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

前一段看了魏丹导演拍的纪录片《方舟》。片子一开始，垂危老人沉闷嘶哑的呼吸声一下把我带入了在医院里照顾父亲的回忆。

照顾老人的故事不好拍，照顾濒危亲人直到去世的片子，在一般人看来简直是票房毒药。许鞍华的《女人四十》，老年痴呆的公公毕竟还曾经是个打过鬼子的飞行员。可是《方舟》中的母亲，就是一个普通的，瘫痪在床近20年，正在走向生命终点的老太太。成住坏空，生老病死，是人人需要直面的东西，美化是没有用的。只有承受。病床上的母亲，陪伴照顾的子女，都在承受。在痛苦、拮据、内疚、抱怨、争执、麻木中承受。 大舅为了给母亲筹钱做手术，给那些久不联系的朋友一个个打电话，自承自失，说自己混得不像个人，更没尽到朋友的责任。然后开口借钱，那种套路熟稔的诚恳，给彼此间留的退步，让人唯有叹息。而姐妹一边慨然承担一边又恨铁不成的样子，熟悉的让人哭笑不得。 最有意思的是那个九岁的男孩。爸爸陪奶奶住院，他陪爸爸……主要是自己在玩。他喜欢这样，不想回家去写作业。他是整个故事里唯一兴高采烈的。这样生气勃勃，这样没心没肺。 真好。

朋友们说《隐入尘烟》很好，我没看。怎么说呢？我其实特别厌倦这种:苦啊，真苦啊，就是苦啊。能怎么办呢？活着呗。——看的太多了。太疲劳，也太无望。

《方舟》有点不同。一个，他有超越的努力。再一个，他有一种冷静的观照。那个摄像的手机，其实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凝视。他一直在默默地发问：你这种苦有什么意义，你这种熬有什么价值？

这个超越的努力不是摄像手机的，而是这个故事里的大舅，阿姨，包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这个一直躺着不动的老太太。他们一直挣扎试图超越这种世俗的苦难，他们希望有一种救赎。不再受这种苦。但是，也因为如此，他们和观念不同的人有一种尖锐的冲突。这种冲突就在葬礼之后表现出来——一群年过半百的男人女人在争吵，为了能不能给老太太烧纸。

为什么要给老太太烧纸呢？就是要让死了的人多得点钱多享点福。享什么样的福呢？就是享受他们想象当中那个富人贵人的那种生活那些服务。这些人在现实当中这么舒服，我们在现实中做不到，我们给死去的亲人多烧点钱，她在地下就像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一样舒服，有什么不好？

但是大舅和大姨说不好。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母亲上了天堂，她不需要这种享福。【关于死亡，《约翰福音》上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掉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因为这个亲人中间就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种尖锐的冲突，信仰和信念的冲突，放大里说是古往今来一直在发生的。——你有没有超越世俗生活的价值追求？你认可不认可，人有灵魂永生比享福更重要？

当然，这种冲突是没结果的。最后可能是一个大家的妥协。但是，这就是真正的矛盾。真正深刻的悲哀在。

——亲人很着急，想要老太太死了马上能享福。一个小姨说，你让你的GOD的诅咒冲我来吧，我不怕，我就要给我老妈烧纸。【是的，这是最典型的普通人的理解：神是顺昌逆亡的超级大BOSS。不是祝福就是诅咒，既然我没服从你，你就会诅咒我，这是报复，我不怕。——很勇敢？也很无知。】

但是大姨说，没有诅咒，只有祝福。GOD的爱和祝福是白白得到的，祂并不会诅咒谁。你不要，无妨，祂一直在那里。只有爱和祝福。没有诅咒。

假如说我们对生死的看法就是：我死了，希望有花不完的钱，可以像活着的有钱人那样过好日子……那就是我们还从来没有勇气直面过生死。追问过死亡背后到底是什么？

关于善与恶。经典的文艺作品里有没有那种特别善良？特别悲惨的普通人呢？有的。《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就是这样。雨果特别会写这样的人。但是这个人他是有信念的，从里到外发光的。不是让人可怜的。也不是让人觉得，哎呀，真是个傻瓜，可怜的傻瓜。而且这个人他是变化成长的。他一开始是个没什么是非善恶观念的人，只要活着就好，干坏事也无所谓。他是怎么样变成这样一个善良坚定的人？这就是雨果的卓越之处。而中国的影视作品里特别多软弱而善良的人，她（他）的自我牺牲主要是低自尊的结果。就是类似“我一条贱命不值什么，您老人家的前途事业更重要”这种。他其实根本没啥信念。他的爱与恨也不是那么彻底。就是地位环境初始设定他特别善良，他就善良了。这是一种很乏味的套路。所以人们骨子里是瞧不起这种人的。表面上说，哎呀你真善良，其实潜台词是，你可真够傻的。是呀，你没有信念，你在精神上并不高于那些不善良的人。你只不过是不会作恶，或者是不敢。所以被迫善良。有什么用呢？心甘情愿的炮灰罢了。

《方舟》里边那一段争吵的台词太精彩了，编剧写都写不出来。比如大舅跟大姨说：咱俩倒是真信。兜里比脸还干净。有什么用啊？（大意）他们都是最最普通的人。一方面信，一方面自卑。因为他们在世俗这个层面太失败了。但是，尽管自卑，他们还是信。而且这场架虽然吵得很凶很伤，但是一家人仍然还是一家人。信就信，不信就不信。还是要过日子。其实这就是生活真正温情的地方。

我看《方舟》是因为参加友邦天使心的公益点映活动。在现场有六七位心智障碍者和他们的家人一同观影。他们全程安静观影，热心参与映前的公益宣传活动。 我们的孩子从小到大得到了很多关爱。但因为是特殊的孩子，家长难免会有过度保护，很少要求他做什么，更没有想过他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但一个孩子是不能被当作小猪小狗养活的。如果你对他的教育就是安分守己混吃等死最好，那你大概就会得到一个纯粹的废物。

这几年，我不断遇到一些自信、善良、积极上进的”心青年“。他们登上讲坛宣传自立自强的理念，写公号记录自己的生活，努力学习各种新知识新技能，活跃在各种公益活动当中。在这些孩子的身上，我看到的是作为人的尊严，和生命内在的成长力量。一个有信念的人，哪怕是身有残障，仍然可以自立于天地之间。

提到心智障碍者的公益事业，就想到王晓更老师。今天是她的忌日。我在昨天看到了关于她的纪录片宣传片。晓更老师生前我跟她没有交流。十年前她在新浪微博上以”务妈妈“的ID出现，我关注了她的发言。当时我觉得她的权利倡导理念虽然很先进，但很难得到家长的共鸣和社会的支持。 然而，十年后的今天，越来越多专业的公益人、从事特殊教育的教师、家长和亲友认同她的理念，成为心智障碍者权利的倡导者。更有越来越多的心智障碍者站出来，争取自主生活的权利——她个人的坚定信念已经成为整个群体的共识。 信念是种子，播下去，总有机会慢慢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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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你究竟为什么活着，为什么煎熬？又为什么能够坦然就死？因为有爱。有信念。可以抵挡魔鬼的侵扰，渡过生死交界的痛苦煎熬，得到永生的平安。

此夜安详，此路漫长。逝去的亲人啊，你当如明月繁星，照亮我们未尽的旅途。

无奈之举，遂决定公开我的纪录长片《方舟》的正片资源以求自救，片源请直接私信我，欢迎转发扩散。

2020年初，我的姥姥病危，当时正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和家人们在医院里轮番上阵照顾姥姥。时常认为姥姥如我半个母亲，从三个月一直带到我上学，如今回想起来，那巨大的爱与温柔依然让我如痴如醉，记忆犹新。当时预感姥姥时日不多，加之那场魔幻的全球公共危机，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无力感与茫然。直到一个深夜我决定拿起手机，用影像记录下这段特别的时间。就这样每天拍一点，剪一点，前后耗时一年多，最终影片网络公开版精剪为83分钟。

在朋友的建议和帮助下，于2020年底到2021年期间，片子先后入选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Luminous”单元；慕尼黑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全州国际电影节等多个影展。

2021-至今，受疫情波及，电影工作开始停摆，我的生活也陷入困境。我深知独立电影因种种原因在中国本土的长期尴尬处境，但我会用一句英国谚语自我安慰：“握紧你自己的枪。”不过随着年龄和阅历的渐长，如今我渐渐感觉比拍电影重要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去爱身边每一个具体的人，用实际行动去爱、兑现承诺。我不会神化电影本身，只把它视为一份平常且热爱的工作。

我生性内向怯懦，拙口笨舌，影像大概是最适合我的一种表达方式，基于良心的自由，为自身的软弱忏悔，为孤儿寡母祈祷，为蒙冤者发声，为失语者呐喊。但这一切的前提，似乎又回到了独立电影人不得不面对的古老现实：你的作品如何先让人看见？

公开作品链接无非出于两点考虑：

第一，希望让更多人看到这部纪录片；

第二，片尾附上的二维码，观众自愿随心打赏票钱，这会大大补贴我的创作和生活。（暂且称它为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自发行”吧。）

引用布列松电影《扒手》最后一句台词作为结束语：“为了遇见你，我走了一条多么崎岖的路。”

VX：18612729642 WB：@导演魏丹

1.一个非常有意思，充满着哲思的纪录片。因为我不懂宗教信仰，所以有关这方面没有什么要说的。整个片子可以看出以一种直视真实的拍摄方法，呈现人们在家庭难题时的一种宗教与世俗的冲突，折射出大背景下对平民家庭的冲击。

2.大舅这个主角，身上对于母亲的爱恋与温柔。

3.值得深究的是，家庭在对于亲人的病患与逝世所呈现出来的所为和态度都真切地反映其品性。

4.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兄弟姐妹如何去沟通或者说去传颂，都是我们面对的考验。背后是一个人经年处事的经验和哲学，每个人都会誓死捍卫。

5.母亲的逝世，同样也令我们想到，每一个人如何时刻警醒自我，该怎样面对死亡。死亡迫在眉睫，至亲的身边，朋友、同事的身边，我们无法忽视，因为它是一件我们不得不面对，且重大的要事。当我们毫无准备之时，往往意味着我们就要承受着、措手不及、不知所以、茫然痛苦，甚至是羞辱不堪，薄待亲人。

6.最后就是，导演想要说的，为蒙冤者发声，为失语者呐喊。这是我们都要去面对的事情，只有我们活得不苟且，才有最大的自信和尊严，站立在土地之上，站立在这个社会之中。

7.这个时代，已经可以遇见我们足够的难题，极端气候、新冠疫情共存难灭，俄乌战争，没有人能够躲避的了。每一个个体就是我们自己，真心希望每一个人都放下自己的前进脚步，学会独立思考，学会深呼吸，去面对压在每一个人心头的生死困境，不要让自己到了那一刻惊慌失措、晴天霹雳。关心每一个个体，哪怕只是一个个转发。

公众号后台收到了魏丹导演的私信，他公开了自己的纪录长片《方舟》的正片资源，希望我们能帮助他让更多的人看见。

于是我看完了这部非常私人化的影片，甚至找到了当年看《囚》和《吉祥如意》一般的感受。

不得不说它确实值得被看见。有些故事，因为真实而震撼。

张秀花，病重的老人，魏丹导演的外婆。

时间是20年初，她并没有生活在武汉，却也在和死神角力。她痛苦地呻吟，粗重地喘息，病痛折磨得她形销骨立。

张秀花在影片中是绝对的主角，同是也无可避免地成为了他者。她没有一句台词，甚至除了痛苦和昏睡，也很难露出几个表情。

这是一种直面生死的深刻。如果你把自己放到张秀花的立场上，你会发现，人生走到最后的时刻，一切自己都无法做出决定。

《方舟》剧照 ▲

但张秀花也是个幸运的小老太太，有爱她的儿女和孙辈。

面对全身零件老化的老人，医生们也没有帮助她痊愈的办法，但孩子们还是希望她能好起来，希望能陪这个可爱的小老太太多走一段路。

这是一种无需多言的爱。那是我们对待亲人的本能。如果你把自己放在张秀花子女的立场上，你会发现，你懂他们的眼泪与纠结。

《方舟》剧照 ▲

其实这是一个你一定会知道结局的故事。

让我觉得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导演本人的克制。

他需要照顾病床上的外婆，需要对抗自己内心的悲伤，同时还要把自己放在客观的镜头中，看着这一切就这样发生。

故事的最后一段，是外婆的离世。

兄弟姐妹中，有人信基督教，希望能按基督教的流程走完葬礼。也有人希望按照最原始的民俗方式下葬，烧烧纸钱，入土为安。

他们彼此的爱，和信仰与三观相互冲撞着，割裂而荒诞，折射出许多家庭的影子。

而已经故去的张秀花，依然是个他者。

她闭着眼睛，听见，或者听不见，子女们在争执着怎样才能让她走得更好，更安详，更体面。

争执或者沉默，迷或者信，登上方舟或者被洪水吞没……我更愿意相信死生之间没有答案，只有一条单向行走的不归路。我们总会在某一刻，站在张秀花的孩子们的视角中；然后，又在某一刻，站在张秀花的世界里。

那些生命中注定无法找到出口的困境，因为导演本人依然相信着的希望，被留下了一扇彩色的窗。

《方舟》剧照 ▲

问题，也许并没有答案。

但影像，一定可以让我们看见。

在我为数不多的观影记录里比较另类的一部。各片段几乎是没怎么修饰的原材料，连手机镜头对焦的抖动也保留下。虽然个人感觉新闻播报的穿插显得刻意，但很真实地反应尤其是在疫情背景下，小家庭面对重大疾病与生死的挣扎。人财两空是常事。绝望的连击后希望突然而至，它让你欢欣跳跃，结果你依然无法抵抗来自现实的重力，在所有人都不曾觉察的一瞬间，倏然落地，归入泥土。然后什么也没有了。 影片最后我甚至都能闻到农村土房，仲春阳光里尘土的味道。旧时光试图拥抱你，你已经，或者不愿去认得它了。 什么也没有了。 影片很多地方都让我想逃离。老人救还是不救，因为钱说气话让妻子摸不着头脑，最后还因信仰问题在老人遗体面前大吵特吵。受不了了。太荒诞了。痛苦难熬，我甚至开始玩起了手机，一抬头和电影中也在玩手机的妹妹撞了个对眼。 我的家庭环境决定了我的为人和想法，是的，我凭什么去审判别人。 愚昧的人们，挣扎着的人们，茫然的人们。我们都是。 我不信神。我信我对具体的人热烈的爱。

感谢导演看见。忘了告诉您已经支付电影票钱。能够直面这份沉重真的非常勇敢，望珍重，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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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之后对海报的一点理解:

影片里，那个信仰耶稣的女人讲，在方舟上，诺亚一开始放走了一只乌鸦，但乌鸦没有回来；后来又放走了一只白鸽，白鸽衔着橄榄枝回来了——诺亚知道，洪水退去了。 圣经视乌鸦为不洁，因它食腐肉，满足审判，眷恋死亡。而白鸽洁净，立位于复活或安息。影片的最后，镜头铺开，家族姐妹为后事争吵不止。大舅深深亲吻母亲的额头，镜头逐渐回缩为1:1，这一场基于中国语境和西方信仰的撕扯声音也渐渐消弥。 到底是垂死挣扎只为子女尽孝，还是将离开视为解脱顺其自然入土为安，这片土地的人们总是很难给出自己的答案。 也正如我们或许永远无法得知，汹涌的浪涛上，乌鸦正穿过天堂之门。

9月16-17日，南京万象书坊与自在观影联合推出了以“山西之光”为主题的三部电影联展，分别在南京放映刘泽导演的剧情片《来处是归途》、张亚龙导演的纪录片《热雪》和魏丹导演的纪录片《方舟》。“山西之光”的策划主题，是在“藏地新浪潮”“杭州新浪潮”等地域化艺术电影群体的命名与探讨方式，在中国电影界越发形成气候的背景下确定的。因此站在这样的评论与学术潮流之下，去探讨此次影展的三部电影身上共通的地域性与各自的作者性，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来处是归途》：南北交织的都市情感书写

我们先来讨论《来处是归途》。从电影片名开始，导演就开始有意识地设置一系列的二元矛盾来展开戏剧冲突叙事。影片的核心故事，建立在父亲身患阿尔兹海默症对家庭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上。而作为一种以失智、失忆、失能为特征的老年常见病，父亲的这一病症对家庭的影响，便呈现为包括记忆与失忆、梦境与现实、情感与功利、戏剧与人生等在内的一系列矛盾。

在记忆与失忆的矛盾中，我们看到的是父亲日常记忆的逐渐丧失，与越发执拗的回归故里的潜意识般愿望。联系到改革开放数十年来山西面临的重化工业转型、国企工人下岗等历史背景，父亲的记忆与失忆，绝不只是一种医理化的科学话语表达，而是跟他进入晚年之后、对于个人生命史的选择性记忆密切相关。套用摇滚歌手高旗在他的代表作《不要告别》里的歌词，就是“我对明天的恐惧，来自对今天的厌倦”。凭借这样的表达，刘泽导演跟山西艺术电影的开山级导演贾樟柯的电影《江湖儿女》《山河故人》等之间，构成了一种致敬式的互文关系。

梦境与现实的矛盾，则集中体现在之于女儿的影像表达上。由于父亲的病情，女儿正常的情感与生理需求，不得不处于一种被耽误和压制的状态。影片里多次呈现女儿的梦境状态，而这种梦境，要么被父亲梦魇般的“骚扰”所惊醒，要么被女儿的自我意识重新唤进现实。父亲对女儿梦境的打断，清晰交代出女儿困境的来源，而女儿梦境里对现实的种种想象与超越，也体现出她为现实苦难所困顿的内心挣扎。

情感与功利的矛盾，集中出现姐姐跟女儿男友秦牧的退缩、与母亲和女儿对父亲的坚守上。这种源自亲情的超越化力量，跟基于现实考量的退缩与避让，反映出各位人物跟父亲之间情感关系的紧密程度，是费孝通先生的所谓“差序格局”的生动影像反映。而影片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点，就是女儿的职业身份，被设定为京剧演员。戏剧表演的身份界定，进一步营造出一种人生如戏的影像氛围，从而跟记忆与失忆、梦境与现实等矛盾之间，形成一种紧密的对话关系。

作为一部山西影人创作的山西题材电影，《来处是归途》在北方城市的影像书写中，非常难得地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南方化电影的特质。这种南方化电影特质，集中体现在“水”这一元素的频繁出现上。女儿的姓名叫作“夏天”，而影片原来的片名则是“又一夏”，夏天带来的暑热天气，让整部电影始终处在一种水气氤氲的朦胧状态之中。“水”的核心元素设定，一方面体现为汗液、尿液等人体体液，指向父亲身体机能的衰弱与失控，另一方面呈现为女儿频繁出现的游泳、洗澡等身处的“水世界”的环境，让作为身体洗涤与洁净工具的水，指向女儿渴望挣脱现实的隐秘欲望与朦胧梦境。而作为故事发生背景的持续性雨水，也给这部带有悲剧色彩的电影，涂上了一种南方化的忧郁与伤感气象。无论是水汽朦胧的影像氛围，还是女儿作为京剧演员的身份设定，拍摄于山西的《来处是归途》，跟高鸣导演拍摄于深圳的《回南天》之间，都构成了一种异曲同工式的不谋而合。

《来处是归途》在影像设计感与戏剧冲突的营造上，也有众多可圈可点之处。影片开头在医院里、对各个人物面孔状态的聚焦式呈现，能让人想起蔡明亮的经典电影《脸》里的集中表达；而结尾之处在女儿一段家庭和美生活的幻觉式想象之后，时钟声响起，女儿回首，一阵怅然，这种极具感染力的场面设计，让人想起同样反映阿尔兹海默症的美国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而这种将时钟作为镜头核心元素的表达方式，也可以跟达利的名画《记忆的永恒》形成一种致敬式的对话关系。就戏剧冲突而言，父亲在卫生间里满身污物、众人争相为他擦拭的那个场景，也将父亲失能给亲人带来的沉重压力与沉痛负担呈现无余，连同母亲给父亲喂饭时、因父亲拒绝进食带来的母亲情绪的爆发的镜头一起，构成了影片中对观众而言最具共情效应的画面，着实让人难忘。

《热雪》：野性与规训的激烈碰撞

再来看《热雪》。作为一部集中呈现当代艺术家的纪录片，《热雪》跟十多年前曾于南京中国独立影像展上展映的郑阔导演的纪录片《暖冬》，可以形成一种显著意义上的对话关系。个体化与公共化之间的矛盾张力，构成了这两部纪录片表达共通的核心问题意识。而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之下，两部纪录片的具体呈现面向，也有不少异曲同工之处。

首先就是个体化的自由表达与公共化的规训管理之间的矛盾。《暖冬》中，构成这一矛盾冲突的事件，是798艺术园区的拆迁；而在《热雪》中，其核心矛盾冲突，转化为当地的管理部门对艺术家们的行为艺术节的叫停。如果说前者的公共化管理冲动，来自于一种经济利益诉求的话，那么后者的公共化规训，则更多出自一种意识形态层面的管控动机。正基于此，艺术家们个体化、小众化的艺术趣味与公共化的受众反响和主流意识形态管控之间的矛盾，就成为随之而来的又一组矛盾。在影片当中，艺术家们特立独行的行为艺术表演，很明显没能得到内蒙当地居民的积极响应，也遭受到公共管理部门的持续性介入与干预。如果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追溯起，当地居民的不理解与看热闹式旁观，跟公共管理部门的叫停与制止，实际上都是人民立场文艺观从上到下的呼应式反映。在这样一种主流文艺观的意识形态大背景下，艺术家们的小众化与边缘化，几乎成为一种必然。

而有意思的是，《热雪》与《暖冬》的深刻之处，都在于没有仅仅把视角停留在艺术家与公权力的冲突之上，而同时也用很大的篇幅，去集中呈现艺术家群体内部的另一组核心矛盾，那就是个体化的成名欲望、行为方式和性格取向与群体化的艺术家群像、群体性诉求和博弈之间的矛盾。在《暖冬》中，这一核心矛盾，呈现为围绕拆迁补偿款的分配、带来的艺术家群体内部的争吵与分化上，而在《热雪》当中，导演的视角，则聚焦在艺术家个体与共同参与此次行为艺术节的艺术家群体之间的内在张力上。从本质上来说，艺术家的个体化表达诉求，不会见容于任何集体化的组织，这种集体化组织既包括公权力，也同样涵盖群体化的艺术家组织带来的某种圈子化、同人化的压力。于是在纪录片中，围绕对公权力的应对方式上、围绕艺术家各自的艺术表达上，作为个体的艺术家与作为另一种集体的艺术节主办方之间，又持续性地出现了种种冲突与博弈。这样的影像呈现，把个体化与公共化之间的矛盾溯源，没有简单停留在意识形态背景之下，而深深挖掘至人性本身的内在属性上，确实是一种比较全面的社会学式表达。

《方舟》：以家庭日常书写连接历史与现实

最后来讨论《方舟》。作为一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诞生的纪录片，《方舟》跟其他类似题材的剧情片、纪录片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疫情在影片当中，只是故事的发生背景、而非故事的呈现主体，影片的核心叙事，聚焦于导演姥姥身患肠梗阻而最终去世、对整个家族带来的影响上。然而从影片开始疫情仅仅作为背景新闻播报的主题而存在，到后来姥姥的子女因疫情带来的隔离无法及时看望老人、以及其他亲属因疫情而造成工作和收入的负面影响，导演以一种颇具预见性的记录自觉，呈现出疫情及相关防控对遭受其他疾病与苦难的群体的严重挤出效应，这一点着实让人印象深刻。

《方舟》和《来处是归途》，同样呈现老人病痛对于家庭日常生活的影响，尽管两部电影当中，都不乏社会学式的影响呈现，但其基础视角，都是基于对作者自身个人史、家族史的“私影像”式书写。这样的影像表达，要放置在整个文化领域的历史书写，越发从政治史、经济史等传统宏大叙事，转向社会史、个人史、生活史等的大的潮流背景下，才能看得更加清楚。近年来国内出版界涌现出的《平如美棠》《我本芬芳》等极度畅销的非虚构纪实作品，叙写的均是普通人的平凡生命故事，这些作品的作者，既非知名学者、作家，也不是长期从事写作的专业人士，而恰恰是这些基于平凡生命故事和普通日常生活的书写，让最为广大的读者取得了强烈的共鸣与共情效应。在这样的出版潮流带动之下，今年两位专业历史学者推出的大众史学作品——鲁西奇聚焦秦代一位普通官吏的《喜》和罗新聚焦北魏宫女的《漫长的余生》，叙写的也都是乱世之中普通人的生命故事。从这个更加宏大的视角来看，新冠肺炎时代的历史书写，特别需要像魏丹这样的导演的日常生活化影像书写，这种千千万万作者的个人史、家族史的影像、文字书写组合在一起，就可以勾勒出这一重大历史变革时期的中国社会生活史样貌。套用加缪的名著《鼠疫》里的书写，就是我们不只需要防疫奉献的里厄大夫，也同样需要从个人日记真实记录疫情时代生活图景的塔鲁。

回到电影本身。导演的切口非常小，就是聚焦姥姥的生病与最终去世，这种生老病死，是中国每一个家庭都会遭遇或者说将会面对的场景。然而导演的可贵之处，一方面用一种细节化到多少有点冒犯观众的表达手法，去呈现姥姥的衰老、呻吟、痛苦以及死亡之前的极度挣扎，让“人之将死”的无奈与残酷，非常直观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达到一种残酷美学的强制性共情效应；另一方面又以长辈病与死这样极具戏剧张力的冲突故事，去呈现由此带来的种种家庭纷争与分化，从而构成了当代中国家庭社会学的天然影像文献，值得重视。

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普通家庭内部的信仰分化。影片的片名，源于基督教里的诺亚方舟神话，而影片中为数不多的几个空镜头，要么指向表达方舟神话的西方美术作品，要么指向医院窗外雾气朦胧的基督教堂，就连影片的片末配乐，选用的也是巴赫极具宗教色彩的经典音乐。在这个家庭内部，信仰基督教和遵从中国传统民俗信仰的家庭成员之间，围绕信仰、围绕姥姥去世后葬礼举办方式展开的激烈争吵，成为当代中国北方民间信仰分化与潜在社会冲突的上佳影像记录文本。信仰在本片当中，既是一种象征救赎与永生的超越式客体存在，也同样是构成家庭成员生活信念与家庭内部纷争、分化的故事主体，而凭借这样多少具备学术自觉的记录本能的影像书写，我们足以对山西社会百余年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产生更加深刻的理解。只要稍微读一读20世纪起始、山西教民与拳民之间剧烈冲突的义和团运动史，我们就足以对历史的这种回旋式演化，构成一种更具时空纵深感的认识。

“山西之光”的共性与各自的作者性

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小结了。这三部放置在“山西之光”主题下的作者电影，尽管叙写的，都是当代国人的日常生活故事，但无论出自导演的创作自觉、还是影像文本天然具备的一种阐释可能，这三部电影里的北方生活书写，都跟山西的历史之间，产生了一种对话与关联效应。《来处是归途》中、通过对夏天父母和秦牧父母围绕青年岁月记忆的对话，隐约交待了夏天父亲失忆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渊源，从而使得这个聚焦阿尔兹海默症的个体化生命故事，产生了跟山西当代历史暗自呼应的隐秘线索。《热雪》尽管记录的是艺术家们在内蒙大草原上的生活故事，看似除了山西影人的导演身份之外，跟山西并无关系；但只要追溯到山西长期处于游牧民族跟农耕民族或战争、或通商的交织地区的古代历史传统，我们就能对张亚龙导演如此执着于野性与规训这一核心矛盾冲突的影像叙事冲动，有一种基于地域历史文化传统的会心一笑。而《方舟》里之于家庭内部信仰分化的冲突表达，更是在最直接的意义上、跟百余年前在山西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不同信仰之间的惨烈冲突，形成一种颇具学术自觉的关照。

正是基于这种对现实的真实表达诉求，以及与地域历史之间的或自觉、或无意识的关照式呈现，我们能够在“藏地新浪潮”“杭州新浪潮”“贵州新浪潮”等地域化艺术电影创作群体的探讨之后，以此次“山西之光”联展为契机，探讨自贾樟柯导演之后、新一代山西艺术电影导演的整体面向与各自特点，也由此期待这三位被纳入“山西之光”主题下讨论的新锐青年导演，能够克服种种困难与阻碍，继续自己的艺术电影创作之路，推出更加成熟和精彩的后续电影作品。

就此搁笔。

2022年9月18日上午作于竹林斋。

（本文于2022年9月26日上午在“群学书院”公号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