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街

上海电影厂最具创造力的导演杨延晋在《苦恼人的笑》两年后创作了“伤痕叙述”转译手段上更为大胆的《小街》。在《苦恼人的笑》中使用为“温格”无意识空间以提供不具备新时期在地联系的梦境结构在本片中直接借由“元”文本的第二空间来完成。其目的依旧是为了强调已发生之事的“不可认知”和与当前存在的断裂。这一种断裂必须严格遵守伤痕法则的严格要求：肯定一种“误认”的同时仍旧要将“主体”置于不可动摇处。即要放弃对于实在界把握的意向的同时，还要肯定由其作为基础的现实。即要将温格作为不可说之物的外貌来描述同时要肯定地强调其内在性的合法是可以被新时期继承和收复的。这对于献法国家来讲是很容易解决的——只需要解释献法本身来对应一个既得者即可，在中国语境中其实也大同小异，神圣化客体由献法转化为挡，合法性的被授予的承接者则来自不同路线的捭阖。如此以来的文本对于现实空间便可以作出未来性的积极展望，这也是第二共和国为何可以在极恶劣的民间环境中成功通统——得益于伤痕与改革两种词语一体二面的完美配合，并且得益于路线话语主体本身的自在身份和实践中的个人经验。说到底，若不是运动本身“面向自身”的行动途径，便不能有转折合法性的来源。这也是为何要将挡成员的人口占比加大的原由——曾打一种多元性的容错率，这在相当程度上是“限珐的”。即从“全民国家-全民档”来达到“总体国家-献法模式”。即继承一种法统性的丰富，当然此模式并非一劳永逸，俄罗斯即例子。

《小街》至始至终没有给出“文本的现实空间”的结尾，其影片结尾仍旧是元文本意义上的。即便可能性的解释仍旧指向了改革的官方价值，但仍可以说杨导演未做定论的举棋不定仍旧可以看作对这一叙事方式隐秘的省思。

《小街》与“诗的电影” 稍稍熟悉中国电影史的人都知道，从1978年到1984年这六年间，是中国电影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这段时期可以说是中国批判现实主义电影的黄金时代，《巴山夜雨》、《城南旧事》、《天云山传奇》、《小街》、《小花》等一系列挖掘探索人性、表达社会现实、反思自我与时代的杰作便是在这一时期拍摄完成。1985年以后，“第五代”崛起，中国电影走向另一个阶段，—— “形式即内容”的阶段，批判现实的力度远远不如1984年之前，再后来，电影开始多元化，更多的则是走向娱乐、“杂耍”。 《小街》拍摄完成于1981年，正好处于1979年、1983年“第四代”导演群体创作的全盛时期。现在再来看这部电影，虽然时间已过了三十多年，但影片的魅力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中，相反，它对电影本体的探索创新精神以及在主题上的深刻反思反省精神，在今天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是如此的弥足珍贵。 作为一部“伤痕电影”，《小街》刻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烙印：忧而不伤，对美好童年的缅怀，对美好青春的追寻，以及对丑恶社会的强烈鞭挞和反思。这与其他“伤痕”“反思”系列在表达主题上是一脉相承的，但在表达形式上——即探索电影本体语言上，却又有着自身独特的标记，正因为其自身独有的特征，所以，才使得它成为那个时代风格最为独特，且具有标识性的电影。 按照导演杨延晋的说法，《小街》是一部“情绪电影”，即“《小街》没有完整的中心事件和曲折的故事情节，因此在镜头的应用和蒙太奇的组接上，我们就失去了习惯于依赖的拐棍——戏剧性。于是，我们找到新的立足点——情绪，以此来结构影片，以此来决定场景的转换、镜头的应用、蒙太奇的组接、节奏的把握……”。 翻开世界电影史，我们发现，杨延晋的这一说法，其实是有一定的理论依据的。早在电影诞生的二十多年后，法国早期先锋电影艺术家就提出“诗电影”的概念。“诗电影”源于对电影抒情性本体的理解而引出的电影形式，他们主张电影应像抒情诗那样达到“联想的最大自由”，“使想象得以随心所欲地自由驰骋”，而且认为“应当摆脱与情节的任何联系——这种联系只能带来恶果”。不可否认，这是一种非常极端的电影理论，但后来，前苏联诸多电影艺术家发展完善了这一理论，他们主张电影诗的语言以及富于诗意的隐喻是为了更有感染力地反映客观现实，并最终形成世界电影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派别：诗派电影。因为“诗派电影”主要是运用蒙太奇的隐喻手法表达对客体的认识，所以，“诗派电影”又被称为“蒙太奇诗电影”。其中以爱森斯坦为代表，他的《战舰波将金号》(1925) 奠定了苏联电影“诗派”的地位，而后半个多世纪，前苏联涌现了一大批主张“诗的电影”的导演，其中就包括被我国国内众多文艺青年推崇不已的塔尔可夫斯基。 现在我们很难清楚地知道，杨延晋是否曾受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前苏联“诗派”电影的影响，但从《小街》这部电影以及他所提出的“情绪电影”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我们却不难发现，《小街》在电影抒情性上以及影片整体氛围中，比如通过隐喻、象征、荒诞等现代派的表现手段，和前苏联“诗的电影”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它们之间有着某种神似的联系。 《小街》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讲述一个双目双明的青年男子夏应邀向钟导演追述一段难以忘怀的往事—— 十年动乱时，当时是汽车修理工的夏在一条僻静的小街邂逅一位容貌清秀，但时常流露恐惧神情的少年俞，他们一见如故，以哥弟相称。俞的母亲病危，于是，夏开着卡车带俞去郊外采集草药，俞不慎掉进了池塘里，夏才发现俞是个姑娘。原来，“文革”开始后，俞的母亲成了“黑帮”分子，遭批斗，被毒打，以致生命垂危。俞则被剪了阴阳头，受尽凌辱，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女扮男装。夏决心要使俞恢复做姑娘的权利，他从公园里一个演样板戏的临时后台，偷到一根假发辫，被造反派发现，遭到毒打以至双目失明。夏出院后，又一次来到那条寂静的小街，小楼仍在，但已不见俞的踪影。 以后怎样呢？夏无法推知俞的命运。钟导演和夏假设了几种结尾：也许心灵受到创伤的俞堕落了，沉湎于灯红酒绿之中；也许俞已成为小提琴演奏家，有一天，他俩在小街上重逢……但这些设想似乎都不能成立。就在夏离开那座城市，坐上火车，他和俞偶然重逢了。原来俞当了普通的挡车工，也曾到处打听哥哥的下落。 夏在生活中找到了俞，同时也给这部影片找到了真实的结尾。 影片人物不多，故事也很简单。但正是这部故事简单、没有大起大落情节的电影在当时却打动了亿万人的心，时过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再去观看，我们依旧会陷入影片中的忧伤悲痛情绪而不能自拨——再过千年百年，它的艺术价值依然存在，它的光芒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丝毫的损灭，其原因不仅在于它对社会对人性的自觉反省——在同类主题电影中，有比它更彻底更深刻的电影，而是在探索电影语言上，它所富有的创造创新精神，它丰富了电影本体的表达形式，不再拘泥于故事和情节。在这里，故事情节已不再是最重要的，镜头语言、整体氛围、以及音乐都是它不可缺少的部分。 在影片刚进入追述时，意气风发的夏吹着口哨在小街上走过，他爬上铁门栏杆，看到院子里、窗户口一群乐器手在吹着动人的音乐，好象在比赛似的，但紧接着，一个女人从窗户口洒下一盆水，抛在下面的人身上，于是砖头横飞，一场“武斗”开始了。气氛从开始时的舒缓一下子变得紧张、血腥。荒诞的时代背景在画面中立刻呈现，给人一种深深的震撼。 夏和俞的邂逅、以及在郊外那一大段戏，带有强烈的抒情色彩，是整部影片最为亮丽的部分。 最让人震撼的却是夏偷假发辫在公园被人抓住时，镜头在他被殴打和关在笼子里的秃鹫间推移，那种强烈的内在的感情冲击，完全不亚于电影大师格里菲斯在《一个国家的诞生》创造性地使用了“最后一分钟营救”的桥断——虽然格里菲斯完全是出于营造情节紧张氛围的需要，但它们对感情的冲击，却有着异曲同工之美。 《小街》是一部表达“人性复归”愿望的电影，它对人性的探索和理解，对人的尊严的诉求，以及对荒诞时代的鞭挞，表现了那个时代有良知的一代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渴望，即对美好、纯洁的人类情感的向往。那一代人在经历集体狂欢的荒谬后，自觉地承担起对时代的反省，从而在批判现实主义电影创作上创造了一个空前旺盛的黄金时代，一方面是来自于他们青春岁月的遭际和体验，而另一方面则是源于他们自身的社会责任感，而这种社会责任感，正是现在很多电影导演所缺乏的。 所以，我怀念《小街》。

他们在为亿万人的将来而斗争

可是我，只是惦记着一个普通人的今天

我走着，思考着

千百万革命烈士用鲜血杀开的路

今天，难道还要用血来把它堵住么

《小街》讲述的故事特别简单，男主角夏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是一名普通的工人。一次机缘巧合他认识了容貌清秀的少年俞。俞的母亲患有重病，夏主动提出带俞去采草药。两人情谊日渐亲密，以兄弟相称。可很快，“弟弟”俞就坦白了自己的女儿身，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夏为了帮助俞，在“偷”假发的时候被发现，被打到双目近乎失明。夏出院后去找弟弟，却发现弟弟一家已经不知所踪。如今夏找到钟导演讲述了这个故事，只是关于结尾来没有想好，两人一起假设了四种结局。

开放式和多版本结局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可放到80年代初，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创新了吧。

没有一个准确的结局是由于讲述者夏在叙事时空中仍旧不知道“弟弟”的下落。对于观众来说，我们既可以在导演给出的几个结局中挑一个喜欢的，也可以自己想一个愿意接受的结局。

导演给出的几个结局设想中，只有“弟弟”已经不在人世了这个假设，立刻被夏否决了。他说，“我所讲的故事，如果联想到死，想到青春的消失，我要后悔一辈子的”。

但无论哪一种结局，影片都已经给到了我们接受之道：

一个是妈妈教的那句，“已经发生的事情，就让它过去算了”

另一个是夏所说的，“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我们要寻找的不是结尾，而是起点”

戴锦华老师在解读这部影片时，提到的一个观点特别吸引我，即影片对于“看不见”的主题的挖掘和呈现。

看不见，是夏始终没能看出容貌清秀，像个姑娘的“弟弟”其实就是女孩子；

看不见，是夏被抓到“偷”假发后，被打到眼睛近乎失明，只保留了微弱的视力；

看不见，是噩梦醒来后，人们对那时记忆的迅速遗忘和埋葬。

而如今，我们更是不再能“看见”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