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女传

想起歌德《威廉。迈斯特》里的一章《一个美丽心灵的自述》--圣洁的爱的灵魂，在一个美丽女子的身上，夫复何求？

影片宗教的背景渲染出很多超越俗尘的气息。
觉得是赫本演技最出色的一部片子;
不，没有演技，心灵之美是无法表演的吧。

看完这本片子，回望尘世，应会隐隐觉得有些轻盈清澈的气息飘浮于稀薄的天空。

再偷亲爱的老歌德《浮士德》的结语来祈祷：
“永恒的女性带我们上升”

阿门

女主角嘉比雅·范德玛的父亲是20世纪初期比利时一位著名的医生，她从小跟随父亲学习医学，并且表现出了在这一方面的天赋。但是，善良而有主见的她还是选择了进入修道院，因为在她看来，没有比通过做一名修女去刚果帮助那里的人们更有意义的事情了。尽管她的父亲很是不舍，他还是陪同嘉比雅来到了修道院。在向修道院缴纳了一笔费用作为入会费后，他离开了，告诉女儿：“如果你不喜欢，可以回来，这不是丢脸的事。”可是，决心去刚果成为父亲骄傲的嘉比雅，用自己接下来的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坚定。
和嘉比雅一同进入修道院的还有几十个和她年龄相仿、同样天真烂漫的女孩，她们和父母一一道别后，就迎来了修行生活。作为同龄人，我深知她们做出的是怎样的决定：明明拥有美丽的面庞、玲珑的身段，却不能作为资本骄傲地展示，只因为成为修女——“不久你们就会适应即使不用镜子也能把头巾整理好”。20岁的女子，已经不是女孩，但还未沉稳如一个真正的女人，但是修道院的要求使她们提早在行为上变得成熟：为显示谦卑，要不出声地靠着墙边走路。钱钟书在《围城》中说：“有年轻女人的地方，笑多”，但修道院不是：为保证和天主对话的通道，她们要需要学会保持静默，外在和内心的静默。以上就是初入修道院的嘉比雅需要完成的第一课，五天之后，她正式成为了保守生。
作为保守生，每日需要检视自己两次，并将所有不符合记下来，在晚间进行忏悔。很快，保守生的6个月过去，嘉比雅终于成为了初学生，接受圣袍，得修女名——路加修女。面容姣好的路加修女，在受到医院病人们的称赞和鲜花时娇羞地红了脸，她的朋友帕斯卡于是和她交谈了几句。这对于常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已经足以要她在夜间向修女忏悔，因为这被认为没有做到控制情感，缺少应有的谦卑的美德。作为告罪，她被要求去吻年长修女的脚趾。这是修女必须有的经历，因为只有把内心的骄傲消除，才能真正达到谦卑。而谦卑，和神贫、守贞和服从，是一位修女要达到自我完美的恒久美德。
终于，路加修女的朋友帕斯卡不堪忍受修道院的清规戒律，决定离开。她在临走前想和路加修女握手道别，也被拒绝了，因为修道院的修女是不许有身体接触。对做一名修女的坚定和执着植入到路加修女的内心，成为她留下来的强大动力。
对于修女，还有一项要求就是“自我牺牲”：舍弃物质，舍弃对世俗生活的一切记忆。路加修女在努力要求自己真正成为一名修女，不再是嘉比雅。一年的初学期满后，她做到了：在正式宣告她成为修女的仪式上，她的家人却并没有出现欣喜的表情，而是远远地看着她；她也一定知道此时家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可是她没有迎上去，只是低着头，迈着修女的步伐，离开。
接着，路加修女和其他修女被送到医学院学习热带医学。由于有跟随父亲学习的经历，她拥有良好的基础，表现十分突出。但是这让已经在刚果工作过七年的宝琳修女很有危机感，她认为路加修女的优秀可能会使自己不能重返刚果。修道院年长的修女于是向路加修女提出，希望她能放弃考试通过的机会，因为能够接受羞辱本身，就是谦卑，但是路加修女在挣扎后还是选择了通过考试。
一心想去刚果的路加修女最终做出的决定是让人意外的。在这之前，就有年长的修女告诉她，她的医学知识足够她去刚果服务，但是她的宗教资历不够（因为刚果是比利时的传教区），所以可能她并不能去那里。虽然电影没有表现，但是我可以想象，在玛斯勒修女向她提出放弃考试的建议时，她一定有过痛苦的挣扎：一方面是做一名真正的修女，那将意味着放弃刚果之行；另一方面就是可以在刚果服务，那可能会使她不能算作一位完美的修女，因为这才是她进入修道院的理由。最后她选择了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试，但是由于认为她不够谦卑，不符合一名真正修女的要求，修道院决定让她去精神疗养院的护理小组。
在精神疗养院她违反了规定，在没有其它修女在场的情况下，她打开了一个患有严重精神分裂症的病人的门，差点出了意外。通过这件事路加修女终于理解并懂得了服从：“当服从成为自然，挣扎就会结束”。修道院认为她终于克服了自己的傲慢，同意接受她为耶稣基督的净配（the bride of God）。女人最美丽的时候就是身着婚纱的时候，卢克修女将这一刻献给了上帝，她终于真正成为了上帝的新娘，将准备好自我牺牲，以同天主结合，圣洁地结合。
（二）我是谁
终于，路加修女可以如愿以偿地来到刚果。她在刚果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那里的人民用鼓声表达了对她美貌的热情称赞。当被告知她不能留下来照顾刚果本地人，而是需要到一个白人医院做陪护工作的时候，她感到很失望，虽然失望，就像接待她的那位修女说的，也是一名修女必须要接受的磨练。为了做一名合格的修女，她还是选择了服从，来到了外科医生福图纳提身边做他的助手。
福图纳提医生是一个年轻而且充满活力的单身汉，并且，他还是一个无神论者，对于路加修女的信仰深不以为然。福图纳提医生的出现使路加修女发生了重大变化，因为他是第一个明明白白指出路加修女内心挣扎的人。是他告诉路加修女，她永远不能成为修道院期待她成为的那种修女，因为她坚持自己的理念，她更是一名护士，一个“入世”的修女。后来，路加修女以身患肺结核为由要返回比利时，又是福图纳提医生告诉她，真正让她不能坚持的不是肺结核，而是她内心的挣扎和纠结。在福图纳提医生一次次近乎“挑衅”的说辞下，路加修女逐渐明白，她想要做的只是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就像自己的父亲那样，拯救生命，使人们免于痛苦和死亡，可是修道院对她的期许则是让她成为上帝的忠实信徒，她做的这一切事情只是让自己与天主更近的途径。夹在这中间，她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更加剧了她的挣扎。一个刚果的本地居民闯进了医院，毫无征兆地把一位和路加修女朝夕相处的修女活活打死，仅仅是因为他相信，只有杀了一个白人女性他才能够摆脱他亡妻的灵魂。当地的刚果人感到羞愧万分，按照当地的习俗会把杀人者剁碎了喂鱼，但是作为基督徒的修女们宽恕了他，要用教导来帮助他。基督徒修女们的大爱是信奉巫术的刚果土著民大受触动，渐渐放弃巫术的信仰。
修女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结合体：她们被要求要怀有博爱之心，她们不远万里地来到气候和生存环境都很差的刚果，为当地人们提供免费的医疗和卫生服务，但是，她们却不允许有自己的情感，不可以有任何自己的意愿和欲望，能做的只是服从。处在这样的夹缝中，路加修女的挣扎也就成为了必然。还未等她找到平衡点，她就被赋予新的任务——护送一个重要的教会人士安格贝回到比利时，她被迫离开了刚果。
（三）是父亲的女儿
返回到比利时的路加修女被要求在修道院安静地度过几个月，以恢复作为一名修女的精神生活。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就蔓延到了比利时，一时间，德军的铁蹄将比利时践踏得面目全非。比利时成立许多地下的反抗军，反抗法西斯的入侵。但是，修道院里则是另一番景象：修女们仍被要求要善待每一个人，要代表上帝使每一个人都沐浴博爱，对待敌人也是如此。
然而，在修道院里，不是所有的修女都能够服从这一点。一位叫丽莎的初学生的频频告假引起了路加修女的注意。在路加修女的追问下，丽莎终于道出了实情：她是在为一个反抗军组织藏匿比利时的军人，以便日后转移到英格兰。尽管修女们是不允许参加任何反抗军组织的，但是路加修女感到自己无法认同，于是，她让丽莎离开了。她在刚果时就已经萌发的内心挣扎此时愈发强烈，面对毁坏家园的德军，她难以做到博爱。
终于，路加修女收到的一封信使她彻底改变。这封信是她的弟弟皮耶尔写给她的，告诉她亲爱的父亲在救护伤员时被炸死的消息。挣扎已久的路加修女再也不能控制自己，放声痛哭后，她决定离开。也许她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将要一辈子留在修道院，但是这战争带来的诸多变故使她彻底动摇了。她带着从刚果就已经产生了的怀疑和压力，重新面对各种惨状。就像她告诉主教的那样，她不能依旧怀着友善和博爱的心去救护一个德国的伤员，她感到自己无法再像一名修女那样服从，她的生活中开始出现恨意，她的信仰生活也变得虚伪。
有主见的嘉比雅不顾家人的挽留选择了到修道院做一名修女，现在没能学会服从的路加修女决定离开修道院做一名用良知反抗敌人的普通女人。修道院的后门低调冷清，直对着的是一条逼仄的小路，已经不再是路加修女的嘉比雅，以她数年来已经习惯的修女的走姿走上了这条她曾经并不向往的路。我原本以为她会在一半的时候回头，回望她曾经的梦想，回望她过去的十年，可是她没有，她一直走，一直走，直到电影结束。
路加修女的故事既可以视为她个人的前半生的传记，但是也同样可以作为基督教教义与人类情感出现冲突的一个典型例证。她进入修道院，放弃了舒适，选择了清贫；放弃了情感，选择了隐忍，她可以接受没有美丽的服饰，没有心心相印的伴侣，可以容忍刚果恶劣的生活环境，甚至对夺去她每天相伴的修女的生命的人她也能给予原谅，只是因为她是一名修女，神贫、谦卑、守贞、宽容和博爱是她必须的品质。但是，当战火蔓延至故土，夺去她父亲的生命时，她内心的纠结和挣扎终于爆发，信仰和情感，该如何抉择？终极一生，我之于我，究竟是上帝的新娘，还是父亲的女儿？
路加修女选择了后者，我也会。

《修女的故事》讲述了卢克修女从进入修道院到最后离开修道院一个比较完整的事情以及心理过程。在影片的开头，嘉贝儿以一个十分乐观的心态进入修道院，这从她离开家时的坚决以及她对弟弟说的“我希望你们能和我一样开心”中可以明显看出。然而进入修道院后，从最初的初学生阶段到她得知父亲在战争中被敌人夺取生命之前，她一直生活在极大的心理矛盾之中。修道生活一方面满足了她在进入修道院之前的愿望，即得到了到刚果做一名修女护士的资格和机会，另一方面却没有给她带来所向往的宗教上的沉静、平和的心态。在影片的最后，父亲的死亡使在卢克修女心中与修道生活中所要求的谦卑战斗了将近二十年的骄傲与意志力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她终于下定决心离开并不适合自己的修道院。在这个过程中，卢克修女的个人性格可以说构成了一条主线。她的性格，用影片中的话来说是“意志力”（strong will），用她父亲的话来说是“固执”，用Fortunai医生的话来说则是“有自己的想法，坚持自己的做法”。在这种意志力的作用下，她固执地进入了修道院；在逐渐体会到修道生活和自己的性格固有的矛盾后，她用意志力支撑自己在不断的自我否认、矛盾中继续着修道生活；而最后，她用意志力战胜了自我否认，重新获得了对自己性格和理想的肯定，毅然离开了修道院，实现了她的父亲对她说的那句话：“当你觉得自己不适合这种生活时，离开并不意味着羞耻。”

影片是从世俗人士的角度讲述整个故事的，应该说对修道生活总体上表现出了一种理解和乐观的态度，但同时对修道生活也提出了一些批评，又留下了很大的供站在相同角度的世俗观众进行思考的空间。卢克修女来自一个医生世家，在进入修道院之前已经有了很好的医学功底，即使不进入修道院，她同样，甚至可以更好地在世俗世界实现自己治病扶伤、到殖民地进行医疗救护的愿望，那么进入修道院的意义又是什么？清贫、守贞和服从是修女被要求的三种修道品德，此外还有一些更细化的品德，比如外在的和内心的安静、绝对的谦卑等。而这些品德形成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依靠修道院中一系列严格及琐碎的规则，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获得绝对的自我牺牲。这些品德的作用在日后卢克修女在女精神病院和刚果的生活中都得到了体现。缺乏清贫，就不可能在物质极其贫乏的传教地区生活下去，尤其是那位常年独身与麻风病人生活在一起的神甫，清贫是他做出自我牺牲并把爱不断给予他人的前提。缺乏由内而外的安静，则不可能承受在不断为他人付出爱的过程中自己所要体会到的孤独，比如那位在女精神病院每天近十个小时看护暴力病人洗澡的玛丽修女。而守贞和服从，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持神甫、修女的宗教纯洁性，这种纯洁性可以使他们不断获得宗教所能带来的强大精神支持力，使他们可以战胜世俗中的艰辛，坚持自我牺牲。从这种角度理解，修道生活并非所谓“禁欲主义”的对人性的剥夺，而是对修士达致更高程度的自我牺牲所必需的“训练”。就像Emmanuel修女在最开始对作为初学生的修女们所说的：“只有在心怀爱时，一切的牺牲才是可以忍受的。”影片在此角度上对修道生活所采的是一种十分理解和宽容的态度。

影片着重探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修士和修女的“入世”。卢克修女在决定退出修道生活之前和Emmanuel修女有这样一段对话：“当你在倾听一个人精神上的困扰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被五声钟声所要求的弥撒打断呢？帮助一个在痛苦中的人不是更重要的吗？”“但是你进入修道院是为了当一名修女，而不是为了当一名护士的。”从编剧和导演最终设计的卢克修女的离开修道院的结局来看，他们给出的答案应该是：当世俗生活可以实现个人所设立的目标时，修道生活的意义其实已失去大半了。从世俗人士的角度看，修道最终还是一个实现目的的手段，电影在对修道生活提出批评的同时其实是忽略了修道生活中具有的个人信仰上的意义。“出世”和“入世”之间的矛盾其实存在于很多宗教之中。在基督教以极多的清规戒律要求修女的过程中，很多被我们视为“基本”人性的东西，比如虚荣、自爱、热忱，都不可避免地会被打磨掉，与此同时还要求修女们保持以生命热情为基础的爱，这难道不是很矛盾的吗？但在我看来，这种“矛盾”，这种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不断的平衡，正是修士和修女们用一生追求完善和完美的过程。也许这些清规戒律的价值和意义并不靠最后实现的目标所体现，而正是靠过程体现。“出世”可以帮助修士和修女不断保持自己在精神上的纯洁和高尚，而“入世”提醒他们要时刻保持一颗热忱和爱的心，在这种平衡中他们才能不断向完美趋近。因此，并不是像Fortunai医生所说的那样，“眼中只有服从”的人才是“一个天生的修女”。修道生活中其实存在各种各样的“失败”，有的人因为怯懦和服从的天性而被磨灭了一切的性格，这时候在服从下的自我牺牲其实也是一种折磨；有的人，就像卢克修女，在平衡的过程中却发现自己没有趋向完美，而是永远在原地打转，最后只得完全“入世”。我们无法得出究竟是修道人士还是世俗人士更高尚的结论，但我们至少可以了解，修道是对人格更高也更复杂的要求。

遵循你心或遵从信仰
　　——《修女传》影评
　　
　　悍客罗
　　
　　一、 关于赫本
　　
　　看完《修女传》之后，久久未曾动笔，因为实在不想随意写些东西敷衍过去，这部影片值得多些思考。
　　
　　对奥黛丽•赫本的片子，我还算比较熟悉。大学时候曾经有段时间，迷恋她到痴狂的程度。那时我跑遍了城市各个角落的碟摊，搜集了不少黑白影像的赫本电影。只是这部《修女传》，却一直没有认真看完过。
　　
　　了解赫本生平的人都知道，她一生热衷公益，临老也曾多次只身前往非洲，堪称公益表率。据她周围的人回忆，奥黛丽•赫本与非洲结缘，跟拍摄《修女传》有一定关系。
　　
　　二、 关于《修女传》
　　
　　纯粹从电影本身分析，《修女传》也属于影史中的上乘之作，画面唯美、剪辑得当，剧情紧凑、主旨明朗，再加上当时风头正劲的弗雷德•金尼曼导演（他曾经得过四次奥斯卡大奖），及风华绝代的奥黛丽•赫本主演，无论从商业上或艺术价值上，都有可称道之处。
　　
　　仔细研究《修女传》之后，我对导演的选色构图及场景设计尤为赞赏。
　　
　　故事一开始，画面落在奥黛丽面部，一个曼妙身姿的少女，倚身在静如明镜的河畔小桥上，字幕缓缓而出，北欧风格的小镇建筑逐次进入画面。整个镜头即使暂停下来，当作平面照片，亦颇多可取之处。
　　
　　而当少女嘉比成为修女卢卡之后，投身到刚果比属殖民地服务医疗，导演多次给医疗室附近路边的几只野鸟不同角度的特写。第一次是卢卡刚到非洲，一下火车，立刻被非洲的野性与祥和吸引，路边悠闲踱步的彩色野鸟，正是非洲完美自然的最好象征。
　　
　　第二次是她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之后，作为护士的嘉比对自己作为修女卢卡的身份产生了质疑与动摇。她一个人走出医疗室，来到树下，又遇到那群悠然自得的彩鸟，它们只是自顾自地踱步觅食，没有人类那么多思考与挣扎。对比悠闲的它们，嘉比似乎对自由多了些隐隐的认同。
　　
　　最后一次则是她要离开非洲时，含泪与那群彩鸟告别，喃喃自语或者像是对它们倾诉似的说：“你们知道吗？我要走了，我要走了……”心里饱含的不舍，其实不仅是对非洲自然淳朴的留恋，也是对自己献身信仰却理想破灭的一种惋惜。
　　
　　三、 关于信仰
　　
　　从《修女传》的情节可以看出，导演想要表现的其实是信仰与自我的冲突。
　　
　　爱情失意的嘉比（失恋或爱人去世），决心为自己的理想献身，不顾父亲及姐妹的反对，投身修道院，经过层层洗礼，成为修女。通过医学考试之后，前往非洲刚果支援当地医疗。在与医生接触及与病人的相处中，她渐感被宗教教条束缚，困惑于信仰与自由的冲突。终于在养病结束回到比利时之后，因为父亲被二战暴徒枪杀，决定退出修道院，投身地下反抗组织，结束了自己的修女生涯。
　　
　　影片中嘉比向修道院长提出离开的时候，他们俩的那段对话，基本上清楚表达了嘉比的困惑：“当我听到祷告钟声的时候，我不知道是该放下一切赶去做晚祷，还是该继续跟我的病人作很重要的交流。而如果我在大静默期间说话，就严重触犯了教规；但如果我不跟病人交流，只是沉默着跟他们相处——我想这并不是慈爱及宽容的表现。”
　　
　　修道院长意味深长的说：“嘉比，你应该去做个护士，而不是修女。”
　　
　　对，也许，这就是这部影片的一句话判词：她本是投身大众，敢作敢为的好护士；怎奈得一身白袍，不言不语作修女。
　　
　　我们再来看看这信仰本身对嘉比做了什么。
　　
　　一开始嘉比满怀兴奋地投身教会，对一切充满渴望及好奇，满心欢喜地以为从此可以为远在非洲的穷苦大众服务，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了。从换去俗衣，改穿道袍的那刻起，“少女嘉比”就已经留在了河畔别墅的小阁楼里；而“卢卡修女”，一个崭新的修女，像别的那些面无表情的人一样，出现在了修道院的人群里。
　　
　　接下来是三规六戒的“培训”，有形体上的训练——诸如轻声走路，尽量不说话，以手势代替言语，不得慌张奔跑，不得大声呼喊，不得神色夸张；还有心灵上的洗礼——诸如不准回忆，不要骄傲，不能欣喜……说到底，其实最合格的修女，应该像统一定制的机器，她们是上帝的新娘，她们不笑不怒、不说不动，她们虔诚宽容，她们平淡如水，她们是上帝锁在修道院里的神之供品。
　　
　　可惜嘉比天性不是如此，她热心公益，一心想着为大众做些什么；即使是在偏远简陋的非洲支援医疗，依然会因为她的创新和人格魅力，成为当地议论的焦点——而甚至这种“为神增光”的事，也会让“静默至上”的修道院高层觉得不妥，甚至会像片中的措辞那样“你这样会让我们修道院都很难堪”。这信仰实在像紧箍咒一样，动弹不得嬉笑不得。
　　
　　《修女传》中还有一个情节，再次反讽了修道院的道德与教规。嘉比因为是著名医生的女儿，从小就经常接触各种医疗器械，于是在医学院培训期间，表现明显优于普通人。但表现不佳的一个老修女，因为是服务刚果的熟手，生怕因为医学测试不合格而刷下新名单。教会上层权衡之后，则以磨练卢卡修女意志的名义，让她故意考差——且她们的说辞是：“你应该常备谦卑之心，去除骄傲之气；还有什么比失败更能羞辱人吗？如果你能忍受这样的羞辱，那么对自己的磨练也将更有效果。”
　　
　　于是，在信仰的外衣下，修道院的高层们教唆卢卡修女，摒弃诚实的品质，变成一个充满谦卑心怀的静默修女。
　　
　　四、 关于自由
　　
　　《修女传》中关于自由的思考，更多是由配角引发的。
　　
　　比如唯一与女主角嘉比对戏的男人，“医生福图奈”这个角色。他还未出场，就先被另一个修女介绍是“嘴不饶人的无神论者”。果不其然，他语速奇快，得理不饶人，理性且看起来不讲情面——依赖卢卡修女的辅助，却又时时刻刻讽刺她的墨守教规。但在关键时刻，卢卡发现自己染上了结核病时，他却体贴入微地照料她，直到她渐渐康复。
　　
　　就是这样一个外冷内热的医生，让嘉比对修女的信仰产生了最开始的动摇。“是救治伤患重要，还是宗教仪式重要？是静默沉稳重要，还是热心真诚重要？是获得感动及帮助别人重要，还是摒除回忆重要？——简而言之，是作为一个人重要，还是做一个‘信仰机器’重要？” 卢卡不能回答，上帝也没有答案。
　　
　　而另一些足以引发对自由思考的，是关于传教士与土著图腾信仰冲突的段落。
　　
　　比利时人进入非洲刚果，不是以侵略者的姿态，而且以布道者的形象。他们带去了医疗，带去了教育，带去了宗教信仰——可是当地人即使制度落后，也依然有自己信仰的自由，正如片中镜头透露的细节一般，医院里收养的小狗，在脖子上也挂了一串当地土人的图腾标志。
　　
　　某个发愿要让当地人统统皈依基督教的修女，却最终惨死在迷信巫师的当地人手中。虽然后来在修女宽容的感化下，当地人中有不少选择在圣诞节皈依基督教——但关于信仰自由的讨论，恐怕不会像镜头中黑人小孩和白人小孩一起步入教堂这样和谐。这情形，正如比利时人并不只是跑去非洲传教，也把刚果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一样。
　　
　　纵观全片，赫本无疑是剧情的中心，她也确实不负众望，即使放在五十年后的今天来看，她的表演亦不过时。而影片带给我们的关于信仰与自由的思考，对于早早魂归天国的奥黛丽•赫本，或许也是一种宽慰吧。


《看电影》杂志未刊稿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