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卡拉斯

一群非职业演员塑造了今年最佳人物群像，不得不佩服导演卡拉·西蒙的功力。她第一部片（《九三年夏天》）烂番茄100%好评，第二部片（即本片）拿金熊，这样下去还了得？

作为土生土长的加泰罗尼亚人，卡拉·西蒙依然坚持用乡音拍摄当地的生活（想起科长）。有趣的是，上一部的片名是时间，而本片的片名则是地点——一个叫阿尔卡拉斯的小镇。虽然不如前作的自传色彩强烈，但导演的叔叔确实是在阿尔卡拉斯种梨，她由此构思了这个农民被迫离开土地的故事。诚然，类似的事情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就习以为常了，这也是世界发展的大势所趋（城市化进程、不再需要那么多人力耕种、或像本片那样土地被侵占作他用）；但对每个个体而言，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那一刻总是刻骨铭心的。片中的父亲自从得知土地要被收走就似乎要与所有人为敌。其实他并不是觉得当农民有多好，不然也不会逼儿子学习；甚至他不用为未来担忧，因为农场改造的太阳能工厂已经许诺给他工作且他们不用搬家。他只是不愿意就此告别旧有的生活方式，因为那是他擅长的（小镇集会比赛冠军）、习惯的（看得出他们祖祖辈辈都是农民）、自主的（到工厂就变成了给别人打工）、珍视的（农民对土地的爱可能已印在了他们的基因里）。因此我们不会过于苛责他的执拗与反常，不会嘲笑他对新事物的迟疑与抵触。片尾他不慎打翻梨架后失声痛哭，意味着他终于不得不接受现实，告别梨农的日子。影片最后一个镜头与开场同样角度的镜头呼应，显示农舍外一半的梨园已被推平。导演始终以旁观者的视角记录着这一切，没有对任何一方随意评判，只有浓浓的关怀和淡淡的忧伤。

就像本文开头所说，本片的出众之处不止于主题和父亲这个角色，而是对家中的诸多人物都做了简要但令人印象深刻的素描。得知当年的君子协定被撕毁而试图带农产品上门示好的爷爷，积极干农活却得不到老爸赞许、背地里跟叔叔一起偷种大麻的儿子，进入青春期喜欢跳舞的大女儿，玩耍的地方被征用玩伴被带走、不能理解大人世界的小女儿，尊重父权默默付出但也忍不住打了父亲一巴掌的母亲，试图调和矛盾未果几次出走又几次回来的小姑……在外界环境变故的大背景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但无论发生什么，家永远是避风港，家人就是彼此的依靠。当小女儿为爷爷唱起他最喜欢的那首歌颂土地的歌，此前还吵吵闹闹的一家人顿时眼里都噙着泪水。在这片土地上，曾经生活过那么多人，经历过种种危机和不幸；但以家庭为单位的人类仍坚韧的走到了今天，因为他们的适应能力，因为他们之间的爱。

近几年这种地中海家庭的导演私人电影也太多了， 自从《罗马》之后（罗马还不错），有《上帝之手》，《痛苦与荣耀》（这部家庭占比不重），这部《阿尔卡拉斯》，还有不在地中海的《 贝尔法斯特》，全是导演的私人经历，还特别受评奖委员会青睐，实在太腻味了，太取巧了。 地中海人是充满着生命的激情，但反反复复拍也有点烦。

基本没有让人印象深刻的主线剧情，甚至没有剧情，一问就说这是导演的成长经历，成长经历就是这么平淡自然，把这么私人的东西拍出来就是真挚淳朴。

今年北影节可谓声势浩大，展映片单也格外豪华，其中就有第7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阿尔卡拉斯》。同样是以农村生产生活作为背景，它以群像式的现实图景击败了最近热度飙升的《隐入尘烟》，一举摘得柏林金熊奖。

《阿尔卡拉斯》是西班牙导演卡拉·西蒙的第二部长片，讲述了一个传统乡村家庭中桃子采集活动日渐式微的故事，当有人提出要将桃树砍伐并安装太阳能电池板以此适应新的方式时，这家人开始了捍卫自己土地的“战斗”。

就像导演的银幕首作《九三年夏天》一样，本片以使用非专业的加泰罗尼亚语演员为特色，作为观众，很容易为片中孩子们的行动力所吸引，他们以自我深信的“情境扮演”搭建起了一座广阔的游戏城堡，无疑成为一个大家族的纯真缩影。在轰隆隆的机械声之下，孩童时代的倒塌，土地话语权的终结，和谐而悲情地出现在同一画框中，演绎出一曲加泰罗尼亚农业传统的历史挽歌。

《阿尔卡拉斯》卡拉·西蒙对正在消逝的传统朴素而动人的致敬

来源：IndieWire 作者：David Ehrlich 翻译：阿do

导演卡拉·西蒙凭借《阿尔卡拉斯》成为今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得主，《阿尔卡拉斯》的片名与她父母种植桃子的加泰罗尼亚小镇同名，就像她的长片首作《九三年夏天》一样，这个名字极具启发性，为她的电影创作提供了无限灵感。

卡拉·西蒙残酷地描绘出一个濒临失去农场的家庭（他们有着从西班牙内战前就开始扎根于这片土地的共同身份），围绕于其中的是一个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从本质上讲，这是一个关于这片土地的故事。《阿尔卡拉斯》同时也是一部喧闹而充满活力的合奏剧，自然不羁的素人演员阵容将我们的目光吸引到十几个不同的方向，但同时也总能让我们的注意力慢慢回到他们脚下移动的土地上，进而思考他们一旦被迫离开这里，他们又会变成何种模样的问题。

与世界上大多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一样，Solé家族的传统似乎是永恒的，直到它们被外部势力永远夺走的那一刻。在《阿尔卡拉斯》中，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一辆吊车从湛蓝的天空下呼啸而过，顺势拖走了一辆被遗弃的大众汽车。几分钟前，六岁的Iris和她的兄弟姐妹正在车上玩耍——孩子们假装那辆“旧铁锈桶”实际上是一艘离太阳很近的宇宙飞船。

绝望之事发生得如此之快：前一分钟，没有人想到会就此离开农场，这太不可思议了，而小Iris甚至无法想象自己还能生活在地球上的其他地方；下一分钟，她可爱但笨拙的祖父Rogelio正在阅读一封「土地驱逐令」，而他成年的儿子Quimet则因为父亲从未以正规的书面凭证获得土地权而感到愤怒。因为这个农场原本属于富有的Pinyol家族，他们把它卖给Solés家族，以感谢他们在战争期间保护了自己。

然而，Pinyol家族的后代觉得他们没有必要遵守这个“绅士协议”——当大农业迫使小农场的工作变得不可维系，水果价格低到Joaquim Pinyol决定把Solés家族的树全部挖出来。他想当然地认为Solés家族会很高兴用桃子换太阳能电池板，只做一半的工作，却能获得两倍的利润，无论这种“绅士协议”是否还能继续下去，但对于一个拥有两套房产的人来说，他们很难体会到这种破坏给一直由家庭为单位的Solés家族带来的情感暴力。

相较于繁复的情节，《阿尔卡拉斯》更加受地理意义的驱动，它从环境细节中汲取了令人震撼的力量，而这些细节正是构成它家族历史的重要部分。摄影指导达妮埃拉·卡西娅以观摩式的摄影风格，带出夏日微风的自然暖流，这种影像气质深植于这片充满生命里的农场周围，携带着傍晚时分的阳光与阴影，电影中的各式角色无论在这些画面中做什么，往往看起来都像是偶然的结果。

除了贯穿于结构的几次戏剧性争吵和最后徒劳的抗议动作之外，这部电影中没有哪个单独的场景比它们之间生发出的成熟活力更为重要：动态农场的季节节奏以及镇上的流言蜚语。在这场风暴到来之前，每个人都沉浸在平静生活的喜悦之中，譬如Quimet青春期的女儿正在为村庄集市排练着她的舞蹈，偶尔会发出不合时宜的欧洲流行音乐的声音。

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影片的核心主题渐渐浮现出来，大部分内容都反映出对Solé家族如何继续生存下去的不同观点。Quimet甚至在背痛规律性发作时仍努力寻求解决方案，他决心让能力超强的十几岁儿子Roger专注于学业，而不是过早地通过其他课外活动为家族赚钱。然而他的姐夫Cisco过去和他们的联系不多，未来也极有可能成为他们家族的绊脚石，因为他只会通过讨好Pinyol家族来制造紧张气氛。

当然，没有人像Solé的冷漠家族族长Rogelio那样更加了解农场的处境——就像他曾经看到Pinyol家族表现出的善意一样，他对Pinyol如今的背叛同样深有体会——但即使是孩子们似乎也对失去农场产生了焦虑和不安。

卡拉·西蒙有意隐藏了导演视角，并且没有过分展示多愁善感的一面，以至于我们很难知晓Rogelio是否因为没有保护好他的遗产而感到内疚，或者只是为了展示他因为活得足够长，看到所谓的“永远”变成了一个虚假的承诺。无论如何，对于这部冷静克制的电影，他静默般的存在无疑激发了令人心痛的悔恨感，进而让本片时常处于分崩离析的危险边缘。在《阿尔卡拉斯》中，Rogelio一个人在桃树下享受树荫的无声镜头比任何一个令人恐慌的动作都更具冲击力。

这个难以磨灭的形象凿实了这部悲喜交加的电影的深沉力量，其中最令人心酸的是人物的无力感，导演卡拉·西蒙在《阿尔卡拉斯》的结尾加上了一记重击——悲伤不知从何处来，但却证明了这个故事不可能以其他任何方式结束。

《阿尔卡拉斯》这部电影本质上是对一种生活方式的悲伤挽歌，这种生活方式自Solé家族的最新一代出生之前就已经陷入了失控的状态。影片的尾部以一种哀怨的优雅向此种传统致敬，重申影像的独特属性——让过去回到现在，让现在回到过去，让时间轮回不止。

有时候，这部电影是如此的不慌不忙，似乎它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是——就像任何一个神奇的夏天结束时那样——它最终让你知道所有的时间都去往了哪里。

ELEVEN FILMAG

撰稿｜阿do

排版｜鹿川少女

审核｜NAMU

An extended family live and work on a traditional peach farm in Catalonia. When the landowners decide to sell the estate, head of the family Quimet (Jordi Pujol Dolcet) struggles to adapt. Each generation, from grandad to the infants, laments the loss of the land in their own way.

一个大家庭在加泰罗尼亚的一个传统桃子农场生活和工作。当地主们决定出售庄园时，一家之主Quimet (Jordi Pujol Dolcet饰)努力适应。从祖辈到婴儿，每一代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为土地的丧失而哀叹。

Carla Simón’s gorgeous debut feature Summer 1993 followed an orphan child struggling to readjust to a new adoptive home. Her new film, lyrical and deceptively gentle, is about another painful transition.

导演Carla Simón出众的处女作《1993年夏天》(2017)讲述了一个孤儿努力重新适应新的收养家庭的故事。她的新电影抒情而温和，讲述的是另一个痛苦的转变。

The family in Alcarràs is more settled and connected. Multiple generations live and work together on land they have called home for decades. However, when the legal owners of their sprawling peach farm sell the land to a company who will replace the trees with solar panels, the bonds that tie the family members together, and to the ground they cultivate, begin to fray.

这部电影中的Alcarràs家庭更安定，联系更紧密。几十年来，几代人在他们称之为家的土地上共同生活和工作。然而，当他们庞大的桃园合法所有者将土地卖给一家公司，用太阳能电池板取代树木时，将家庭成员和他们种植的土地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开始动摇。

It's a gorgeous farm: fruit the colour of sunsets nestling in verdant trees, all captured in Daniela Cajíias’s considered and often breathtaking cinematography. It looks like paradise, even if dipping fruit prices make it an impossibly tough living. Sadly, the family has no legal claim on the land because it was a gift given in return for a kindness during the Spanish Civil War. Grandfather Rogelio (Josep Abad) honours this connection, sharing figs with the heir to the estate, while the rest of the family make him an enemy.

这是一个美丽的农场:像日落一般颜色的果实依偎在翠绿的树上，所有这些都被Daniela Cajíias的考虑到和十分令人惊叹的摄影捕捉到。这里看起来就像天堂，尽管水果价格的下跌让生活变得异常艰难。遗憾的是，这家人对这片土地没有法律上的所有权，因为这是西班牙内战期间为了回报一个人的好意而赠送的礼物。祖父Rogelio (Josep Abad饰)尊重这种联系，与遗产继承人分享无花果，而其他家庭成员则将他视为敌人。

The fascination that Simón finds in her story is in exploring the way each generation reacts differently to the intrusion of modernity on their time-capsule life. Just like the farm, the family is a delicately balanced ecosystem of intertwining needs and abilities. Those interloping solar panels throw everything off, just as a fault in the irrigation system turns the farmland to mud.

Simón的故事中的魅力在于，探索了每代人对现代化对他们长期生活的入侵的不同反应。就像农场一样，家庭也是一个需求和能力交织在一起的微妙平衡的生态系统。那些插进来的太阳能电池板把一切都弄丢了，就像灌溉系统的一个故障把农田变成了泥浆一样。

The loss is felt most keenly by head of the family Quimet, a man steeped in tradition and peach juice. His back twisted from hard graft, and a furrowed brow scarring his careful mask of geniality, Quimet is a hero who may not have another fight left in him.

这家人的户主Quimet最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失去，他沉浸在传统和桃汁中。他的背因辛苦劳作而扭曲，眉头上的皱纹在他小心翼翼的和蔼面容上留下了痕迹，Quimet是一个英雄，他可能不会再战斗了。

The star of this film, however, is boisterous youngster Iris (captivatingly played by Ainet Jounou), an imaginative child given to playacting games that mirror the adults’ real-life scenarios. As the digger encroaches to destroy the family’s livelihood, it steals her precious playground too.

然而，这部电影的明星是活泼的Iris(由Ainet Jounou精彩演绎)，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孩子，喜欢玩模仿成人现实生活场景的表演游戏。当挖掘机侵占土地破坏家庭生计时，也偷走了她宝贵的游乐场。

注：原文首发于公众号 #半斤八两抡电影#

二零二二年，柏林电影节上，两位农夫“巧遇”了。他们各自在创作者的镜头里亲近着自己所属的土地，他们都赢得了观者的尊重。有趣的是，这两位农夫都像永动机般不知疲倦地耕作，而最终他们都将失去自己所在意的“本分”，那就是，他们与土地的血亲般的关系，以及，他们自己身为农民的身份。

《阿尔卡拉斯》和《隐入尘烟》的作者，分别是生于1986年的加泰罗尼亚人卡拉·西蒙，和生于1983年的甘肃人李睿珺。他们都聚焦在穷尽心血守护自己耕作权力的农民身上，分别以各自的风格去凝视“真实”，表现农民的挣扎和艰辛。之所以用“真实”而非“现实”，是在于，两部影片中的乡村社会生态和它们被呈现的方式迥然不同，而观者很难以“哪个更现实”去衡量。与其说，两位青年导演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去“凝视”两位中年农夫的生活，不如说，创作者在借助两位农夫的生活断面去建构两种世俗神话，在各自的土地上，他们的“命运”充斥着不同的象征符号。

在这一观察角度里，《阿尔卡拉斯》的农夫Quimet以英雄的姿态演绎了一出悲剧；而《隐入尘烟》的农夫马有铁，则以农民的“本分”泣诉出满腔悲情。

被“预言”介入的生活

孩子们的基地，一辆报废在土丘顶的老旧轿车，被钢铁怪兽挥舞着尖牙摧毁。开场的声音，原本是轿车里孩童之间充满攻击性的叫嚣和欢笑，突然间，推土机凭空出现，它的噪音带着压倒性的力量，淹没了人声。

这预言性的动作，粗暴介入了农庄里孩子们的童年生活，充满象征意味的是，早已不堪用的轿车里随处堆放着生活中的旧物，拣起来一件就是玩具。而推土机冰冷枯燥，就只是个残忍的刽子手。老破车被移走，推土机占据了地盘，夸示着某种确然的命令，充满警示和威胁。

同一时间，农庄里的现实空间，面对着生活本身的一家人，正疯狂地翻箱倒柜，他们试图找到能证明自己拥有这片果园土地权的确证——如果找不到文件，他们全家的下场就会跟那辆老破车一样，被驱逐出这片土地。在这场室内戏里，除了惯常的无限接近现实的手持跟拍，卡拉·西蒙不动声色地完成了家族的权力介绍——Quimet，果园农庄家族的现任当家，压抑着愤懑埋怨他的父亲——曾经的一家之主，没保存任何文字证据。毫无疑问，他们将失去这片土地。

在影片的开场段落，挖掘机就闯入果园，居高临下，逼视这一家人。至此，预言降临：果园的一家人，将失去家园，除非他们同意推平这片桃林、在土地上安装一排排的太阳能板。这一带有威胁意味的“产业转型”命令，来自于这片土地的产权人，他要挟果园一家人成为他的“新产业”雇员，这其实就是变相的驱逐。

关于果园的权属，Quimet的父亲——曾经的一家之主，怀着隐忍和不平，约略讲出一段往事。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他的父亲曾是果园的佃户，而果园的地主被政府通缉，佃户庇护了地主，使地主一家免于绞刑。为报答救命之恩，果园的地主口头承诺——把这片土地送给了佃户，让他们能依靠这片土地生活下去。口头承诺只是君子协定，空口无凭是世风日下的代名词，当时地主的后人要赶走佃户的后人。如今，只有爷爷还恪守着家族的厚道，每到成熟季都会摘足满满一筐的无花果，送给曾经的东家。

果园的命运，毫无疑问影射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处境，这也被影片采用的加泰罗尼亚语着重强调。《阿尔卡拉斯》并不如她表面上呈现的所谓“生活流”那样简单，她的隐喻在预言介入到加泰罗尼亚人的生活时，就已经确然无疑了。

接下来的日子，推土机逐渐隐去存在感，差点成了孩子们的新玩物。自此，故事再度回归到“生活”本身，家庭成员以自己的个性和烦恼，继续面对着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爸爸在夜间狩猎偷吃果子的野兔，抢收成熟的桃子，饱受背痛的折磨……。Quimet的长子Roger很早就展示出在种植方面的天分，试种有机蔬菜，甚至偷偷跟姑父一起开垦了秘密“自留地”种上了有机大麻。他很乐意参加父亲的农事，但是从未得到父亲的认可。Quimet的长女Mariona正面对青春期的焦虑，她得不到家人的关注，一直以来苦练的舞蹈、精心准备的服饰妆容，都化作怨气，在节日庆典上她拒绝上台亮相。全家人中，只有小姑关注Mariona，陪她练舞、帮她打扮。当父亲再次以古板的观念质疑小姑的性取向，Mariona愤然关闭了和父亲之间的门。她对小姑的理解和同情，让她更加疏离自己的父母。

家族的权力核心Quimet，以他决绝的姿态对抗着全家所有人。他雇不起临时帮工，要全家老幼一起抢摘桃子。他禁止爷爷给地主送无花果，杜绝卑躬屈膝的示好。他痛恨太阳能产业，无法原谅妹妹和妹夫另谋生路——暗中成了地主的太阳能公司的雇工。他对妹夫大打出手、忍着要命的背痛也要拆掉牛棚的太阳能板，他甚至禁止小女儿跟妹夫家的孩子一起玩。他烧毁了儿子和妹夫偷种的大麻自留地。他拒绝参加果农们的抗议，对中间商的压价视而不见，他只想保住自己作为果农的生活。

《阿尔卡拉斯》的预言，必须有一位抵抗者去对抗，才能有完整的戏剧性。父亲为了保住果园，逐渐站在了全家人的对立面，原本是对抗命运的英雄，却成了干涉亲人生活的暴君。在这部当代加泰罗尼亚的世俗神话里，父亲为了斗争而斗争，迷失在抵抗本身之中。即便如此，Quimet承担了作者的审视，扔掉了所有的同情，却保有自觉的抵抗。在这个角色获知了预言的时刻，他的抵抗就开始了，无关“本分”、无关仁慈、无关沟通，他拒绝所有的帮助，他眼里只有土地和收成，守护果园就是守护全家。Quimet是捍卫自己耕作权力的孤独英雄。

成为寓言的“生活”

《隐入尘烟》的马有铁，有着教科书般的作为农民的全部美德。他一直给哥哥干活，默认了家庭内部的“合理”剥削。兄嫂用马有铁创造的“剩余价值”给他“找”了个老婆——贵英。在农民的世界里，不能干活就等于“累赘”——贵英因为先天残疾丧失劳动能力，在她所经历的每一重社会环境里，她都从未获得平等的地位，她被编排、被取笑，偶尔被怜悯。

在《隐入尘烟》抽象化的农村“生活”里，与其说贵英是“妻子”，不如说是世俗神话中“命运”降临给马有铁的“试炼”——试他作为丈夫能在多大程度上接纳并尊重妻子？试他作为弟弟能甘愿被兄嫂剥削到什么地步？试他作为村里最被看轻的村民能为村里人的生计献出多少鲜血？试他作为农民能被天气无常耍弄到何等田地？试他作为一个主人对待牲口和其他活物能否“等无差别”？

有铁相对于冷漠的村民、相对于残酷的粮商，他自己就是土地，他的血像土地一样温厚，不停地供养着那些人的生命。有铁更像是母亲，他接纳一切，他是人格化了的“土地”。有铁被创作者以“佛”的标准去审视，他承受着一切，到最后，失去了一切。

相较于《阿尔卡拉斯》的Quimet，在故事的开始就被预言了将要失去土地的命运，《隐入尘烟》的有铁和贵英，并不知道将要降临的命运，他们在故事里持续接受着某种“分配”——来自更强的人或者势力的分配——有人精于算计、有人财大气粗、有人则拿血缘伦常说事儿，有的人结合了算计、土地和村中舆论……甚至家里有台电视机的人都能随意安排有铁和贵英的去留。有铁和贵英，在承受着一切的同时，默认着一切“分配”，并且习惯于给自己找到接受分配的理由。

马有铁和贵英只有脚下的土、血管里的血，和，他们彼此。贵英的死，抽去了有铁合理化现状的前提，他只能喝了那瓶农药——这根本不是抵抗，而是抹去自己的存在。有铁本是尘土，仍归于尘土。有铁死后，老板的儿子再次开车来找，本打算继续吸他的血；有铁的哥哥则顺理成章牵走了有铁养肥的牲口，有铁存在或是不存在，吸血的人都照常吸血。

同为农夫，Quimet在抵抗命运的极点，体现为把自己的意志暴虐地施加在子女身上，他有他自己的家。而有铁连生养子女的可能性都被抽去，他和贵英养的小鸡尽管没有自由意志，却照亮了他们的土坯房，他们仅有的温暖和光亮来自于卑微的生命体以及卑微的人之间依偎出来的热度。

有铁的故事，呈现为一种残酷的“减法”——每当他得到微弱的光亮和温暖，都会被抽走。从孑然一身，到最终归于尘土，有铁的“命运”简单得残酷。

有铁的行为，是单向的给予，他耕作、照料、收割、盖房，他的行为都指向农人的“本分”，更多地表现为象征行为，而不是社会行为。观者根本无从获知马有铁的态度，甚至连他的好恶也无迹可寻。故事里，他只是在尽“本分”：耕种劳作、照顾妻子、救养活物……观者不知道他对兄嫂的情感、也不知道他献血时的感受，也没办法辨析他面对哥哥侵占以他名义申请的福利房时究竟是何态度？因为马有铁只能执行作者赋予他的任务，而压根儿就没以自己的意志活在故事里。以作者对马有铁的尊重和偏爱，这一角色绝非不配有意志，而是丧失了拥有态度、好恶、感受的前提。

有铁的戏剧性来自于整个社会施加给他的“命运”，一种约定俗成的“向来如此”的剥削，他被不停地“夺走”，他没能留下任何痕迹。Quimet活在自己所处的果园、节日庆典、果商仓库和市镇街头，他的猎枪、拖拉机、桃树、甚至大麻烟都是他活在自己社会里的证据。Quimet与妻子、妹妹、妹夫、儿子、父亲、女儿、短工之间发生过的——经济的、家庭的、社会的关系总和，指向了Quimet这一角色的血肉和呼吸——他是活在“真实”之中的农夫，他对抗资本的预言，成了悲剧英雄。而有铁，被抽空了一切，没有任何活过的确证，他的故事已经抽象到只剩符号，他的言行和遭遇，他的悲情，已经成为寓言。

Quimet的悲剧性，在片尾全家目睹推土机来临的一刻就已产生。这份悲剧性源于真正的生活，来自于无力的扔水果抗议行动、来自于家庭成员间理直气壮的相互指责、来自于老年果农们在俱乐部交换的卖地消息……这种社会的复杂性，本身就是农人们无力抵抗资本的真状，而这真状，始终碾压着Quimet的执着。那一刻，直面推土机，他的茫然就是悲剧性本身。

马有铁，他从来不知道命运的必然，他受“向来如此的本分”所驱动，他献血、他劳作、他盖房、他娶妻……马有铁信奉着被施加了的“本分”，他甘愿被榨空，他的“徒劳”成为“淳朴”，化作“本分”的脓水，溶解到旧有的本分中，合而为一。在影片的封闭情境中，创作者始终呵护着马有铁，让他维持着观者的全部同情，而他的归于尘土，只是一种悲情态度。更富有意味的是，影片结尾的“字幕”则抹杀了马有铁的悲情，甚至连这种姿态都不准拥有。

至此，当强加的解释字幕出现时，在寓言式的影片之外，方才有了真正的悲剧性。

本片获得七十二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国内观众喜欢将此片与《隐入尘烟》相比较，的确，两片有一定的共同之处，都是讲土地和农民的故事。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依附着这片土地，在这片土地上生衍繁息，但失去土地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将被彻底改变。还有一点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的摄影技巧都是有一种自然的风格，选用的演员大多也是本色演员，没有过多的演技，但是能够自然流畅地表达他们内心的思想。 然而，两片也有主题思想上极大的不同。此片把主题落在农民与土地主之间的抗争，虽然时代的浪潮不可避免地推动着这片土地上的改变，习惯于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人们，不愿就此放弃，而表现出强烈的抗争心态。《隐入尘烟》更多的是表现着主人公的逆来顺受，强烈的忍耐力和吃苦耐劳。在艰苦的客观条件下，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没有立足于对环境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