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现场直播

反映印度社会现实问题的电影，充满了政治讽刺意味，有着直戳人心的力量，看完后不由得让人感到心酸而又无力。我们觉得荒诞，他们却是习以为常的，一般人因为贫穷困苦感到人生绝望无助，他们却编成歌拿来开玩笑，都在关注主人公的政府、媒体、家庭，却没有人真正的去关心他……电影看似夸张，情绪饱满得甚至有些不真实，却处处透漏着真实。如今的媒体，其真正的功能已不如之初那般单纯了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情境是，我们“目睹”越来越多的死亡，同时又越来越无法“投入”其中。尤其当这死亡发生在陌生人中，藉由媒体告诉我们——由此，“某某人之死”成为了一个并不新鲜却在一段时间内过度活跃的事件性名词——我们越多地知道他的死，我们离开那死的真实感就越发遥远。仿佛有一只习惯性的大手，把我们连推搡带勾引地拉离开这“他人之死”，把我们合理地转化为对这死亡的漠然而客观的见证，甚至，在我们准备成为一名不合情理的看客之前，已经被编剧成了屏幕前的观众和有权或无权投票的“选民”。“他人之死”，成全了有幸或有意继续生活的人们的正当公民身份。

2010年的印度电影Peepli Live（《自杀现场直播》）将这一情境推向了极致。这个可以概述为“一个想死的农民”的故事，与其说是剧情片、喜剧片，不如说是戏剧化了的纪录片。虽然事情发生在一个莫须有的，甚至连名字都带着滑稽和低贱色彩的印度乡下Peepli（类似中文的“皮村”），但从农民、农民的老婆和邻居、地方记者、地方领袖、地方领袖的打手、政党领袖、政府部长、部长的助理，直到国家电视台美女记者和她的竞争对手，没有一个人物不是他们所处环境的典型，而这一揽子的典型人物，在一起不是排演，而是推演出这样一个故事——一个遭受围观的印度农民的自杀。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农民自杀，就像中国人的自焚一样，已经是印度日常的一部分，只不过在频率上更高一点——每天一个。

影片的开头，在乡间摇晃着前进的公交车内，弟弟Natha问哥哥Budhia：“如果我们没了土地怎么办？”在哥哥模棱两可的不动声色下，Natha旋即因为晕车而往车外呕吐，在路面上留下了一串白色液体。这时，欢快的歌声响起：“七彩之河流淌在这片土地，每个拐弯处都是染色的伎俩，每个细节都是一个谜，看上去浅，其实很深；印度，你看，是个聪明的混杂体；巨大的心灵，干瘪的口袋；谁知道我们要去哪里，轮子照样转，往前进；没有食物没有水，找个理由活下去；古怪的眼神，模糊的梦，眼泪也是咸的，我的朋友，要是掉下来就尝一滴⋯⋯”

失败者Natha和Budhia回到家。在得知银行因为他们无法还贷而要把土地拍卖后，Natha的老婆愤怒地把这两个没用的男人赶出了家门。于是哥俩决定去找当地的领袖Bhai Thakur帮忙。即便在这个时候，心智幼稚的Natha还在田埂上唱着情歌，结果滑倒在了牛粪上。可是Bhai Thakur正在为即将到来的选举，更确切地说是贿选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根本不搭理他们，更何况他们一开始就去问政府贷款，怎么现在倒想到他了呢？

Budhia以为自己或许可以在选举上为Bhai Thakur“做些什么”来换到他的资助，换来的却是阵阵讥笑。一个较为恶劣的家伙“开玩笑似”地给了他们一条建议：南印度的政府出来一条新政策，因为负债而自杀的农民可以得到10万卢比（约15000元人民币）补偿金。现在，全印度的农民都在自杀呢！“活着就像一条过时的喇叭裤，而自杀，就是条时髦的牛仔裤！”“政府也喜欢公平地给予和索取。至少你可以给出一样东西——你的命！”

这种无稽之谈，当然谁都不会理会。兄弟俩怏怏地往回走。路上他们碰到一群在树下聊天的村民。有的人说，政府应该干脆拿走我们的土地，给我们一笔钱退休算了！种地有什么好呢？美国种子，美国化肥，都要花钱买，最后还要祈求老天下雨。还不如到城里去！Budhia说：“难道先在村里被耍，再去城里被耍？”还没走到家门口，他们已经听说邻村的一个农民卧轨，一个牧师的媳妇跳井，寻死的人真的不少呢。——反正人人都会死嘛，村口的老农说。

走投无路之下，兄弟俩找来刊登自杀补偿政策消息的报纸研究了一番。经过一番奋勇争抢，最后哥哥还是拗不过弟弟，两人决定以弟弟Natha的自杀，来换取赔偿金，保存祖上传下的土地。

此时，远在德里、一脸正气的女主播Nandita正在大选的背景下采访农业部部长：“每8个小时就有一个农民自杀，从1998年开始已经自杀了17万了，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政府对此态度冷漠？”部长回答：“解决的方案只有一个：工业化。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靠农业获得发展！”至于选举，他说：“印地语中有句话说得好：政治中或许有分歧，但永远没有敌意！”此言一出，为后文各政党之间隐含的共谋关系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该邦执政党Samman党的主席正为自己如何在选举前再拿到15则正面报道而发愁。在记者镜头前，他说到自己执政的最大成就是“农民的繁荣！农民的繁荣就是国家的繁荣！”在皮村这个首席部长的选区内，地方小报的记者Rakesh无意中听到Natha提起自己要自杀，当即采写报道《皮村有人说要自杀》。结果小报的执照被立即吊销，兄弟俩遭受当地领袖的一阵殴打，回家后却发现政府给他们送来了一台绿色的抽水机，是为“夏斯特里重新安置计划”——签字领取后，他们被告知“这下可不要再自杀了哦！你们已经享受到政府的计划了。虽然不给安装费，但你们本来可是要死的人，应该感谢夏斯特里（1964-66年的印度总理）救了你们！”

本来事情就可以终止于这台无法抽水的抽水机——无奈这则小报道通过当地线人，传到了女主播Nandita的耳中。虽然她不跑农民这条线，但意识到在这个选战关键时刻，虽然每天有很多农民已经自杀，但也比不上一个宣称正要自杀的农民来得重要啊。她立即赶到乡下对Natha采访。面对惊恐的Natha，她安慰道：“什么都不会发生，这只是台摄像机。”而Natha长期卧病在床、天天抱怨的老妈则大叫：“天啊，政府又来人啦！”

电视中，Nandita在自杀农民的小院里质问：“他是否会自杀，并指责我们？这个政府是否会介入，拯救他的生命？”一夜间，所有的电视台都派直播车赶到了皮村，尘土飞扬中，全村的人都被抓来采访。大家描述自己多么遗憾即将失去Natha这样的邻居：“唉，Natha和我从小一起抽烟，一起吃蛋；没有他，再抽烟和吃蛋的感觉都会不同！”Natha穿梭在这些对他的无比怀恋的哀悼中，继续生活。

媒体的传播，让首席部长非常生气。他问手下：“就不能给这家伙一个什么计划参加么？”手下捧着一叠资料说，英迪拉住房计划是给无家可归者的，Jawahar就业计划是给失业者的，Annapurna计划是给饥饿者的，而Gramin Vikas计划是针对整个村子的，其他的计划是和平与发展，进口与出口，增长促进，减缓发展——没了！没有其他计划了！“那么就给他专门搞一个计划！”

当地贱民领袖也趁机高调来访，给Natha带来一件贵重的礼物：电视机。——所有人都站在媒体这边。他授予Natha花环，并宣布：“战争就要打响，Natha要牺牲，Natha要死！”在将人们的视线转到种姓问题上来的时候，他也为自己拉了把选票。

皮村突然变得异常热闹，人们在边上兜售棉花糖和气球，甚至开了游乐场和杂技表演，以至于当地方领袖来上门探望的时候都不免说：“我从没见识过对死亡如此隆重的庆祝！”但他同时带来一个消息：“你两天之内要自杀！否则，我就把你哥哥杀了。”

警察过来包围了房子，将Natha一家保护和监视起来。一边是选战两头对Natha的威胁和利用，一边是全村人基于他的将死或不死的狂欢。这个时候，突然谁都不知道Natha是谁，是那个提着罐子准备去取水或者去大便的矮个子么？他为什么要死呢？为什么那么多人关心他的死？不仅天真的Natha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在摄像机，在瞭望台，在印度式的五颜六色中被淹没了。注意力就是这样一样容易被迷惑的东西，它一时在这里，一时在那里，热切地游走，却无法专注。

只有一个人，坚持在同一个地方挖掘。这个叫Hori的、胳膊只有杯口这么粗的老人，好像是几根棍子搭起来的枯柴般的农民，每日拿锄头挖地，不言不语。在Natha出逃的那一天，他死在了自己的茅屋里。这是一个农民的现在，也是Natha的一种可能的未来。他的土地也被拍卖，他以售卖闲耕地里的泥土为生。他的身体已经很糟，但每天能赚20卢比（不到3块钱人民币）的挖地，是他唯一的谋生办法。他拿着锄头，却不在耕种；他在挖土，而不是翻土。他似乎在给整个村子，或者说所有的乡村掘墓，这个农民的标志性动作，在过去是为了播种和收获，在今天是为了埋葬和死亡。而土地，原本是为了种植和繁衍，现在却成为了不孕不育的商品；而这被降解为泥土的、可被兜售的属性，又诡异地拖住了一个与土地脱节了的农民的性命。最后，枯柴般的Hori毫无意外地死于饥饿和贫困，死于他贫贱的茅屋，留下的是茅屋边巨大的空洞和站在茅屋门口慨叹的若干邻人。

这另一个卑微的农民的死亡，唤起了小记者Rakesh的觉醒。但小记者Rakesh也不能挽救任何人——已经死去的Hori，或者已经在死亡日程上的Natha。在围追堵截Natha的最后的混乱中，竟然是Rakesh，这个媒体的觉醒了的线人，被意外地活活烧死。而所有人都达成共识：死去的肯定而且只能是Natha。Natha终于死了。故事终于有了结局，而这个结局能在所有的通向外部的渠道中得到妥当的打理和收拾。

记者兴奋地说：“他不死于谋杀，不死于自杀，而死于意外！甚至连命运都不让这个可怜的灵魂实现他最后的愿望——自杀！”自始至终，Natha的死的愿意局限在媒体的、公众的和政治的意识内，他没有过自己的死，就像没有过自己的生。或者说，最初他还有过（决定过）自己的死，但现在，就连他的生都不存在了。记者需要线人，政客需要选票，人民需要电视，没有人需要死亡的真实。Rakesh是Natha的死的替代品，或者说，在底层的世界里，谁死都一样。Natha逃遁到了城市，和其他“先在农村被耍，然后跑去城里被耍”的人一起，用那把似曾相识的锄头，翻挖着城市的建筑工地的尘土──不孕不育的尘土。而他的并非自杀的“死”没有给家人带来任何好处。正如他老婆对他哥哥说的：“三个月了过去了。他丢了性命。而你却连一张贫困证明卡都拿不到。”

在这个没有英雄也没有救赎的故事里，所有的单位和个人都袒露出本来面目。记者们在尘土飞扬的穷乡僻壤里死守坚持，农业部长也真的相信工业才是最终出路；中央政府凭空想象地端出“A计划B计划”给地方政府出难题，而地方政府则利用农民对他们的信任和欺软怕硬的弱点，哄骗基层的选票。当然，美国种子公司是商业上永远的赢家，而在最后时刻走上街头的社会运动分子，则在幻觉中为一个遥远的，但自认为很真实的命题呐喊。死亡中的血肉被掏空，只剩下死亡的皮囊，亦如农村的生产力和生命力被抽干，只剩下名为“农村”的驱壳。在这出全体人员自编、自导、自演的色彩斑斓的悲喜剧里，无力者继续无力，有力者继续前行——只是不知道要去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