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2018)

这是目前看过最作者性的传记片，从角色成名前开始故事而主要推动角色则是另一位，传记主要角色则更多的是被动接受，本片从叙事方面明显是稍显欠缺的，电影的第一场戏则是把本片的核心之一点出来。有不少的戏并不是带有推动作用所以显得稍微拖沓，三人的情感线上也并没有处理的那么好。四场幻想戏中由前面浓长的镜头到爆发，确实达到了导演的效果，而最后都以“未发生”和把旁白拟人化代表导演观点来结束，还有脏话打码。则是直接把观众拉回到这是个“前苏联体制下的故事”起码对我们这个东亚人来说是有效的。影片中舞台表演的台下真的太像太像我们当下的状态，甚至可以说我们连那一份想象的可能也没有了。。。。

关于本片男一可以用当下语境的“大怨种”来称呼。但是人物的行为从后半段他看唱片海报的想象段落开始就非常清晰为什么，看到了那个时候的他们当下的摇滚语境其实也只是在拙略的在模仿西方，想象结束后当他看派对中的人只剩下狂欢但自己的路是什么？而自己也已经被鲍勃这些西方语境的摇滚乐影响到根了已经无法在跳脱出来。一种前辈的歌颂在这里成立了。直到最后崔唱出了《树》一种悲剧又带这一点点希望在告诉观众这条属于自己的路还有很长的路程需要走。嗯就是这么有意识形态的影片。这几年看过最好的带有意识形态的影片。没有说教甚至不那么爱国但又在提醒观众“我知道在这个城市里，我的树无处可活，可我一直一直陪在他身边

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近70年的镰刀锤子红旗悄然降下，一个存在了69年的庞然大物轰然倒塌了。

81年，列宁格勒的一个小礼堂，年轻人们聚在一起，在舞台下面个个正襟危坐，听一场摇滚演唱会。

[盛夏]从这场演唱会开始，两个女孩偷偷翻墙溜进剧院、西装革履的安保人员在旁巡视察看、在椅子上身体轻轻摇摆的动作幅度被修正、向舞台上摇滚明星展示的应援横幅被制止。

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的[盛夏]，拍的是80年代初，彼时还未成名的“苏联摇滚教父”维克多·崔(Viktor Tsoi)的某段夏日经历。

©维克多·崔，电影[盛夏]的原型

死在28岁的维克多·崔，时至今日都是俄语世界最重要的摇滚音乐人之一。

他是曾经苏联青年的英雄，也是表达抗议声音的武器，他的歌声，至今激荡在那些激动人心的抗议活动里。

但在[盛夏]里，这些都不重要，那时，他只是一个刚开始写歌的小年轻，遇到了自己崇拜的音乐人前辈和他的妻子，三人的爱情和音乐交往关系，才是电影的重心。

©[盛夏]海报，三人关系是电影主线

导演基里尔一直说[盛夏]并非关于政治，就像维克多·崔一直强调自己那首著名的《改变》也无关政治一样。

但“正襟危坐听摇滚”的80年代背景，是电影里年轻人们的盛夏逃离不了的氛围，压抑又躁动着。

这也是维克多·崔赖以成名、生存、思索、成为精神领袖又终早逝的时代背景。

87年，在导演谢尔盖·索洛维约夫的[阿萨]里，崔在电影末尾有了一段充满惊喜的小小客串。

他身穿一身黑夹克，带着他的基诺乐队(Kino，也有译作电影乐队)，唱了一曲《改变》作为电影结束。

红色的太阳燃烧殆尽/白天与它一起熄灭/黑暗在灯火通明的城市降临/我们的心渴求着改变/我们的眼睛探寻改变/融入我们痛苦欢乐/融入我们跳动血脉/改变/我们等待着改变！

这是真正意义上，崔和他的乐队第一次从地下走到了地上，这一年，他们还发行了第6张专辑《Gruppa Krovi》。

©崔在[阿萨]结尾客串出场

连同电影和新专辑的共同热度，崔的名字和他的《改变》一起传唱到了全国，引发了当时所谓的“Kinomania”(基诺狂热，仿当年的披头士狂热)。

10年前，15岁的崔被谢洛夫艺术学院扫地出门，理由是「摇滚有害正常学习」。

从此，他辗转到地下乐团，开始尝试自己写歌，这一年，他遇到了电影里引导他成长的迈克。

这是1981年，迈克·瑙门科作为乐队Zoopark的主唱已经在圈内小有名气，电影开始的那场演出就是迈克的乐队。

崔像一个小粉丝，跑到迈克前：“我希望你听听我的歌”。

于是，有了电影里那场几个人的盛夏海边之旅，他抱着吉他，坐在沙地，开始唱歌。

©[盛夏]，他们一起去海边唱歌

崔是个出生在哈萨克斯坦的韩裔，5岁时跟着父母一起搬到了列宁格勒，那一年，正好是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

这个有着黄皮肤、留着长发的瘦小男人，如果是生在别的时代，可能也就过起了做着木匠的安稳生活。

但那是80年代。

80年代初，时值勃列日涅夫的统治末年，也是苏联最保守的时期之一。

79年，苏联对阿富汗发动了一场持续了数十年的战争，国内数万青年又穿上军装，重新走上战场；

进入80年代，国外油价下跌直接造成苏联的政府外汇收入减少，多年举全国之力发展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的弊病终于造成了国内严重的物资短缺。

苏联经济在进入一个死胡同，文化上也并没有好太多。

摇滚乐在当时的苏联仍是一个地下活动，得不到媒体曝光，没有任何来自政府的资金赞助。

即使是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这种极少数可以公开演出的场所，也有诸多例如歌词审查、人员管制等限制。

崔一开始就是在迈克的帮助下，在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开始了演出生涯。

©迈克带着崔开始在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唱歌

后来，他唱“为什么要不惜一切战斗/我不想把靴子踏上谁的胸膛”，他唱“改变/我们等待着改变！”

他的《血型》和《改变》，和他「反叛」的姿态和劲头，一瞬间一起风靡了全国，成为所有苏联青年的精神寄托。

上世纪60年代，披头士乐队在美国形成了一股“英伦入侵”的力量，整个欧美世界爆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披头士狂热”。

那时，东西方两大阵营还在冷战对抗中，苏联官方直接把摇滚乐视为“危险的美国文化武器”。

此前，他们反爵士乐，连“爵士乐”这个词在俄语中都被禁掉了。

摇滚乐出现后，赫鲁晓夫直截了当地说“电吉他是苏联人民的敌人”，摇滚乐是“猿人的音乐”。

此后，历任苏共领导人对摇滚乐的态度都大同小异。

但是，这也没能阻止披头士、滚石，连同后来的地下丝绒、鲍伊、性手枪等等“自由之声”传唱到苏联年轻人耳中。

©啥都没有，啥都不行，但不能阻止年轻人总有办法听到

当然，肯定是通过一些地下渠道秘密流入的。

比如，后来成立时间机器乐队的主唱马卡列维奇，就是因为常出国的父亲给他带回了披头士的磁带。

然后，最初接触到西方摇滚乐的这批人，又通过另一种神奇的道具，将声音传播下去——

这就是刻录在X光片上的唱片，骨碟。

西方摇滚乐、爵士乐全是“反苏联”的，审查是一定要审查的，但官方审查的对象一般是正版音乐。

那些私下偷偷刻录又小范围内传播的盗版碟也就成了乐迷们的救命稻草。

用X光片刻碟是因为它方便易得，主要还是便宜，但也真的音质粗糙。

©在苏联流传甚广的地下骨碟

就是在这样条件艰苦的启蒙下，苏联的小年轻们开始组起了自己的乐队，玩起了自己的摇滚。

早期的Alexander Gradsky、时间机器...他们从翻唱披头士、滚石开始，买不到电吉他，就自己制作；出不了专辑，就用骨碟传播。

偷偷在小舞台、小场地演出，常常变成和警察的猫鼠游戏，突然被打断、然后逃跑。

另一面，政府树立起了一种名为“VIA(Vocal Instrument Assembly)”的官方声音，来对抗摇滚乐的影响。

一种类似摇滚乐的非摇滚乐。

政府控制着这些表演乐手的发型、衣着、吉他样式、调弦音色、鼓点节奏，在舞台上轻歌曼舞，没有愤怒。

所以，到80年代，来自地下的崔，带着他的基诺乐队，一声惊雷“我们要改变！”

真正改变苏联的摇滚乐出现了。

85年，苏联历史上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给苏联带来了他的改革。

崔的“我们要改变！”的声音正与其交相辉映。

在崔的《血型》的歌声中，阿富汗战争终于走向了终结，后来，推动战争结束的戈尔巴乔夫亲自接见了崔，对他说：

同志，改革和人民需要你的力量，我们一起努力吧。

但实际上，即便是崔本人和他的摇滚乐，也未必能够得上政治革命或运动领袖的名号。

他不过是在戈尔巴乔夫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唱出了这个国家年轻人的反叛意识。

©崔曾否认自己的歌有政治因素

在电影[盛夏]里，崔和迈克常听的一个乐队叫地下丝绒，如果问摇滚乐是否真的曾经改变过世界，总让人想起“丝绒革命”。

68年，正当苏联大军以坦克压过美丽而古老的捷克布拉格时，后来的捷克总统，也是丝绒革命的发起者哈维尔正在纽约听到了地下丝绒。

他把地下丝绒带回了捷克，引发了后来以宇宙塑料人乐队为代表的整个“第二文化”的兴起。

当宇宙塑料人后来被政府逮捕，哈维尔等人展开声援，声援活动很快就衍变成了这群异议分子推动捷克民主化的“丝绒革命”。

©捷克的丝绒革命

哈维尔后来出狱后当选总统，他回忆起第一次听到摇滚乐时这样说：

这种音乐有一种震撼人心的、使人不安的魔力，这是一种使人警醒的、由内心深处发出的真诚的生命体验，任何人只要精神尚未完全麻木，就能理解……我突然领悟到，不管这些人的语言多么粗，头发多么长，但真理在他们这边。

山雨欲来之际，崔的摇滚或许没有直接改变苏联，但也一定意义上改变了苏联年轻人。

就像他的一次失败的校园演出，崔还未开演便遭到警察软禁，引发了校园内歌迷群体轰轰烈烈的游行示威；

就像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场演出，6万多年轻人聚集在莫斯科的卢日尼基体育场，高声齐唱：

“我的手紧握成拳，如果还有火药，给我火”...“我们的心渴求着改变/我们的眼睛探寻改变”...“曾经缄默的人们，不再沉默”...

就像他死后，依然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跑去莫斯科的阿尔巴特大街上找寻他的“追悼墙”，把思念和感谢写满整个墙壁。

©崔的“追悼墙”

崔28岁死于车祸，虽然也有阴谋论认为他是死于保守派制造的车祸。

一年之后，苏联就瓦解了。虽然他最终并没能等待到变革的到来，但他的《改变》仍然响彻在此后俄罗斯大大小小的抗议活动里。

「崔没有死。他只是出去抽根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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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卷卷毛

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破词儿」

我的心情取决于喝了多少瓶酒。

列宁格勒的美妞像铁线虫一样入侵了我的灵魂和身躯 。

我年幼无知的生命从此离不开朗姆、伏特加，白兰地和威士忌。

你个傻逼维克多为什么要修改我的歌，你把我一枪崩了我还是会赞美伟大的社会主义。

你个傻逼要么唱好儿歌，要么给你儿子教画画，不要影响我弹唱长征二万五千里，你听说过没见过的朋克。

等杰尼亚长大，给他一把吉他，没有吉他睡不了妞，没有妞生不了娃，没有娃爷爷老了没人一起玩耍。

你要庆幸生在列宁格勒，庆幸生在共产主义，庆幸美帝雄鹰见了我们都会闻风丧胆四处逃窜的喀秋莎。

我们曾经一起跳着芭蕾，天鹅绒乐队来给我们助威，黑胶唱片里都是我们的青春和性爱。

萨利不会跳舞，他带着孩子去了地下，那里有流浪诗人，有糖葫芦，有等着被买走的套娃，回家后睡觉梦见了鲍勃迪伦。

夜晚的墙角，寒气逼人，我们为乐队的名字愁出了皱纹。木箱上躺着不安分的摇滚，醉汉、廉酒、基诺、餐叉、螺锥、沙丁、外套、皮革，妈的，世界上那么多词汇，这一刻都被狗吃了。

为了买吉他，我们去卖淫，为了买扩音器，我们去车站偷画，为了买啤酒，我们用香烟换了阿拉丁。

不要给我打电话，不要跟我说英语，不要来我的演唱会，给我三卢布，让我买一杯咖啡。

公车上胡子花白的老爷爷，海滩上赘肉下垂的妇女，记得周末给他们让座，记得抽空陪她们烤肉，回来时记得爬窗户。

奶酪、苹果、鸡肉、米饭、香肠，大哥的女人就的是屌，带着这些食物穿过整个城市，茶杯都没有碎。

街上的枪声不妨碍我们的慵懒和宁静，苏联的上空飞机是我们的和声，醉汉的酒瓶是我们灵感的源泉，午餐的排水沟是敏锐坚硬的摇滚英雄。

我们不是懒惰鬼，我们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是蓝领的抒情。

酗酒、滥交、毒品、偷盗、烧杀抢掠，财富、自由、平等、意识形态、这个世界的阴暗太多了，我们的乌托邦必须站出来发声、站出来批判，用我们的喉咙和麦克。

友情、爱情、音乐、理想，军队，要歌颂的太多，不如散伙。

我的墨镜看不清你的瞳孔，台下的掌声震耳欲聋，这是摇滚之星的见证，女粉丝总是尖叫，仿佛刚刚经历过高潮。

你曾是一个披头士，跪下来双皮大衣褶进鞋底，老母亲在家乡为你祈祷，回音穿透时空的旋律。

娜塔莎啊娜塔莎，你那么喜欢西红柿，为什么不跟烟嘴少年私奔啊，不要做被大哥栓住的女人，趁年轻，去艹小鲜肉，让大哥去雨里买醉沉思吧。

娄里德说美好的一天，要去公园里喝酒，去动物园喂动物，看电影，然后回家写一首没有任何意义的歌。

在一辆电车的车窗上，我用手指临摹着不好的话，排水管在弹奏这音乐，我的头因为淋雨像草一样。

城市现在又湿又潮，我不打伞散步，闪闪发光的玻璃就像雨中的镜子，我会到处走走，四处看看别人的家。

没有人需要我，我也不需要任何人。

雨后的屋顶在滴雨，这里都是温暖的天气，我希望一直如此。

如果你微笑的话所有的事情都不坏，让我们坐下看看世界，通过一杯酒。

X时代，O时代，我们很陌生，你看到我们才会了解，我们是疼痛的陌生人，我们都是任性的索求，不要想着我们其中任何一个还需要什么东西。

梦想中的演唱会，一个能容纳千人的体育馆，声效、灯光、彩色烟幕，三个鼓手，两个画手，一个纯白，一个彩色，十人吹风，大象进来，一个弦乐队，一架由人民艺术家演奏的竖琴。

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我想唱一首有关蒸汽机的歌。

我梦想和你住进一栋旧旧的城堡，听着布鲁斯蓝调。

但我们拥有的，只是一间集体公寓，和看门人的薪水。

我要种下一棵树，老了爬到树上，看我们曾经的房屋。

直到我喝酒喝死，直到我看不见你，直到我忘记你。

你的青春是什麽样子？多数人大概都不脱“反叛”的标籤，我们或许从来都没搞懂年轻的自己到底在反对什麽，但想像青春最理想的模样，肯定如同《夏》（Leto, 2018）的摇滚文青一般，极其自溺于轻狂的举止，同时渴望用一己之力介入社会，为世人带来震动。

一群列宁格勒的年轻人困于铁幕之下，以西方摇滚乐为信仰，并且创作不辍，纵有对音乐使命的焦虑和困惑，但信手可得的吉他、如数家珍的西方摇滚唱片，让他们总是处在备战状态，彷彿随时可用摇滚乐给予高耸的体制一记迎头痛击。

这群年轻创作者之中，有两位苏联摇滚乐史上重要的人物：Kino乐团主唱Viktor Tsoi与Zoopark乐团主唱Mayk Naumenko。两位摇滚乐手不幸都在苏联崩解前英年早逝，未能亲眼见证新时代的到来，却也因此留有永远青春的形象，成为令人永世缅怀的自由灵魂。他们带有斯拉夫民族风情的独特摇滚创作，也在“被西方自由世界解放”的常见命题下，补充了那时那刻苏联青年们热爱音乐、疯狂作乐、陷入热恋的精神气质。

让想像力夺权的摇滚飞地

《夏》中带有强烈怀旧意味的一帧帧黑白画面之间，如惊喜一般大胆穿插了四段以西方殿堂级摇滚歌曲为基底的动画MV，不但是立即唤发摇滚乐迷观众共感的符号彩蛋，其中更仿效常见于西方地下摇滚MV带有indie气息的lo-fi质感，闪动的粉笔涂鸦动画创造出如同噪点（image noise）的效果，使得当时人物真诚、叛逆的形象更有了生息。

从美国乐团Talking Head的〈Psycho Killer〉、Iggy Pop的〈Passenger〉到Lou Reed的〈Perfect Day〉、由David Bowie作词作曲的〈All the Young Dudes〉，不但是这群青年离经叛道的立场宣示，也显现一段三角情爱纠葛的消长，于公于私皆让片中人物更加立体。其中一位能够自由出入剧情场景的怀疑论男子（Skeptic），总在音乐段落结束后举起“以上都没发生”的牌子，好似揭示了这些以想像交织而成的“摇滚飞地”（rock music enclave）1。

生活在共产政权下“另一国度”的摇滚青年们，就连表演场所也为官方所主导，四段富有破格力的动画MV在在展现了他们将心中乌托邦（utopia）寄情于现实世界由想像力构建的“异质空间”（heterotopia，又作异托邦）。他们的音乐理想国并非固著于单一场所，而是随著想像驰骋于城市各个角落，无论是火车、电车，抑或街道上，皆因想像力的夺权，进而被赋权（empowered）而跳脱日常功能，成为一个个幻想的微型宇宙、勇于站在现实社会对立位置的摇滚异托邦。

他们永远活在彩色的摇滚乌托邦

片中青年们对西方摇滚乐的崇信，也透过他们不断的展演行为而益加坚贞。Mayk平时仿绘西方摇滚专辑封面、抄写西方摇滚歌曲的英语歌词，有如一种仪式性的临摹；一次在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的演唱会，也被怀疑论男子突如其来“换幕”，全场不再因为空间制度而正襟危坐，一同随著穿插期间的西方摇滚演唱会彩色影像全面解放，甚有摔烂吉他的经典场面，然而，随著怀疑论男子举起手中的牌子，就知道这一切也只因想像而生，摇滚青年们在成不了异托邦之境大声疾呼著另一个王国。

而最具致意与缅怀气息的场景，就属这群苏联青年们亲自展演牆上成排的经典摇滚专辑封面，伴随著〈All the Young Dudes〉的音乐，他们逐渐从黑白的异托邦遁入彩色的理想国，“没错，我就是其中一个年轻傢伙”，怀疑论男子这回没再举起牌子，血气方刚的青年更藉由镜之中介，跳入影像中的海滩，褪去俗世的衣物，没入广大无垠的海洋。时间终究会带走他们的生命，但他们的自由意志永远活在那裡，在那具有色彩的摇滚乌托邦。

一群苏联的摇滚青年们用自己的方式尝试做出变革，即便有点自溺、过度地多愁善感，但重要的是，他们并不怕流露这一面。就在《夏》获得广大迴响的同时，导演Kirill Serebrennikov仍因莫须有的指控而遭俄罗斯官方软禁之中，但至今仍屹立于前苏联国家的一面面“崔牆”（Tsoi Wall），暗喻著人们超越世代对自由的追求，是铜牆铁壁也关不住的。

【 日谈公园原文戳此！】

对摇滚乐迷们而言，音乐传记电影总是看不够的。刚刚斩获金球奖的《波西米亚狂想曲》，用好莱坞笔法复刻了Queen主唱弗莱迪的一生；相较之下，去年入围戛纳主竞赛的《盛夏》却很逾矩，不去提苏联“摇滚教父”维克多·崔的那些传奇标签——

他是个黄皮肤黑头发的韩裔移民；

他在禁止摇滚乐的年代，创立了摇滚乐队“kino”（Kино）；

他用音乐为政治变革发声，成为全国年轻人的精神领袖，连戈尔巴乔夫都是歌迷；

他年仅28岁死于车祸，被称作苏联解体前“最后的英雄”；

今天，俄罗斯有他的纪念墙、雕塑和同名街道，民众游行时仍在唱他的歌……

无论维克多·崔本尊，还是《盛夏》电影的韩裔演员，都！好！帅！

电影只截取了维克多一生中最不起眼的片段。在传奇成为传奇以前，或许每个切·格瓦拉都曾有一段《摩托日记》，而每个维克多·崔，也都曾有与青春、朋友和摇滚乐有关的《盛夏》往事，冥冥之中将命运改写。

80年代初，列宁格勒盛夏的海边，小有名气的主唱麦克跟朋友们弹着吉他：“盛夏 / 太阳出来了 我却被辞退了 / 没有钱 但有很多时间 / 我也不需要钱”，在苦闷岁月里，它像一缕清风。毛头小子维克多·崔循着歌声找到他们，从此正式踏入了地下摇滚圈。

事实上，那段日子是难捱的。苏联政治气氛一片肃杀，摇滚乐这种“美国毒草”，只能生长在地下俱乐部里。当维克多在台上唱起叛逆歌词，巡查人员会严格监视，观众在礼堂中正襟危坐，不敢随节奏摆动；审查员赞美抒情歌曲，却批评维克多的歌是“臭水沟音乐”。

年轻人压抑着的躁动情绪，被电影用超现实的手法，在想象中呈现出来：火车厢里，他们跟思维保守的同志干架；小礼堂里，他们肆意地pogo跳水。尽管其实——

影片中的讲述人打破“第四堵墙”，与观众对话

那时的维克多还不是大英雄。电影中这个夏天，他才不想管什么审查员，也听不见外面的声音，一心只想创作音乐，唱出年轻一代的心声，也渴望一方小小舞台。

麦克和妻子娜塔莎的那幢集体公寓里，装着这群摇滚青年最纯粹的快乐：

他们一起听披头士、齐柏林飞艇、地下丝绒和大卫·鲍伊，模仿和弦与嗓音；维克多做木匠攒了钱，和朋友们商量“先买效果器还是先买酒喝”；有时半夜排练，邻居唾骂他们是社会败类；娜塔莎在做饭和带孩子之余，开始听维克多推荐的歌；还有个朋友喜欢摄影，总拿着相机纪录他们厮混的时光。

毫不意外地，娜塔莎把从前对麦克的迷恋，移到了维克多身上。但在一个轻轻的吻之后，这段夏日罗曼史戛然而止，维克多依然珍惜麦克这位音乐知己，娜塔莎也选择回归家庭。

借火儿引发的爱情

现实中，维克多和麦克几年后相继离世，娜塔莎把这些夏天的秘密写成日记。俄罗斯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在读过之后，才决心要拍这部电影。

无关政治议题的沉重、没有8点档三角恋剧情，《盛夏》只是一首动人的短诗，献给爱与自由。20多岁的日子，就该用来追逐那些滚烫的、充满生命力的东西！

和故事里的维克多·崔一样，很多人后来都头顶着耀眼的title，在自己的领域里扬名立万。但幸好，在青春年少时，谁都不可能预知未来的人生，十多年前的夏天，他们的生活中也只有朋友、音乐，玩乐队就是最肾上腺素飙升的事，那些时光同盛夏气味混杂在一起，成为私人的情感记忆。

在日谈往期节目里，我们也珍藏了一些滚烫的青春。

他们是：

1. 野孩子乐队成员 /大理某业余毽子队选手 张玮玮

戳此收听：Vol.58 从河酒吧到白银饭店

2001年，张玮玮在“河”酒吧门口 摄 / 安娜

2. 电影《大三儿》导演 佟晟嘉

戳此收听：Vol.146 我有个发小儿叫《大三儿》

3. 反狗乐队成员 / 前顶楼马戏团乐队成员 / 纪录片导演 / 著名电台日谈公园串门主播 梅二

戳此收听：Vol.142 梅二的Ten New Songs（上）

爱电影，爱音乐，逛逛日谈公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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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钱去买针

但却把钱花在你朋友身上

感谢上帝

像你这样的人不会有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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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

太阳出来了，我却辞退了

我有很多时间，却没有钱

但我也不需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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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唱我们敌人的歌

性手枪是工人阶级，他们不是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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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惰是我最好的品质

很多时候，我靠懒惰解决了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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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地下丝绒第一张专辑：

我喜欢他们其实录得很烂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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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用鼓点写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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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创造这个摇滚俱乐部，

是为了展示摇滚乐并不是一个臭水沟

但你们却把摇滚乐拖进了排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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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摇滚音乐必须发现人性中好的部分，

并且扮演积极的社会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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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歌批判了社会中的不良行为，

《八年级女孩》批判了滥交，

《我的朋友》批判了青少年酗酒，

《只有时间没有钱》批判了寄生虫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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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我来说很难

见到你见不到你都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