。这一切都说明在苏联人眼中阿廖沙是个风流成性的人，且死于一场桃色事件，也许是他上了不该上的女人，被苏联人打死了。
这应该是苏联人的调查结果，但是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在那个讲究出生及社会成分的年代，疯妈跟她的儿子是不可能过上安生日子的，更别说儿子还能当上小队长。所以疯妈的丈夫其实是中方打入苏方的卧底，或许因为执行秘密任务，不幸泄露身份，被苏联人打死了。又有别的卧底同伴帮他将此掩盖成了一起桃色事件，苏联人对此也有所怀疑，所以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最终还是被瞒了过去。在此之前苏联人对阿廖沙也有所戒备，所以他寄往家中的信一封都没有投递成功。
因为中苏两方的紧张关系，所以即便阿廖沙已死，也不能暴露阿廖沙的卧底身份，或许疯妈跟儿子回去的根本不是丈夫真正的家乡，只是上面安排下来，让李叔他们照顾这对母子。或许上面给李叔他们的说法是虽然疯妈的丈夫是叛徒，但是她丈夫的父亲是烈士，丈夫做了叛徒母子俩不好回丈夫真正的家乡，就安排到他们那里。
其实李叔他们对阿廖沙的家族历史根本不了解，所以才会在跟小队长讲起其家族史时自相矛盾，漏洞百出。阿廖沙在接受卧底任务前，应该是隐匿了一切社会关系，才去苏联的，所以才会有那张剪去头像的照片，但是因为太过思念疯妈，写了大量的信，才暴露了这层社会关系，于是只好扮作风流成性，在苏联人面前假意冲淡这层家庭关系，以获取信任。所以疯妈在所谓的丈夫家乡生活了十八年，其实是饱受歧视与误解的，人人都知道她是叛徒的妻子。
疯妈自己知道阿廖沙是卧底吗？我的看法是开始不知道，读了信以后懂了。她让儿子念的那封信反反复复就只有一句，那是一种无奈到极致的狂躁，有这种心境的人，是无论如何不会主动投敌的，后来她又找到被丈夫剪去头像的合照，就彻底明白了。所以她在家中挂李铁梅的画像，这是在证明自己及其丈夫的清白，是对身边歧视与误解的一种无言反击。但是她虽然坚信丈夫对国家的忠诚，却宁可相信丈夫对自己的不忠，一方面这是唯一能逃避丈夫已死这一现实的合理解释，另一方面丈夫在苏联人面前的故布疑阵与假装风流也彻底迷惑到了疯妈。
在这样一种身心压抑的环境中，疯妈梦到的那双绣着鱼的鞋，用精神分析法来看，鞋口象征着女性的阴户，而鞋子的整体则可看成女性的子宫，鱼则象征了儿子。梦境都是现实心理的投影，为什么会梦见这些意象呢？
一是疯妈十八年没有过性生活，她跟儿子所说的阿廖沙的枪象征了男性的阴茎，枪由长到短，说明阿廖沙离她越来越远，因为长期的性压抑她梦到了鞋；二是这一年他的儿子刚刚好十八岁，刚刚好长大成人，十八年前的那一场虚惊给她的心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这十八年来她担惊受怕地总算将儿子拉扯成人。在此期间，她动辄动手打儿子，也是为了把儿子拴在身边，怕他出什么意外，所以她梦到了鱼。她去买鞋是对那种夫妻和睦、母子平安的生活的向往。
在疯妈心目中，阿廖沙一直都没有死，只是去找别的女人了，眼看着孩子十八岁了，她愈发殷切地盼望丈夫能早日归来，她想把儿子成年的好消息告诉阿廖沙。所以她要反复上树高呼十八年前侥幸捡回儿子时，站在火车顶上反复高呼的那句话：“阿廖沙，不要怕！火车在上面停下啦！他一笑天就亮啦！”
十八年前这么喊，是要告诉阿廖沙他们的儿子没有死；十八年后这么喊，是要告诉阿廖沙他们的儿子已成年。登高，一方面是因为她不知道丈夫跟别的女人跑去哪里，希望声音能传向四面八方，也希望丈夫不论在何方都能一眼看到她；另一方面是因为她在丈夫给自己的信中读到了普希金写的“树上的疯子”，这是她的心结，也是潜意识的一种迎合。她担心树长不直，长不高，其实是担心自己登的不够高，自己的声音传得不够远，阿廖沙听不到自己的呼唤。于是她刨坑，将阻碍大树往高往直生长的鹅卵石全都挖出来。
这时候，李叔回村子了。李叔是最初带她和她儿子进村的人，也是最早散布她丈夫是叛徒这一谣言的人。所以她要骗她儿子李叔是鬼不是人，李叔的话不能信，这也是她不让儿子读书、工作的原因。他害怕儿子受到伤害，更怕村里的人跟他儿子说阿廖沙的坏话，自己又无法言明阿廖沙的真实身份，只好靠装疯卖傻来给儿子制造麻烦，从而保持儿子与外界的隔离。
她因为儿子的不理解而与儿子发生争吵，甚至砸坏了家里的家具，她用从树下刨出的鹅卵石砌了一座石屋，这是她封闭内心的外化表现。她将摔碎的家具粘合好放入石屋中，还在石屋中粘了一张两个人的“合影”，男的是她的儿子，女的是李铁梅，她置身其中，儿子的样子减去她的样子就是阿廖沙的样子，再加上对国家的忠心，对革命的赤诚，就是根正苗红、和睦圆满的一家子。
期望很快变成了绝望，疯妈认识到阿廖沙是不可能回来了，她反复吟诵着那首《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在儿子发现石屋，并且几个喷嚏将石屋里的家具重新打个粉碎的那一天，疯妈不疯了，她告诉儿子以后不会再打他，让儿子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会再束缚他，等儿子离开了家，疯妈便投河自尽了。
对于疯妈的自尽我是这样理解的，虽然表面上疯妈认定阿廖沙并没有死，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她内心深处已经接受阿廖沙已死的事实，相信现在的自己已经比阿廖沙老了。只是因为这侥幸逃生的儿子还未长大，疯妈还不能追随阿廖沙而去。终于，儿子长大成人，疯妈在感到完成使命的同时最后一次幻想着一家三口可以团聚。在最后的疯狂之后，疯妈很快清醒过来，知道该怎么办了：儿子已经不再需要自己的庇护，能够独立生活，而自己也是时候去另外一个世界同爱人相聚。
这段剧情我阅读到了一些政治隐喻：1958年到1976年，从“大跃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国处于一个极度非理性的时代，就像疯妈一样，别说当时的外国人理解不了，就连现在我们这一代中国的年轻人也很难理解。疯妈虽疯，但是她的所有努力都是在呵护她的儿子能够安全茁壮地成长，哪怕往往起到的是反作用。同样的，中国虽疯，也是在摸索一条富国强国之路，哪怕实际上是历史的倒退。阿廖沙的遗物中有本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著的《怎么办》，书名似乎代表了那个年代所有中国人的困境：当同样信仰马克思主义，同样身处社会主义阵营的两个大国剑拔弩张，反目成仇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的信仰该怎么办？
唐叔：
“搞鞋”跟“放枪”是唐叔最喜欢做的两件事。他在南洋追求唐妻的时候就喜欢帮唐妻把小一号的鞋搞大了穿，在大学里与林医生鬼混的时候也喜欢帮林医生搞鞋。唐妻去新疆找唐叔时，唐叔拿着一把枪在“路的尽头”等待唐妻，他一手拥住唐妻，一手对着天空鸣枪，嘴里却对唐妻说着：“你的肚子像天鹅绒。”在下放期间，他更是天天拿着枪跟一帮孩子在林间打猎，甚至为了打猎而夜不归宿，他的枪法很准，总能打到很多猎物交给小队长，赚取公分。
为何唐叔会如此热衷于“搞鞋”跟“放枪”呢？因为他是个性无能。如果说鞋象征了女性的子宫，因为他搞不大女人的肚子所以只能拼命地靠搞大女人的鞋来证明自己的本事的话，那枪则象征着男性的阴茎，他因为自身的阴茎无法勃起而热衷于用枪声来宣泄自己的愤懑，他用猎杀动物的快感来代替自己永远无法获得的性快感。因为自卑，所以他在与女人见面时都不忘手握钢枪；因为无能，所以他只能意淫与女人云雨的场面，隔着衣服拥抱后说女人的肚子像天鹅绒，所以连所谓的偷情也不过是跟情人一起洗头。
因为唐叔的性无能，唐妻与唐叔长期两地分居，最后看在夫妻情分上送唐叔下放。作为一个生理正常的女性，唐妻极度渴望有性生活，进村路上那一句“知子莫若母”还充分体现了在唐妻潜意识里极度渴望有自己的孩子，甚至因此而产生了很浓的伊俄卡斯特情结（恋子情结），这也为日后她与小她二十多岁的小队长的偷情埋下了伏笔。
唐叔因为性无能而彻夜不归，虽然能享受到打猎的乐趣，可他依旧过得很苦闷，他想过自杀。他看着那群天真烂漫的孩子，问：“一个人死了，他还会再笑吗？”孩子们用爽朗的笑声做出了回答，他也因此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可是在回家后却撞破了自己老婆与小队长的奸情，他像不杀交配时的动物一样，默默走开了。
第二天他告诉老婆这样做是要出人命的，便与唐妻离了婚。他找到小队长，哪知小队长根本不怕死，只是想弄明白天鹅绒是什么，他答应小队长去弄一块天鹅绒。在与北京朋友的交谈中他明白了这一切只能怪自己是性无能，他打算原谅小队长跟自己的老婆。
其实他根本不想带天鹅绒回去，“肚子像天鹅绒”只不过是自己的一场意淫，并非实情，所以朋友说不好弄，他也就没再强求。回去时他带了一面镜子给唐妻，似乎是在说：“我无能为力，以后只能靠你自己。”他又找到小队长，哪知小队长已经自己找到了天鹅绒，迫不及待地展示出来，并且非常认真地说，唐妻的肚子根本不像天鹅绒。恼羞成怒的唐叔感觉自己的性无能遭到了暴露，尊严蒙受了羞辱，遂枪杀了小队长。
这段剧情中有较多政治隐喻。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影片安排性无能的唐叔带着枪在这一年与唐妻结婚，暗讽浮夸的运动雷声大雨点小，中看不中用。而会演李铁梅的小姑娘来找去过南洋的唐妻讨教穿衣之道，则象征着计划经济的中国开始有了开放改革的诉求，暗喻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唐妻说苏联的大炮起了个女人的名字，暗喻外强中干的苏联必将走向解体。崔健演的唐叔好友所说的：“我又不是领导，哪来的天鹅绒？”以及小队长最后扯出的锦旗则是对政府官员好大喜功，好搞面子工程的辛辣揶揄。
梁老师：
梁老师多才多艺爱唱歌，最喜欢弹唱的是一首叫“美丽的梭罗河”的印尼民歌。为什么最喜欢弹唱这首歌？是因为他异常怀念当年的南洋生活。为什么异常怀念南洋的生活?是因为在那里他认识了自己最心爱的女人。他最心爱的女人是谁?是唐妻。这不但体现在他反复弹唱的印尼民歌里，还体现在1958年唐妻归国去新疆与唐叔成亲，在狂欢舞会上，梁老师先是鸣枪，然后冲到唐叔身边将唐妻抱走。这看似是欢庆时的玩笑，实则真切地反应出梁老师压抑已久的欲望。
朋友妻，不可欺。梁老师因此而长年压抑着自己的欲望。但因为忠于自己的感情，又不肯娶其他女人为妻。长久的性压抑让梁老师在接收一切有关于性的讯息时都变得异常敏感，所以在厨房发生性骚扰电话事件时他会如此的心神不宁，以至于用菜刀切烂了自己的手指。在亲手接到性骚扰电话时他恶狠狠地丢了一句：“屌你老母！”这算是压抑中的一种宣泄吧。
林医生虽然跟唐叔不清不白，但由于唐叔的无能根本没法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对来打针的梁老师百般挑逗。包扎好伤口的梁老师在学校露天影院偷摸了一个女同学的屁股，这也是长久性压抑所致，在一片“抓流氓”的喊打声中，梁老师慌不择路地跑到了唐叔的住所，撞见了正在给唐叔洗头的林大夫。两个人一起从窗口逃走，梁老师落地时不慎将腿摔断，住了院。
对梁老师心生爱慕的林医生向校方谎称自己也是被骚扰的对象，并想设计指认梁老师，未遂，于是有了那段在医院病床边如泣如诉的表白。那真是我听过的顶好听的情话，可梁老师却对林大夫说：“你今年可能三十六，也可能四十六了，可是说的话却像是个十六岁女孩的感觉。”
梁老师最浓烈的性格特点就是严肃刻板，不逾矩。他认定三四十岁的女人说出这样的话是不合理的，就像他认为对自己朋友的老婆是不能动任何念想的一样。人不能不守规矩。
林大夫走了以后，接着是骚扰电话的拨打者的真情告白。这两个女人的表白像莎士比亚的爱情诗一样动人心魄，她们为爱而制定的计划，采取的行动，充分证明了爱情的魔力有多么巨大，可这一切只能变本加厉地转化成梁老师的性压抑，压抑到他喘不过气来。
在梁老师招供不久，校方却宣称抓到了肇事者，为梁老师洗刷了“冤屈”。也恰在此时，梁老师彻底看穿了唐叔与林大夫的奸情。在最后的狂欢后，自缢身亡。
对于梁老师的自杀，我是这样理解的。他是个讲规矩的人，明明自己耍了流氓，却免于责难，这虽然让他感到侥幸，却更让他感到困惑，不能理解这个世界，这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这其二，那就是这性压抑已经深入骨髓，性的苦闷导致生的苦闷，他看到自己爱的女人跟了自己的朋友，爱自己的女人也跟自己的这个朋友在一起鬼混，他们可以自由的享受性（这里假定他并不知道唐叔是性无能），自己却除了自我压抑以外别无选择，不堪重荷的他彻底走投无路了，除死之外，不得解脱。
这段剧情也充满了政治隐喻。梁老师有一把枪，他只在唐妻回国的那个狂欢夜放过两枪，就没再使用。更多的时候不是被他拆散了扔在床底，就是让唐叔这个性无能拿去充威风。影片中梁老师藏枪、弃枪象征着压抑性欲，关照到现实恰恰象征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人间惨象。真正的有识之士不仅才华得不到施展，反而倍受打压，而那些才疏学浅的无能之辈却威风八面，不仅是占着茅坑不拉屎，而且还一占就占两个茅坑。梁老师最终是被母亲传下来的枪带给勒死的，这也象征了那个年代獐死于麝，鹿死于角，有识之士往往为自己的才识所累，惹来杀身之祸。
梁老师明明耍了流氓却免于责难，这讽刺了当时中国司法的混乱，冤假错案层出不穷。吴主任抓流氓时只会出荒唐昏招，在办公室里只知道高唱红歌，为了维护自身的形象，不仅所抓的流氓都不是本校的师生，就连被侵犯的女性也都不是本校的师生。这讽刺了政府部门不办实事，空喊口号，只讲政绩，颠倒黑白……
以上是我对影片基本剧情的概述以及对隐藏剧情和政治隐喻的揣摩，下面我想谈谈我对影片整体立意的理解。
“太阳的升起跟希望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仿佛看到了姜文板着面孔冷冰冰地说道。没错，他呈现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种残酷，当疯妈在铁轨上托起九死一生的儿子，歇斯底里地喊着“他一笑天就亮啦”的时候，怎么会料想到，这个耗尽她余生精力呵护成长的孩子，会在成长到十八岁那年，在她刚刚认为可以了无挂碍地随孩子他爸共赴黄泉那年，被人用猎枪轰爆了脑袋？
太阳照常升起，这是影片名。当我看完影片时最强烈的感受是：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不论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终将成为历史，一切终将过去，逝者如斯，不舍昼夜。
古人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古人还说：“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没错，与日月星辰、江河湖海相比，人类是渺小的，人生是短暂的。我们无法羁绊历史的脚步，也无力压制时间的成长。既然如此，我们不如谨记王小波先生的这句话：一个人只拥有今生今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所谓魔幻，我觉得大概要拆成两个方面来解读。一是“魔”，主要指叙事手法上极尽所能的反传统反逻辑，大幅度跳跃也好，夸张外放的表演风格也罢，总之是不疯魔不成活。另一方面是“幻”，这个幻字针对于现实，指荒诞不经的情节安排，指某种表面上完全不讲理的象征手段，或虚中有实，或明实暗虚，虚实结合的一种表现方式。但了解了魔幻的手法却还远远不够，好好的故事，为什么一定要通过这种故弄玄虚的手段来讲述呢？

2007影坛中，明确采取魔幻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电影是姜文的《太阳照样升起》，其中不少充满了象征意味的荒诞场景与暗示都可以被用作解析魔幻现实主义的好例子。比如黄秋生饰演的梁老师在弹着吉他唱着《美丽的梭罗河》之时，那几个揉面的少女边笑盈盈的听着边随着音乐的节奏倾身、抬腿，动作整齐划一，不像揉面更像舞蹈；再比如影片最后一节李东方在火车上降生，从飞速运动的车厢中掉到铺满鲜花的铁轨上；还有第一部分中疯妈像个武林高手一样用竹竿撑着一块河边貌似普通的草皮表演水上轻功等等。这样的情节明显不能用一般意义上的生活逻辑来解释（解释也解释不通），而是从一种意象，一种意识流的角度来想象。基本上，这样的细节所表达出来的是一种感觉或情绪，画面完全演变成为感觉情绪服务，至于是否合乎常理倒是其次了。少女舞蹈般的揉面动作是一种符号，代表她们深深沉醉于梁老师的个人魅力之中；铺满鲜花的铁轨给人一种神圣美好的意象，新生婴儿降落在这样梦境一般的地点，正吻合新生命新一轮的美好轮回；疯妈的水上轻功，还有第一节中许许多多的疯言疯语，疯狂举动，或者是内心情感的一种展示，或者是荒诞风格的自然延续，保持人物性格的统一。可以说，这样荒诞不经的细节，基本上就是去除一切外在的保护将人物的内心或者事件的内涵赤裸裸的，不加掩饰的展露于观众面前。

片中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陈冲饰演的林大夫。很明显林大夫是个风骚的女人，她说话的语调又柔又软总像小爪子一样挠人的心，她扭扭捏捏拿腔作势，不停的甩着永远湿漉漉的长发让人家帮忙拧那永远也洗不完的床单。她与姜文饰演的唐老师的奸情不言自明，但她依然露骨的表达着她对万人迷梁老师的爱慕之情。陈冲的演技是惊人的，她完全把林大夫的“骚”，把这种内在的骨子里的一种特质渗透到了人物的眼神表情与言行中去，把林大夫既迷人且淫荡的个性展露十足。问题是，电影为什么要陈冲把林大夫的风骚渗透到这个人物的一点一滴？现实生活中，再风骚淫荡的女人，表面上也还是要装得正正经经；时刻扭捏作态抛着媚眼的女人不再是风骚，她们要么是职业妓女，要么被称作花痴，几乎被等同于精神病。林大夫显然不是妓女，更不是精神不健全的花痴人物，纵观电影前后所采取的风格手法，很清楚的，展现在观众面前的这位林大夫，是被剥除了一切虚伪掩饰外衣的人物之本原，或者说，在有限的笔墨下，观众在荧屏上欣赏到的直接是林大夫这个人物的灵魂，电影的本意就是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这样的手法下，现实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充满背景噪音的现实，而是被加入了一个叫做“真实”的透镜，只显示最重要的本原，精髓，灵魂。

这种将“正常”，或者说普通现实生活中人的一般表现剥除来展示更为震撼人心的，另一个层次上的“真实”的手法，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一种，但不是全部。还有一种手法是混淆事件细节的真实过程与虚拟想象中的理想状态，造成视觉细节与事件结果的脱节，从而带来更为震撼的效果，并为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加入多层思考。

依然用《太阳照常升起》做例子。在梁老师与唐老师的学校故事部分，梁老师的流氓罪不解自解，梁、唐、林三人兴高采烈的吹响号角在屋内狂欢；喜悦的尾音还没结束，随后就是梁老师吊死的情节。按照画面所表现出来的事件顺序直白的解读，这显然不合理：罪名明明已被解除，梁老师前一秒钟还高兴的笑，后一秒怎么会突然自杀呢？这种不合理的疑问自然会令观众发问，会自然而然的带人进入比单纯看画面要多出来的一层思考：这两个完全相反的状况——流氓案的圆满解决与梁老师自杀——究竟哪个是更接近故事大逻辑的真实结果？考虑到影片的故事背景是文革，我想但凡有一定历史知识的观众都不难推出一个最合理的结论：狂欢是幻像，不甘受辱自杀才是最真实，也最残酷的现实。

依照这样的思路来解读《太阳》一片，再把打乱的时间顺序整理清楚，两个女人从大漠的相遇开始，都在寻找自己的爱情，两种不同的人生轨迹从这里开始分岔，十八年后又在南部一个边远的小山村再次汇合。中间这十八年，1958——1976，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动荡疯狂的十八年，疯妈，观众从未谋面的“阿廖沙”，与代表一切浪漫美好的“阿廖沙”相呼应的梁老师，在疯狂运动与清醒人性中挣扎的唐老师，以及孤独成长的单纯又愚蠢的李东方，他们构成了魔幻现实主义的要素，用荒诞来解说真实，用幻像的美好来比照现实的残酷。

这样的电影，从细节上搞懂，甚至硬性分配给每个细节一个所谓的符号象征意义固然有趣，但在我看来，真不如读透魔幻背后的苍凉来得更为震撼。前者如同猜谜，谜面谜底都是一个，哪有正确答案，所以也只好自娱自乐；后者是体会幻像所覆盖的残酷，是一种几乎无法用语言诉说的悲哀，带有几乎不能用任何严肃的传统叙事手法来展示的复杂性，再嘶吼呐喊也不能尽抒胸怀。而荒诞，这种站在严肃艺术手法对立面的一种态度，反而是这种情况下最合适的代言人，它另辟蹊径，从反面展示情绪的深度与情感的交错，正合了那句“天凉好个秋”的意境，可谓舍之其谁！



对于采取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影片来说，夸张本来就是风格的载体，要做到极尽夸张能事而又不做作，真可谓难上加难，没有演技高超的演员，没有优秀的剪辑将表演手段与故事进程有机结合成为一体的整合，要通过荒诞来表现真实，简直就是过高风险的投资，一不小心就陪得血本无归。

依旧以《太阳照常升起》为例。这部魔幻现实主义的佳作在观众的接受度上缺乏突破，除了魔幻现实主义本身属于反直觉的“后天获得品味（acquired taste）”之外，为影片奠定大基调的第一部分由新进演员周韵担纲疯妈，我认为是导致影片一开始就方向错乱的直接原因。周韵的表演生硬而做作，观众无法区分这究竟是影片目的性的装疯卖傻，还是演员个人表演的失败。这样的疑惑直接导致情绪从叙事过程中的脱离，甚至连魔幻一点上的娱乐性都被抹杀了，让观众有一种被愚弄戏耍的错觉，这实非影片原意。

与疯妈表演失败相对比的是学校部分梁老师与林大夫对手戏的精彩绝伦。黄秋生与陈冲都是表演经验丰富的资深演员，尤其陈冲对林大夫的刻画，简直入木三分，真令人鼓掌称快。这个极为外露的角色，一举手一投足眼神语言无不夸张的符号性人物，竟然在外放中被陈冲刻画得无比真实；这个角色让我直接联想起《地下》中的女主角娜塔丽亚，荒诞得合情合理，夸张得让人瞠目结舌又醍醐灌顶般的痛快，精辟。以这样精准的高难度表演为依托，荒诞背后的信息才能被准确无误的传达出来，才不会让影片有脱轨的嫌疑。

我很为姜文可惜，竟然选择了没有表演经验的新人周韵来演绎这个如此重要，完全超出她表演能力的角色，可叹才华过人如姜文，最后还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啊，败在了这个男人事业的终极陷阱之上。

不过转念一想，周韵是他孩子的妈，电影是他自己的孩子，厚此薄彼薄彼孰轻孰重该如何选择，这也真是个十分为难的问题。只能说，这电影拍得不够天时地利人和，姜文必须任用周韵，电影也注定因为表演的缘故被降一格，这简直就是宿命。



节选自《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5ea38201008uws.html

看了《太阳照常升起》十几天了，今天又看了一遍。

在电影院时第一个镜头我就没绷住
虎躯一震，心中暗道一声不好，着了姜文的道。
只见低机位的摄影机匀速、有力的推出一个嚣张的斑斓轨迹，光、影、色、形皆已分崩离析
花，带着风声呼啸着生生扎入眼球
一时间心头一沉
high了

结构、符号、政治隐喻之类无须赘言，自有阐释学爱好者以乾嘉手法庖丁解牛，六经注我；
高呼看不懂的也请保持身心健康，有秩序的离场，看不懂不是谁的错，第二天一起床您的生活又能正常了。
太阳照常升起。乐观一点。

疯妈说：“只能说你没懂，不能说你没看见”
对于在第一段中被冲击地晕乎乎的观众这是一个导演的爱心小贴士，“先看着，自有分晓”
我深信的是，影片的倒叙手法不是为了炫技，而是没有办法，别无他途，否则就没有这部电影，什么都没有。
美丽的接近危险的事物都有一个特点：非此不可。
比如《低俗小说》，比如《地下》
1976的春夏秋，姜文把六个人的命不由分说摊开，推到观众面前，
正在狐疑间，1958收拢了所有的线条，每个人的面容都在此成为一个历史的纵深，他们恣肆如狂，全然不知今夕何夕。
观众则坐在命运女神的高塔之上俯视，时间被具像化为点，线，面，一览无遗又讳莫如深。
叹息在黑暗中传递，像暗号一样。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身处过去之中不断想起刚刚发生的未来，其间还有沉默的18年，像水下隐去的冰山——电影万岁！

第一个问题，疯妈疯吗？

看完全片，想起疯妈上树、刨坑，想起一句“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登时心里空落落的。
什么是疯？不和谐。
疯妈带着小队长来到阿辽沙的故乡，无论是找什么等什么梦什么，总有一点什么
但有一个前提：她不能与死亡媾和，像那些正常人一样，相信生就是生，死就是死。
那么就疯吧。让羊上树，让河岸漂浮如舟，让死人把烟头抽进肚子，用石头砌成一个无人知晓的世界。
小队长进入了石屋，这脆弱不堪的空间之中，一切实在之物都经不起一声喷嚏，湮灭如尘。
疯妈念道“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现在黄鹤楼也塌了。
治愈一个疯人就像叫醒一个梦游的人——多么简单，多么恐怖。
当他惊惶的从石屋中逃出，却不知，疯妈已经无处去发疯了。
所以当他回家，疯妈不疯了，通情达理，神志清醒。
然后她不见了。
疯是一根肉中刺，疯妈活一天，它就让疯妈疼一天，苦熬一天，然而一旦
一旦将它拔出，疯妈就要消失了——
不是死，是消失，谁也找不到她。

以此而观，世上不疯的人只怕不多——只要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曾溺于爱恨，每一颗灵魂都渴望上升。


第二个问题，梁老师一定要死吗？

梁老师的自戕是一个结果。
但就是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把第二部分拆分下来，也很难在色情质感和狂欢气息中觅到死亡的只言片语。
那么我们对表：1976。
无须隐喻，傻子都能想象，被放逐到厨房的情调小资梁老师经历过什么。
流氓事件只是那不可或缺的最后一根稻草。
梁老师和老唐走在校园里，梁老师喃喃的说道“：陌生，陌生”。
是啊，多么陌生，性压抑像低低的云压着每一个人的额头，
人们狂热的追赶流氓，十二万分的关心女同志神圣不可侵犯的臀部。
那可是屁股啊，生死攸关的屁股，革命事业的成败就建立在对屁股的捍卫上。
林大夫的躁狂症式的极端生理化的爱，和那个“如花”一声兼具深度与质感的“丢你老母”
是一种失语症的发作——革命年代是一个骟掉抒情能力的坏年头，这事儿，怎么说呢，没法说啊。
梁老师沉冤昭雪，虚惊一场，他不是一个摸屁股的臭流氓了。
老唐出门去找林大夫来庆祝
窗帘在梁老师眼中缓慢的飘荡
我分明在梁老师的眼神里看到了两个字：
没劲

在第四部分的婚礼狂欢中我又看到了梁老师
帐篷外，男人和女人旋转成无数光圈，他们像发亮的石头在火光中盘旋
酒精与音乐把血液烧得滚烫，女人像海豚群，出没在一片男人的海洋里
一个老人猛然在他老伴儿脸上香了一口。
他第一个冲上去把新娘抢过来，抛入人群——大笑着在女人身旁游走，手被一个个女人笑骂着拍开，最后被姑娘们按在地上好一顿修理。
难怪他说“：陌生”。
所以说，他死了也就死了，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第三个问题，天鹅绒是什么？

1958年的老唐和1976年的老唐是不一样的。当然，他仍然是个雄性动物（带着姜文的审美取向），喜欢枪，企图控制一切，狡黠，但他已经不一样了。他身上的力量正在丧失，他的情妇林大夫爱上了梁老师（我相信他知道的），他被赶到又一个“陌生”的地方，只能带着一帮野孩子意气风发的去——打野鸡。他也知道，怅然若失的说“：你们说死人会笑吗？”，他觉得梁老师会笑话他的。妈的，最要命的是，他已经不浪漫了。

姜文用大端的篇幅描述老唐如何枪法如神，如何顾盼自雄，其实没有比这更悲哀的了，一条汉子，整天打野鸡，一举三得，一是为了队里二是为了管孩子三是为了打发时间，向一群低级禽类展现自己的雄性统治力，我看见的是——这人快不行了。

可是连自留地都失守啦。偏偏还是自己的结发妻去勾了那个嘴上没毛的小队长，在黑暗里他沉沉的呼着气。无力感。怎么办。其实后来他都已经准备就这么认了，他现在就像个废墟。他也原谅了老婆，继续去为队里打野鸡。可天杀的小队长说“：你老婆肚子根本不像天鹅绒”。

不开枪的话他就彻底毁了。

天鹅绒是什么？
是穿过18年幽暗时间一直握在他手心的信物，是早已灰飞烟灭的轻狂时节遗下的一枚残片。
小队长的话既是抹杀又是提醒，把他整个贬成了蝼蚁。

不杀不行。


第四个问题，世界从那里开始吗？

第四章，绚烂至极而归于目盲的一章。
它必须耀眼，必须无以伦比，唯有此才能使前三章都臣服为它的回声，它的遗迹。
在那个1958年，所有人物都在燃烧，烧他们的声音，血液，骨骼，他们不惜汗，不惜泪，不惜命。
所有人在他们最好的时候。生命浓得发苦，容不下一丝松懈倦怠，电流走在他们的神经上，迸裂着火花。
疯妈在一堆遗物前哭得透彻，老唐雄性的枪声在群山间回响，梁老师笑得一口白牙。

疯妈与唐妻并行在山路上，最新鲜的苦难与最新鲜的幸福对峙，沉默与语言交换着消息。
其后，苦难拐向“非尽头”，幸福拐向“尽头”。
其实上面那句话是同意重复。对不对。
惊心动魄的是，我们什么都知道，而她们却一无所知。
是的，世界起于我们的无知。

但是
起火的帐篷照亮了整片戈壁，火车轰鸣着开到天上去了，他一笑天就亮了。
电影结束了。这一切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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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电影必须有伟大的观众，电影之伟大在于，要让观众有满足感。观众之伟大在于，必须要想办法弄懂一部故意不让你弄懂的电影，然后取得满足感。

 

观众冥思苦想之后，自以为终于找到了答案，得到了升华，从此成为了一个有品味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伟大的观众。所以，一部能让平凡小市民观众变得高品味，变得伟大的电影，也就有希望挤入伟大电影的殿堂。

 

变形金钢和黑客帝国永远无法变得伟大，因为它们无法使观众找到自己已经超越平凡的快感，这和国庆节大部分人选择挤在外滩，而有些人却要去徒步爬金茂大厦是同一道理。

 

所以想要成为一个伟大电影的导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想办法甩开无用的懒于思考的老百姓，抛弃金字塔的基层，直接要那个空中楼阁的塔尖，票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得奖。一千万观众满意了，也不如一个评委满意了。

 

拍好一部通俗的电影是很难的，因为你无法表现出你和别人有多不一样。但一部象《太阳照常升起》这样的片子，就可以很容易的让观众分出层次，分成看不懂的看懂的，讨厌和喜欢的，有所谓的和无所谓的。

 

这部电影真得有必要看懂吗？它真的有必要去寻找主题或是隐喻吗。如果本来无一物，那么说看出了什么的人又是从哪看出来的呢？一个笑话：三个人为比谁眼力好，比认远处庙门前的匾上的字，每个都说它看见了上面的字，但每个人都说的不一样，后面庙门里的老和尚走出来说：各位施主别争了，匾还没有挂上去呢。

 

这类片子的导演会告诉你他每个镜头每个对白的用意所在吗？当然不会，那多俗。当然是让你自己看去。任一帮自以为恍然大悟的观众为对剧情的解读争的头破血流，不会有人给出标准答案。庙门上有没有匾，只有老和尚自己知道。

 

拍电影和写小说很象，有时候你必须去苦心构思一个故事和题纲还有卖点，时刻思量观众看到每一段时会如何反映，出版商和评论家们会如何说。但有时候你烦了累了，就想去他妈的老子不侍候了，于是开始在纸上胡乱涂写，这时你会写出在精心构思状态下无法写出来的东西，但你知道，你不是带着任何目的去写它的，只有这种状态才是最真实原始的状态。

 

所以评价方法很简单，只需看它是一部故意精心策划成某种样子的作品，为了讨好某些特定的观众群或评委，绞尽脑汁的完成，并期待于奖项或好评；还是一部骗了投资商的钱，由了性子，在大醉之夜，随意浑洒而成的涂鸦。

 

如果是前一种，那仍然是恶俗的工匠之作，伪装成无招胜有招的高手，但其实却仍是刻意为之，这样炮制出的“先锋电影”和“实验电影”就是最大的恶俗。

如果是后一种，那么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诞生出无用垃圾，一种是诞生出旷世绝品，这取决于创作者自己的才华。

 

其实分辩一部刻意的“伪大电影”和一部浑如天成的真上品的方法很简单，一部真的优秀作品看完了哪怕你完全不懂它在说什么，但你仍然会被打动，被震撼。就象一部伟大的音乐，不需要剧情不需要主题，你一样能听懂它。它的所有元素都在指向同一个点，虽然你说不清那是什么，但是你会感到正向着它飞奔的快感，你感觉到一种力量正在托着你升起，让你高喊：“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但作为“伪大电影”，它会让人在看到一半时就厌倦、头痛、昏昏欲睡。它是一条路上东西南北乱指的路标，写满了“终点”“非终点”“高点”“低点”“天知道是什么点”，然后你晕菜了，倒在地上，你听见女主角在激动的狂喊，但你却想说：“哦，算了吧，快亮灯，我要回家。”

 

伟大的电影必须有伟大的观众，伪大的电影也必须有伪大的观众。强者会造就伟大的观众。弱者却只能在空空荡荡的影院中，贴着各种标签期盼着伪大观众的到来。伟大的电影也许会让观众一时沉寂，但多年之后却回荡起掌声，但伪大的电影同样会让观会一时沉寂，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它已被忘记。

 

 

 

上一段算不上是针对性的影评，它适用于对所有的这类电影进行评判，那么下面就专门的说一说《太阳照常升起》：

 

看第一段最初时，很全神贯注，觉得很有意思。画面很美，镜头很有功力，也有悬念，一直到李叔被称为鬼，还仍然可以是部很棒的片子。但疯妈一直疯个没完，所有的人都象疯子，都很无厘头，这也没有错，但错就错在导演没疯，导演还正常着呢，他一边拍着这些的时候，一边还想着拿奖成名呢。一个正常的功利者拍不出真正的疯狂，结果就是并不疯狂，只是搞笑。一个被围观的真正的疯子能让人感觉到悲剧的力量，但一群装疯来吸引人们注视力的家伙就只能让大家失去围观的兴趣。观众看不到正常人，也看不到真正的疯子，完全失去了情绪的依托点，被吊在半空中，导演的镜头晃到哪，就只好跟着看到哪，这样的设置一直贯穿整部电影，包括刻意打乱的叙事和刻意荒诞的情节与人物。这就象你去用餐，开始喝了一道汤不错，于是期待下面的主餐，但发现后面源源不断上来的都是汤。

一开始疯妈在树上高喊阿辽莎，到影片最后疯妈抱着婴孩面对太阳高呼，在这呼应的一头一尾中间可以容纳一部很牛B的电影，但我们看到的不是，好象一部外星牛B电影被人捡到了开头和结尾或某些片段，为了凑成一百分钟上映只好在中间硬塞了好些仿制品然后胡乱粘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一道又一道看起来挺不错的汤却没有主餐，因为厨师不会做主菜，只好指望汤把大家灌饱。所以观众的感觉也很混乱，因为腹胀与饥饿交织。人们在这部电影里看出了各种大师各种技法，但姜文却消失了，那些主角们也消失了，许多很优秀的演员，再一次成为了符号，成为了道具，而失去了人物本身，故事本身。时代背景失去了意义，人物情感失去了意义，任何符号也随之失去了意义，想达到这种效果其实不需要高价请任何演员，让每个参演者全片始终戴着口罩就行了，说不定这一点倒会让评论家和需要炒作点的媒体们被“软”一下，而不是在任何时刻都听见充满激情的呻吟却怎么也HI不起来。

 

姜文在片中已经讲述了自己是怎么拍出这电影的。你看见疯妈摔掉的那些碗了吗，在房祖名后来发现的小屋中，他发现这些碗被重新拼了起来，在一起看起来还是碗，但一样也提不起来，一提就碎了。这或许就是姜文无意中对《太》做出的解读暗示。他打碎了一部或是许多部电影，然后把它重新拼了起来，在这座姜文小屋中，你可以看见好电影中有的一切东西，但就是一样也没有什么用处，很好的音乐，很好的剪辑，很好的演员，很好的画面，但却凑不成一部很好的电影，因为它们本来就是拼合品。

 

我很喜欢《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鬼子来了》，因为那时候的姜文没这么矫情。那时的他是个树上的疯子，而现在的他则低着头在自己的电影前数数：“十三……十三……十三……”

 

有这样拍电影的人很好，因为这样好让我们知道中国除了无十黄之外还是有其他电影的。

但这样的一部电影，要是你还在琢磨着去“理解”和“弄懂”它，你就是十四。

 

最后再提醒一句，看过姜文电影和这些电影原著小说的人都知道，千万不要把小说版权卖给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