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一个爸

可爱的孩纸，好想捏捏脸。哈哈。


55岁的音乐老人，一直坚持音乐和家庭只能选一个。

好色——掀唱歌同伴的红裙摆，目不斜视看大街上穿迷你短裙的美眉，一副认真的和女中提琴手调情。不过他光明正大，大家你情我愿的，虽是好色但绝不猥琐。

贫穷——妈妈生了锈的排水管，一直想要的二手车，欠着的外债，破洞的袜子。每天给死人奏乐，为逝者刻碑，还是要像生活屈服，为了4万，同意的假结婚。

后来，剩下孩子和他两个，从手足无措到产生感情。他说：爸爸，晚安，亲了他一下。他嗯了一下，闭上眼，又睁开一下的细节，很感动。

小鬼在浴缸拿着淋浴头打电话的情节，掉泪呀。

小鬼老是画棺材，他就带他出去玩，登铁塔，看飞鸟，骑单车，去乡间看水獭。

给小鬼过生日，送他一把小提琴，他坚持在室外演出，为了给他一个阳光些的环境。

打电话给情人让她给孩子讲讲俄语故事，小鬼睡不着。
路过电影院，哭着不走，他买了五张票，两个人看了一场俄语动画片。

福利院的人来了，他说我的申请能不能作废，不行以后，两个人逃跑了。


小鬼生病了，他的情人说：没想到你这麽有爱心。他说：我也没想到。

后来，孩子走了，他在大舞台演出，也将有自己的孩子......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对于政治之动荡，恐怕东欧人算是体会很深的了，两次大战到后来的冷战，中间是大国倾轧和意识形态的折腾，对于此，有人愤然抨击，也有人旁敲侧击，形成了东欧电影特色鲜明的荒诞和黑色幽默风格。捷克电影奇才辈出，将黑幽风格更是运用的炉火纯青，在《给我一个爸》中，黑幽风格仍存，但是并非那么癫狂，而是更多温情和小人物的善良，动荡的历史磨灭不了人性中单纯的东西，一对“父子”间的情感让我们看到了对于压抑人性的时代，普通人对良子坚守的坚定态度。

        本片的背景看上去压抑，但是表现中一直显得很欢乐，路卡本是大提琴手，但是因为那个时代定义的诡异的思想问题，没法在乐团工作，只能给殡仪馆做伴奏，同时靠修补墓碑捞些外快。这样的命运咋一看很悲惨，很郁闷，很怀才不遇，但是路卡看起来怡然自得，每天赶场奔忙，忽悠下老太太花钱给墓碑上金，更以独特的魅力时不时跟美女尽鱼水之欢。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并不那么“高尚”的小人物，有些小私心，有些小狡黠，有些小乐趣，而这首先就是一个对那时政治的反讽与不屑，路卡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有存在感的人，在一个教育人们一会为这个牺牲，一会为那个奋斗终身的年代，更多人如他一般，为了生计奔波，在平凡生活中尽可能的享受欢乐，他因为不合理的原因被剥夺了在乐团“高尚”的工作的权利，他当然也可以回应以坦然处之的凡人之乐。

        在去“高尚”化后，本片一个有趣的发展是，在卑微中却升起了平凡人的善良与伟大。路卡为了生活，为了买车，对一切捞外快的机会都会考虑。所以，面对一个假结婚的机会，他犹豫和推脱后，还是答应下来。这起婚姻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伤痛的表现，一个苏联女人，为了去西德追求更好的生活，不得不以此方式留在捷克，进而辗转前往西德，她成功的离去，却没有带走她的儿子科里亚，以这样的方式去寻得美好生活，甚至需要出于自私和无奈抛下骨肉，这起假结婚以闹剧的形式展开，以路卡手忙脚乱的面对一个新添的“儿子”收尾，充满了黑色幽默的喜感，却也让观众自然的体会时代的扭曲和伤痛。路卡与“儿子”的故事就是一个类似题材故事的通常推进轨迹，是一个男人身上的父爱被不断带出的过程，是一个成人向孩子学会纯真的过程。而不同的历史背景有造成了这个看似正常的感情故事细节上的不同，如片中一个细节，苏军军队的车辆从路卡家旁经过，科里亚与苏联士兵的逗乐，当时的捷克正在苏联强权下压抑的存在，而看似强大的苏联，背后却也有其扭曲制度下造成的如科里亚这样的苏联弃子，有些反讽，有些悲哀。

        路卡抚养着这个孩子，也从中体会到了更多人间单纯的美好，外在表现上，我们常常感觉成人为孩子铸造了一个可以安心成长的城堡，而在精神层面，却常常是孩子为成人制造了一个慰藉心灵，感受美好的城堡。科里亚就是路卡的城堡，在压抑的年代，他总可以从孩子微笑的脸庞寻得快乐，也让他有勇气去为了生活奔忙。整部电影透着温暖的色调，温暖的音乐，你隐隐感受到时代的创伤和压抑，却又很快被一份父子的温情所感染，而或许这正是这部影片的意图，用爱与试图将爱消解为空洞的立场和符号的政治抗争，伴随着这份坚韧的爱，更多人等到了时局发生变化，而当扭曲人性的环境消失，科里亚也得以回到母亲身边。这部影片以浓浓的温情让政治淡淡的被消解，常常，当我们期待一个更阳光的环境时，需要的或许是先让自己的内心保持阳光的一面，就如路卡，去爱一个孩子，并从中获得更多让自己坚持的阳光，坚守自己的一片温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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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背景：

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和“天鹅绒革命”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发起了布拉格之春改革，意在削弱苏联共产党对捷克的控制，在国内掀起一场政治民主化运动。苏联决定对捷克进行武装干涉。8月20日晚，苏联以“机械事故，要求迫降”为由，在布拉格机场降落了一架民航客机。数十名突击队员迅速占领机场。几分钟后，苏军空降师直扑布拉格。21日凌晨，苏联军队就占领了布拉格。进攻6小时后之后，苏军控制了捷克全境。布拉格之春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国际政治事件，标志着华约内部的裂痕已经渐渐显现，被视为东欧剧变的前奏和导火索。

“天鹅绒革命”狭义上是指捷克于1989年11月发生的反对共产党统治的民主革命。从广义上讲，天鹅绒革命是与暴力革命相对比而来，指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就实现了政权的更迭，如天鹅绒般平和柔滑。捷克的民主化运动在1968年遭到苏联的镇压，但是国内对捷克共产党统治不满的知识分子仍然在以地下的方式活动。比如我们所熟悉的米兰·昆德拉，伊凡·克里玛等。

1989年11月17日，首都布拉格出现超过十万人的游行活动，要求推动捷克民主化和实现和平转移政权。1993年，捷克宣布独立。

影片概述：

卢卡，55岁的捷克未婚老男人是捷克国家爱乐乐团的大提琴手，由于弟弟从东方阵营叛逃到西方，而失去了在爱乐乐团的演奏资格，为了赡养年迈的母亲，卢卡只能和同伴们在葬礼上为人们演奏哀乐和为墓园管理处描墓碑。卢卡身上有着独身男子的游戏习性，保持着对异性的强烈需求。迫于窘困的经济状况，卢卡答应了与一名苏联女子假结婚。不想，婚后两天，卢卡的“太太”通过获得的捷克国籍逃到德国与情人相会，并且留了一个她的儿子苏联小男孩柯利亚。卢卡只会一点俄语，柯利亚完全听不懂捷克话，这一大一小就开始了一段深沉的父子之情。

影片解读：

一、对人物设置隐喻的表现：

捷克斯洛伐克在地理上位于欧洲中部，处于西欧和苏联的夹缝之中，这种夹缝中的生存不仅仅体现在地理位置上，更体现在意识形态上。捷克在苏联的高压控制之下，国内一片死气沉沉。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本片人物设置
的巧妙之处就显现出来。

一直受苏联控制，被当作“儿子”一样对待的捷克，在影片的语境中被隐喻为一个高大沧桑的成年人——卢卡；而一直以“爸爸”身份控制捷克的苏联则被隐喻成需要保护、弱小的孩子——柯利亚。由于柯利亚是卢卡的假太太留下的拖油瓶，两人的心理又被赋予了极强的隐喻色彩。卢卡被迫以继父的身份从社会福利局接养了柯利亚，极不情愿却也无可奈何，而柯利亚则感到被抛弃，无助和无希望。被侵略的捷克在影片中成了父亲，强大的苏联成了小男孩，并且叫老男人爸爸，这样复仇式的人物设计迎合了捷克的民众，使他们在心里上获得欢愉，积压了许久的民族情绪得以释放和宣泄。

二、影片中对女性的表现：

影片中的女性形象有卢卡年迈的母亲，她极度的憎恨苏联人；年轻的葬礼演唱的女歌手，她在演唱时由于卢卡的挑逗而唱破了音，同时，她也卢卡保持着固定的性关系；卢卡的朋友教俄语的女教师，她为孤单的柯利亚用俄语讲故事；年轻的女大提琴手，想要拜卢卡为师，两人在教学期间完成了“艺术家”式的灵魂交流。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影片中对女性的设置和表现依然是男性的俯视视角。导演中镜头语言建构了男女的性别身份。女性是被看的，不理智的，被挑逗的，被需要，被哄骗，被玩弄的对象。女性只有在照料孩子，表现母性，讲故事，解决生理需求时出现，被物化为一种工具，成为了导演的一颗棋子。

三、对白的设计：

柯利亚从小在苏联长大，受到苏联文化的强烈影响。但孩子的世界观中没有绝对的对立，并且，他不明白也无法明白意识形态的敌对，会让大人们的世界非敌即友。

两次设置极好的对白。

卢卡和柯利亚躺在大床上，窗外苏联的坦克呼啸而过。
柯利亚：是我们的人吗？
卢卡：不，是你们的人。
柯利亚：他们是去莫斯科么？
卢卡：不，他们要留在这儿，很不幸。
柯利亚：就像我一样。

柯利亚的世界只有“我”和“非我”的概念。而卢卡作为成年人，则已经不再用如此简单的范围去划定和判断这个世界。

卢卡被公寓的管理员催促在窗户上贴上苏联和捷克的国旗。
柯利亚：我们的，漂亮的。（俄语中，这词既有漂亮的含义，又有红色的含义。）
卢卡：跟我红色的内裤差不多。
卢卡的故意曲解柯利亚的话，带有极强的民族情绪，并且通过亵渎苏联的国旗来达到疏解自己情绪的目的。


除上述之外，影片的镜头运用和镜头语言也非常值得称道，对比蒙太奇和抒情蒙太奇的技法虽然老套但也不失艺术活力。用一个民族的情绪去冲击奥斯卡，导演和卢卡的扮演者导演的爸爸，是十分精明的。

综上所述，这部电影，我给三颗星。

不同的国家，相似的社会背景，看一场电影，有着同样的共鸣。
电影本身很好，无需赘言。
说说电影最后的场景吧。
捷克有两个国宝级作曲家，德沃夏克和斯美塔那。
德沃夏克在19世纪末享誉世界，在美国旅居时，吸收黑人灵歌的元素，写出了带着思乡心绪的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青史留名。
贝德里希·斯美塔那（Bedrich Smetana，1824-1884）有“捷克民族音乐之父”之称，在捷克享有极其崇高的地位，他的交响诗《Ma Vlast 我的祖国》是民族乐派的经典之作。
斯美塔那生活的时代，捷克正在奥匈帝国的统治之下。随着革命的失败，斯美塔那迫于生计不得不离开祖国赴瑞典。1860年，哈布斯堡王朝给予了波希米亚省一定程度的文化自主权和政治自治权，斯美塔那才重返祖国。

影片的最后，那场音乐会，意义非凡。

在“天鹅绒革命”后卢卡重返布拉格交响乐团，这场戏独具匠心用了斯美塔那的交响诗《我的祖国》中的第五乐章《塔布尔》，而不是这部伟大作品的其他著名乐章比如《伏尔塔瓦河》。塔布尔是布拉格南方大约100公里的一座城镇。布拉格大学教授、捷克宗教改革先驱扬·胡斯因批评天主教会受到宗教审判被处火刑。胡斯死后他的追随者团结一致反抗领主、教会和德国入侵，1419至1434年进行了15年的武装斗争，史称胡斯战争。这一乐章描述了胡斯教徒们战斗在塔布尔战场的悲壮情景。在乐曲中采用了胡斯运动时的歌曲《上帝的战士，你们都是谁》。

影片中出现这场音乐会的指挥是捷克国宝级的指挥大师拉斐尔·库贝利克。他在1948年被迫出走，像他的前辈德沃夏克一样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库贝利克流亡四十年，直到“天鹅绒革命”后他才得以重返故土。1990年的“布拉格之春”音乐节开幕式上他再度执棒指挥了《我的祖国》。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台下掌声雷动，而台上的老指挥家老泪纵横。捷克的SUPRAPHON唱片公司将这个演绎录制并出版了唱片，一度成为全球唱片爱好者争相追捧的珍品。库贝利克一生六次灌录过《我的祖国》，而这一版最弥足珍贵和富有传奇色彩。在那场音乐会之后，已七十六岁高龄的库贝利克慢慢淡出了指挥台，这也就成为了库贝利克的最后一次录音。导演给了他一个不短的特写镜头向大师致敬。影片完成后不久，大师离世。这也成了大师最后留下的影像。(摘自《波希米亚的双子座星》)

无论是选曲，音乐会，指挥家都带着那么浓重的影射意味。
电影最后，当男主角带着小男孩外出躲避时，在朋友家，他们一起听着收音机里的风起云涌。我的心情也随之激荡共鸣。
借着影片的余味，重新翻出库贝利克指挥《我的祖国》，一抒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