姊妹花

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国民党政府命令张学良不抵抗，同时日本的媒体也没闲着散播消息说：在九一八事变之际，张学良在跟胡蝶跳舞。这个假消息的散播，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可想而知对胡蝶的影响会有多深，尽管多方人士帮忙证实这是这是谣言，可又有几个人能不被影响。而明星公司也因为《啼笑因缘》赔了一大笔钱。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郑正秋专门为胡蝶打造了一个这样的电影，一人分饰两角，以有钱妹妹的最后觉醒为结局。 这部电影，处在电影刚刚开始开发声音的时候，所以本身有声片就是一个噱头。电影里，一开始先交代了家庭背景，一家四口相依为生，却因战乱打破了宁静，只得远奔他乡。 这部电影，在开头还用了老母亲回想过去，交代故事，虽然是一人分饰两角，但极少的把两个角色放在一个画面上，就算是最后母女（姊妹）相认，只有廖廖几个镜头把两个人放在一个镜头里。虽然说明了当时的技术还相对落后，但可想而知，在当时的观众看到同一个人用上了“分身术”这是一种多么奇特的感觉。这部电影做为一部有声片，台词可能相对较多，但这也恰巧是当时电影的一个特点，当时的电影人，一边探索，一边创造。 电影中我觉得有意思的一个片段是桃哥的父亲是被倒卖洋枪的杀死的，可以说间接的让挑哥家的生活更加困难，可大宝二宝的爸爸却就是倒卖洋枪的，在无形之中又对其进行了讽刺。电影的最后，却并没有给观众一个明确的结局，这既给观众留下了一个悬念，如果这部电影卖座的话还可以继续拍续集，无论是拍大宝二宝的后续，还是拍他们孩子的故事，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电影里常常重复的话就是：难道穷人的命就不值钱吗？可以看出来，身为上层阶层的几位角色，没有人对穷人的命关心，他们的命还不如自己的牌更重要。郑正秋导演自从他步入电影这个行业之后，就一直看重电影对人的教化作用，这部电影也不例外，有对穷人的深切同情，有对倒卖洋枪、推动战争的人的批判，也有对亲情的召唤。 但从今天来看，穷人的命珍贵，富人的命也同样珍贵，大帅妹妹的死是一个悲剧，但不能因为大宝是穷人，所以过失杀人就是没问题的，每个人的生命都神圣不可侵犯。当然这都是立足现在而言，对当时，更多的是为富不仁，欺男霸女，“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 其实看到最后，我为郑正秋导演的奇思妙想感到惊叹，当时能有几个人能想到利用电影的技术来一人分饰两角，而且是否因为郑正秋这个导演的想法进而影响到后面包括《双龙会》的一些影片的出现。（这都是我瞎想的，没有什么依据，谁看到了就当一乐就行。）

左翼阶级政治现实电影加家庭伦理。家庭伦理方面也没有很深。很难想象在话剧舞台上摸爬滚打的郑正秋，做出这样的片子。作为话剧太平，作为电影没有分镜头。（有勇气后才写的，没有勇气一直想下去，本来是很有信息能量潜力的）也没啥分镜头逻辑。就是导演的内心。但是一直在拍。也没有成长得特别厉害。最后的奇观还可以。情感奇观。情节奇观。但是还没有Hold得住。最后是女人的联合，亲情的胜利，超越了阶级的厌恶。女儿的转变有些牵强。导演要她转。家庭伦理便是浅在了这里。只有情节，无思考。贫富对立，孝顺，之类希望他有思考的地方，很快就转到情节继续的波折了。大宝和二宝冲突还有意思，有贫富可怜的意味，但是偷东西又的确犯法，维护私人财产是必须的，难道因为是穷人偷东西就值得悲痛平吗？请了农村的奶妈，她穷，就可以偷东西吗？有点滥煽情，同情穷人的左翼电影的感觉了。要思考的是，二宝打她，是对的，不给钱，是对的，厌恶穷人，也没做错，二宝没有做错任何东西，而电影试图让我们同情的大宝，实实在在偷了东西，打了人，是的确有罪的。这个导演觉得罪恶的二宝做的一切罪恶的行为都是合法且对的社会，她怎么做都合理，都应该这样做，这样的社会，怎么形成的，我们如何看待它，才是希望看到他思索的地方，可惜他没有。

一直在想，已经偏了一年，获取到了很多东西。可能不是电影本来有的，但是偏了原来的规范，获取了很多。推翻了原来的。又有新的（些许的出轨很好但是还是不能脱离原来的轨迹，但既然已经脱了，一定遵守原来的轨迹还有必要吗，都脱了，前面的已经不成立了，还是去试图去坚守都力量是什么？孝顺对我们的力量，和这种力量，安全的感觉，爱的感觉，被爱的感觉，归属感，确定感，有什么雷同之处？我感兴趣这个。超出了这个纯情节的片子的诉求了），是不是也有被推翻的可能？随便看看，就能获取这么多，像严肃地完成考试作业那样对待，反而获取不了什么。世界的东西，对于我来说打破了原来既定相信的轨迹。甚至获取的还多，虽然不一定丰盛但是很多。以前逼自己看红楼梦，也许没有先买随便看看获取的多。一定要“那种”安静图书馆环境，沉浸在里面看吗？不这样就得不出东西吗。大家都这样说。但不小心我得出相反且有意思的经验。正常看可能不会有这种兴趣点和现在看的状态和感悟。

但是共同的女儿的受难这点，加一点点亲情。共同的苦难和亲情的温暖，战胜了阶级。只要女儿的转变合理，这个就可以合理。但是不是纯亲情的也，也有共同的，对人类苦难的体察。没有这种情怀，只有亲情，也会像父亲一样。这是我看这个封闭的故事看到的不封闭的部分。

老师开始一定要我们看《渔光曲》，我忍着无聊看完了。不就是小猴小猫落难记嘛，这个少爷心还挺好。

老师当堂讲了视角的问题，我好像有点懂了视角的不同影响的影片的主题内涵不同的意义。

看完《姊妹花》，这个想法愈发清晰。

这个更是忍着看完的..

但是郑正秋在三十年代这样拍摄出来已经很不错了。让我惊艳到的是胡蝶一人分饰二角，原来这么早中国电影就有这种手法了。(●°u°●) 」摄影上肯定很难处理，摄影师是董克毅。

宣景琳也让我很意外，妆造上也很突出，真以为是个老太出演。以前她是凭借风流出圈，多演妩媚的女性。《都市风光》女主张新珠她们俩长得好像嗷。

回到叙述视角问题上。

《渔光曲》中善恶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少爷是富人的代表但是也可以帮助穷人，并非说穷人穷就错在富人，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

《姊妹花》中将善恶对立，有很强的阶级属性。特别是运用对比蒙太奇讲大宝二宝的故事穿插，让人们对二宝老爷产生仇恨心理。其实在那个年代这般的富人比比皆是。

其实如此看来，前者的主题更深刻。

最让我反感的是过于穷苦化的描述，过去穷人的生活放到今天断然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这种东西夸张化戏剧化地搬到大荧幕上去，是不讨喜的。

如此做的目的，是将穷人的受难作为反抗的依据。在那个年代是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但是借鉴至今，拍摄小人物时，可以表现出普通人无法想象的苦难，但不可整篇肆意渲染。

这就说到了主体性。

我之前好奇为什么描述一类人非要这类人发声？（可能很智障这个问题..）

现在觉得他们发声才更真实，才符合“可然律”或“必然律”。更多潜在的问题才会被发现，电影也就更有社会意义。

郑正秋对电影的看法是教化，但是富人看到这个电影会变吗？我无从得知，但是我确信“穷人”看到后会愈发愤怒。

这跟微博热搜的某些内容有着神奇的相通之处。

电影《姊妹花》故事完整，以双胞姊妹截然不同的命运展现了阶级对立，贫富悬殊，军阀混战的社会现实。 在农村生活长大的大宝，凄苦无奈；而城市中长大的二宝，嫁给了军阀做姨太，奢侈快活。当这两个看似再没有交集的姐妹命运交错，当冲突和矛盾在机缘巧合下一步步激化，再到所有的真相被揭开，一切回归平静，影片的故事脉络反应出了中国旧社会阶级间深刻的矛盾，揭露了现实，也反映了人们改变现状的迫切原望。但其中大宝将希望寄托在有钱人身上，以及甘于贫困的落后思想，也体现出时代思想变革的局限性。 影片故事情节矛盾大多借助一个“巧”字推进，虽脱离现实却一波三折；表演方式仍以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为基调；所展现的思想夹杂着旧民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影片将封建传统习俗和资本主义新派间的碰撞置于暗线，将军阀混战和民生疾苦放在主线，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又一重要矛盾，是社会重要的现实问题，这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一次从荧幕上见到胡蝶，真漂亮。一人饰两角，天壤之别。一个是千金太太，一个是穷家妇女。一个演出娇柔尊贵不近烟火，一个演出困苦潦倒饥劳奔波。在三十年代就用“留景移人”的原始特效，真眼前一亮。大宝哄孩子的摇篮曲，颇有昆曲的味道～ 但片中无情节的心理活动的表情留的太多，且多半是特写。大宝的妈，宣景琳岁数太年轻了，语速过慢，很坠节奏。 片尾姊妹相见把高度提了上去，不仅质问穷人富人的不公天，又把“老老实实吃苦”受穷挨饿、“造枪害人”发洋财的现实问题直接逼问——“到底是我犯了法呢，还是你犯了法？” 又一升华则是“倒霉的是穷人，倒霉的还是我们女人呐”，借大宝之口，换位调置，靠身姿当上的官太太本也是苦人，若容貌两换，命运差矣，在当时背景下，更苦的还是女人。 不过结尾太迅速，姊妹和母亲上了车就结束了。意犹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