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阜阳六百里

1.

故事发生在上海。主人公曹俐不顾家人反对，认识了小混混，怀孕后即被抛弃，父亲得知后愤怒绝望，把她赶出家门。曹俐先是到了深圳做服装生意，却被朋友欺骗，血本无归。无奈只能到上海投奔狗哥，寄宿在旧好友谢琴家。狗哥有个哑巴兄弟叫九儿，为了攒齐弟弟的5000块钱学费，他在垃圾场中找到了一辆废弃的中巴车，并和狗哥商量把它修好开长途挣钱。狗哥让曹俐张罗客源，并按乘客人数提成。春节临近，眼看着进城务工的人们提着大大小小行李回家，父母早已双亡的曹俐却感到一阵孤独，她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整个影片充满着世间苍凉和悲悯，源于贫穷带来让人窒息的痛楚。农民工远离了田园农庄篷屋陋舍，来到灯红酒绿的都市，就是因为这里充满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薪金水平。无论是为了与外出务工的家人相聚，或是见世面长见识，再或是改善下一代的生活，离开了钱，一切梦想化为泡影。钱成为了最重要的生活资料。

曹俐从深圳来到上海，是被人骗了钱；与谢琴差点反目，是因为怀疑被偷了钱；九儿放弃在街头散传单，是因为赚不到钱；找到废弃客车后兴奋得手舞足蹈，是因为觉得可以挣钱；狗哥在出租车肆无忌惮地打骂九儿，是想让他付钱；找来屠夫假扮警察把车开走，是为了省下修车的钱；无证运营的客车能拉到顾客，是因为能让他们少花钱；一个大姐听说没票立刻反悔，是怕被骗钱；谢琴和上海人闪婚，因为两人都想从对方那里捞钱；她当场发飙拒绝签字，是怕亏钱。人们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金钱牢牢绑缚动弹不得。大家因钱而聚，因钱而散，因钱而争，因钱而乱。

即使是最普通的百姓，如果没有寄人篱下、工作碰壁的经历，也难以感受金钱对于底层打工仔的极端重要性。钱是谋求幸福的最关键筹码，没有了钱，他们仅有的微不足道的生存空间也将失去。向往财富，渴望金钱并不可怕，因为这也许就是从一贫如洗通往幸福快乐的起点，可怕的是，这个一厢情愿的起点，却经常变成从不惜福到不知足的自我折磨，从看不穿到绕不出的恶性循环。

2.

跨江大桥对面就是这座城市最繁华的陆家嘴金融区，东方明珠高耸入云，车来车往奔流不息，无限繁忙的城市透露出无限活力和生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故事的主角们对这些景象早已熟视无睹，目不斜视自顾自地匆匆穿行，眼中全然没有对繁华世界的眷恋向往，只有紧张劳碌的疲惫和自我封闭的麻木。我们不知道他们爱好什么，欣赏什么，追究什么。除了挣钱，也许他们自己也找不到生命还有其他的意义。或许初出茅庐时，他们还怀揣着些许梦想，会由着性子和喜好挑挑拣拣，会趁着新鲜劲儿找点乐子聊点愿望。但不断碰壁、失败、再碰壁、再失败，几番回合磨平了棱角，从此忘了爱好，戒了梦想，只能填空，不懂选择。因为只有学会迁就和顺从，感受到的痛才会小一点。

迁就和顺从本身并非不幸的，但如果忘了自己喜欢什么、追求什么就极为可怕。麻木不仁的思维惯性和淡漠如水的生活方式，会让他们迅速落后于飞速进步的时代，即便有一天物质条件得以改善，精神世界的空虚只会徒增迷茫和孤独。

说到底，挣钱无非是想让自己拥有更多的自由。

自由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源于内心的豁达、开阔的眼界和对生活的热爱。这些看不见的特质，像根植内心的种子，看似微小却充满生机，一旦遇到了合适的条件，便会发芽、抽枝、开花、结出自由幸福的种子。

这三个特质中，“对生活的热爱”是前两者的基础。对于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似简实难。为了能活下来，他们默默承受着压力、风险、劳碌、疲乏，甚至用健康来交换，实在谈不上怎样生活、去爱生活。

可这样是不是就注定无解？秦海璐主演的另一部电影《钢的琴》诠释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同样是活在社会底层的下岗工人陈桂林，始终怀揣着给女儿制作一架钢琴的梦想，他自己琢磨钢琴结构，收集必备材料，亲自设计制作，最终梦想成真。同样经济上捉襟见肘的淑娴，却能时常把三两好友请到家中共享美味烤肉，一桌人的温情友情和豁达安逸融化在噼吧作响的烤肉声和清脆明快的碰杯声中，散发出浓烈的生活滋味。

管他生活是生的、熟的、苦的、甜的，时常有意无意找点“小确幸”，给平淡生活撒上一把香料，不仅是生存所必需，也是生活之诀窍。

我并不倡导置现实于不顾，一味追求诗和远方。那种架空情调无助于解决任何现实问题。但无论是谁都有追求快乐、享受快乐并被快乐所激励的权利。无论从事怎样的职业，只有向内觉察到自己所爱所思所盼，并为之追求时，生活热情和事业激情才能被激发释放，人们最心底的力量才会被唤醒。

参观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时，除了司空见惯的枪炮、劳具、课本等文物，我意外看到陈庚夫人傅涯留下的一个化妆盒。开始我很难理解在兵荒马乱、缺衣少食、甚至连生命都难以维持的战争年代，有没有必要如此重视外在美，但有了一定阅历以后我越来越感到，也许正是这种对美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让遥不可及的革命理想变得切近真实，从而点燃了那一代青年不懈奋斗的热情。

3.

更为可怕的是，贫穷会使人的眼界随之变得狭窄闭塞。

电影里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片段。九儿把弟弟的录取通知书拿给狗哥看，狗哥扫了一眼，用非常自信的口气说道：“这六儿真不错啊，还真给考上了。不过这最重要的是代表他有那个水平，至于上不上大学，无所谓。”

影院里传来一阵笑声，源于忽悠中透露着无奈的幽默感。5000元学费对于当今社会来说已经不算什么，可对请客吃饭还要盘算着尽量素多荤少、为了打车钱而大打出手的这哥俩，确实是一笔沉重的负担。这笔钱到底是拿来读书作教育投资，还是“踏踏实实”地用它来打理生活，这不仅仅是对眼前和长远的取舍，更是对眼界和思路的考量。一方面，他们因为没有机会接受较好的教育、没有机会谋求更好的工作机会而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他们极端贫困又不了解教育的重要性，从而无法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哪怕能轻微改善现实处境的投资。他们死死地落入“贫困、苟且、再贫困”的恶性循环。

如果说当今社会教育投资变现能力有限而干扰了当事人的判断，那么另一件真实的故事可能会让人更加深刻感受到他们的无助和悲凉。国外一家餐馆，雇佣的女服务员时薪只有6-7美元，可她们却没有选择租房，而住在成本更加昂贵的胶囊旅馆里。别人问其原因，她们却解释道：“你以为我不想租房么？你倒是说说看，我去哪里找到押一付一，甚至押三付一的保证金？”

物质基础极为匮乏，致使他们解决当下问题后，没有任何投资未来的资本。当他们习惯于用未来的发展换取眼前的生存，便会渐渐忽略对贫困根源的思考。

谢琴谈了个上海男朋友，试图成为新上海人过上好日子，可终究被算计，甚至屋内的手机也被偷走。

谢琴努力挣钱，为了孩子能有个好未来，但因为与孩子交心沟通得太少，孩子误入歧途成了小三，毁了自己，也毁了母亲继续奋斗的勇气。

九儿努力挣钱，想出了开长途汽车的赚钱的招，却离阜阳20公里的地方被查罚，还因反抗而被拘留，不知他的亲人在接受恩惠后是否会因此蒙羞。

“一步行来错，回头已百年”，只管低头看路，从不仰望天空，失去的是所有可能改变命运的机遇，收获的是可能永远无法挽回的悔恨。

4.

影片的最后，曹俐没有跟着老乡坐车回家，而是独自一人回到了2平米的小屋，当她打开天窗，让冬日的暖阳照进来，让街头的喧嚣传进来时，我感到一种久违的宁静与恬适。无家可归不如不归，与其在节日的嘈杂中颠沛流离继续迷失自我，不如坐下来沉淀心绪用心感受思考，这样也许会找到让心灵栖息的地方。

电影海报对这部电影的注解是：“人生为了回家，终究离开家”，我倒是觉得英文说的更明确一些：“The moment of leaving was only the starting point of returning”，翻译成“离家是回家的起点”。
 
古往今来，中国人内心更是认同这么一点，有多少人远赴他乡就是为了金榜题名时荣归故里衣锦还乡。从这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很功利，更愿意为了那荣华富贵忍受思念的痛苦，去成就所谓的功名。当然这些与此片无关，所以我倒是觉得影片海报的这个注解有些多余了，虽然说的是个事实。
 
影片主要讲述了四个人，因与混混交往怀孕与父亲断绝父女关系后在深圳做生意失败的曹莉，嫁到浦东的以为能成为新上海人的谢琴，玩世不恭的狗儿，哑巴九儿，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标签是在沪务工阜阳人。
 
九儿的弟弟考上大学，靠街上发传单生活的他自然无法负担，他寄希望于狗儿帮忙，只不过狗儿可不是活雷锋。对于哑巴而言上帝关了一扇窗户给他，又给他打开了另一扇窗户，他的眼睛善于发现。他们竟然把一辆废旧公交车从废旧车场弄了出来让人去维修。这时候脑子活泛的狗儿自然有了想法，过年回家捎一车回阜阳的老乡那岂不是赚了。于是找做过生意的曹莉帮忙做卖票工作，虽然没有票，虽然宣称是豪华大巴。主题是过年回家，和《人在囧途》一样，只不过这个片子只是在出发前，而不在途中。虽然说衣锦还乡很好，但更多的人只是外出谋生，对他们而言，离开也是回家的起点，挣完钱总是要回家的。有这么一辆回家的车，当然再好不过了，车票销售工作进展顺利。狗儿希望曹莉过年也能回家，于是讲曹莉的父亲，每到过年时守在村口，从早到晚，为的是怕女儿回来不认路。那是曹莉的眼泪如线一般涌出，没有哭声。谢琴本来也不会回家的，可是一方面过世丈夫一家为了分拆迁补偿款和她闹，情人竟然偷走了曹莉的手机和钱，女儿成为别人的情妇，三重打击之下，谢琴没有哭，拼命的蹬着自行车回家，呆呆的坐在床上，等曹莉回来告诉她让给她留一个座，她也要回家。阿姨们大包小包的翘首企盼，虽然不是豪华大巴但也总算是一辆回家的车，慢慢悠悠的驶出上海。曹莉目送那辆回家的车远去，回到租住的家，手里拿着买票得来的提成和一位老乡送给她的绳子，打开窗户，透透空气，影片戛然而止。
 
短短的九十分钟实在不过瘾。这里面有曹莉对孩子的思念，对父亲的理解还有对家乡的怕；有狗儿的市侩，九儿的憨直；还有谢琴大姐的苦命，丈夫早逝，为了拉扯女儿成人做多份小时工，换来的并不是好结果，情人不道德，受到丈夫家人的欺负，以及自己孩子的堕落。还有不太记得孩子长相的小保姆，也有捎骨灰回家的大嫂，家，故乡永远在他们心中留有重要地位。那个送给曹莉的绳子，看过某网友的评论之后想到，回家就解脱了，而没有回家的曹莉仍然有绳索的束缚。
 
片中小幽默不断，很自然的小市民的幽默，有点张大民的感觉。就不剧透了，还是有机会看看吧。
 
不拔高这部电影，但确实是值得看的一部电影，如果你能为《山楂树之恋》这种粗制滥造的片子走进影院看，那这部片子就更值得了且超值了，金马奖的最佳编剧这个奖项不是乱评的。这是我去影院看电影以来第一次所有观众看完所有字幕才退场的，而且可以看到这部片子有多少都是群众演员的本色演出。
 
百老汇电影中心虽然交通有点不便利，但是室外室内环境俱佳，如果有机会，还会去看一些小众电影，如《碧罗雪山》，不过近期不会有这个计划了，一个人看电影总归有些不像样子，要等着带媳妇一起去看。

离开家是回家的起点，最近的一次回家和离家更能让我理解这句话。我想家，想家里的一切！

       本来以为是一部讲心灵回归的电影，后来听秦海璐的访谈，才知道导演关注到了一堆上海阿姨回家的故事，于是要拍成电影，而究竟怎么拍，“家”在哪儿，他自己却也没搞清楚，于是剧本就有了由一人回家到众人回家的颠覆。
    有观众问海璐，女主角最后为什么没有回家？她以后的前途在哪里？海璐和电影的制片都说：现实没有给我们答案，所以没有答案。
    怎么会没有答案呢？
    就像电影宣传所写的，离家是为了回家。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们从那个“一”出来，从家出来，踏入了“非一”的“现实”中，于是忘记了初心，产生了我执，迷失了自己，才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些把生活重心放在生存、放在子女的阿姨们最终充满喜悦地踏上了回家之路。人真的只有走完了一生才发现真正让自己喜悦的是家么？不是的，他们的队伍中也有年轻的女孩儿，尽管那只是少数。
    
    家是什么？是彼岸，是归宿，是平和喜悦的。曹俐的爸爸在时，她就真的有家么？谢琴的女儿在时，她就真的有家么？谢琴一直在受苦，在挣扎，打着爱女儿的名义，最终当她发现自己所有的“牺牲”根本一文不值时，她选择了回家，回归了自己，这才把她的迷失破掉，把自己的力量拿了回来。
　 狗哥在这部电影里就像一个哲人。他说：“阜阳离上海只有六百里，再不回家就说不过去了。”然而，就这短短六百里，变成了多少人与家之间无法逾越的距离？“我执心”像那条绳子束缚住了多少人？我们的身体四处漂泊时，灵魂何在？ 他问曹俐：“挣这么多钱给谁花？”是啊，曹俐没有被家拴住，去深圳，去上海，然而，她选择的是“自己内心的保留地”还是选择的逃避，只要看她数过大笔钞票之后她是喜悦的还是迷茫的就知道了。挣了那么多钱，为谁呢？看着众乡亲回家，为何自己的心还在六百里之外？

    曹俐最终没有乘上回阜阳的列车，她扔掉了绳子，扔掉的并不是“家”的牵绊，而是扔掉了“我执”。

    她最终是要回家的。影片最后，曹俐推开窗子，当她愿意敞开，愿意让“光”洒进来，愿意面对和承认家时，她便和家在一起了。而真正的家，不是某个人，某个房子，或是某个坟头，而是回归自己的心。

托电影节的福，看了这部《到阜阳六百里》，我想这一定是自己近年在影院看到最好的电影。如果要打分，我打满分。我知道题材怎样与影片的好坏是没有关系的，但如果你见到有人如此真诚地描述着一个真实的世界，你也很难不被打动。

故事发生在上海，一个依靠出卖信仰得生存的魔都。狗哥在此地锤炼多年，修得一身的痞气常能助他蒙混过关；谢琴的女儿试着卖力气讨生活，但最终也找到捷径；最可悲的是谢琴老阿姨，让女儿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本是她仅存的信仰，为此她可以忍受各种艰辛和屈辱，而现实无比残酷，当她发现自己以命相维持的东西已经消失的时候，信仰瞬间崩塌。

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这部电影是积极的，因为至少证明有人还在关注这部分群体。必须承认在对待外地打工者的问题上，上海人正表现出一种无知，以为假如他们不来，那双方的生活环境都会好很多。更可悲的是这种毫无理智的声音控制着发言权，隔离了基本的尊重，更不谈尝试性的关注或思考。而这一切竟被一个台湾人看在眼里。

台湾导演向大家介绍，整个电影源自一幅令他印象深刻的画面。他把它放在最后一个镜头里。一辆破旧不堪的老式公交车，满载着等待重整旗鼓或就此偃旗息鼓的斗士，在城市繁忙的车流里，往六百里外那个叫做家的地方艰难前行。至于片尾的字幕，相信大家都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反正不用去看，每个人都能为它写上自己心里的结尾，这并不难。

坐在回家的公交车上，看到移动电视在放一个叫做《上海协奏曲》的MV，郎朗在琴键上忘情地挥洒，画面中不时能看到机场，磁悬浮，外滩陆家嘴，F1，还有光鲜的白领和欢乐的小学生，而我脑海中所浮现的却从未出现，恍然两座城市。或者说，这些已经是协奏曲的全部音符，而那些，则如同台下的交头接耳、咳嗽声以及手机铃响一般，属于杂音。

文/白惠元

（原载《读电影之新艺术电影》，2014）

 “人生为了回家，终究离开家。”

电影海报上的这句话尤其显眼。乍一听，似乎合理；可细细琢磨，总觉得哪里不对劲。顺序或许该倒转吧？——“离开家，终究是为了回家”，这样才对，人之常情么。然而，《到阜阳六百里》却从这一处“反常”展开，呈现了透视社会的力度，它聚焦于“情”，却洞察到“情”之悖谬：老乡不太可靠，家也不必回，即使是春节。

没有新鲜的故事，只有新鲜的嘴唇。一年一度的“春运”，全球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已是不断显影的“中国特色”现象。看看我们的大屏幕吧，有《人在囧途》（2010）这样“公路+喜剧”的类型片，也有《归途列车》（2009）式的社会纪录，当然，在那些拥挤的列车图景背后，始终有毋庸置疑的重要前提——过年必须回家，拼死拼活地回，玩儿命地回。在一片喧闹中，《阜阳》的气质格外淡定，仿佛将一盆冷水浇到满地堆积的行李上。它告诉我们：无家可归时，不如不归。

全片第一个镜头是曹俐（秦海璐 饰）疲倦地坐在空空的大巴上，昏昏欲睡。谢琴阿姨（唐群 饰）骑自行车来接她，两人吃力地将行李拖入弄堂深处。两个异乡客，同住一间房，故事由此展开。曹俐在KTV打工，上夜班；谢琴做家政，上白班。于是，二人形成了微妙的时差，用齐秦的话说，即“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当我起床时你正入眠。”这里没有相依为命的温情，相反，导演设置了重重界碑。在阴冷潮湿逼仄的小房间内，两位老乡仍要划疆而治，互不惊扰，笔触着实冷静。谢琴与男人偷欢时，曹俐虽然不屑，却要抑制心底的汹涌，理性回避之；曹俐枕边儿的钱丢了，谢琴虽有千万种方法证明清白，却黯然自掏腰包，把钱补上。是膈膜？或是妒恨？乡情如此被切断——最近的距离，最远的心跳，她们都是孤独者。

狗哥是同在KTV打工的阜阳人。年关将至，他与哑巴翻修了一辆废弃公交车，想通过客运赚点儿礼钱，于是请曹俐帮忙联系人，潜在客户锁定在阜阳保姆群。有钱可赚，曹俐何乐不为？然而，这个事件从头到尾都是“非法”的：大巴是报废的，有安全隐患；司机是业余的，有没有驾照都不一定；修理汽车时没钱交费，于是找了个形象彪悍的同伙儿冒充警察，这才把修理工唬住；收钱也没个票据，只是记下了长长的名单。如此一条回家路，充斥着太多不靠谱因素，甚至有些荒诞，然而，大巴却开动了，保姆们都上车了，曹俐也赚到钱了。这荒唐的“互利共赢”究竟为什么会实现呢？

很简单，因为这是春节。毕竟，异乡是没有春节的。

在这个“回家”的故事中，曹俐一直试图置身事外，却无法做到。狗哥讲起村口树下等待自己的父亲，把流浪的女儿讲到落泪。一遍遍地，曹俐被大家质朴的乡情打动，正当观众以为她终将踏上归途时，她却对大巴招了招手，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与此形成对比的，却是谢琴的故事。她为女儿的上海户口而匆匆改嫁，不料丧夫，因而拿到了救助金。每天辛辛苦苦的劳动，不过是希望自己和女儿能在上海生根落脚。然而，当她发现女儿被富人包养，并且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那么，谢琴留下来的理由也就不复存在。同样荒唐地，她决定挤上曹俐的大巴车：“算我一个，回家。”

细细品味这两条线，我们会发现曹谢二人围绕着“家”形成了有趣的对话关系。归，还是不归，这个决定极其艰难。曹俐的父亲已经去世，人不在了，那家还是“家”吗？离开阜阳这么多年，她的穿衣打扮、语言口音、思维方式等等，可谓从上到下各个细节都已被城市塑造。果真回去了，还能够再次融入吗？谢琴的女儿青春貌美，又有男人愿意为她花钱，她在城市里过得很滋润，此时此刻，倒是母亲的价值观显得保守。谢琴步步为营地自我改造，吊桥上有她的自行车辙，灶台旁有她的指印，她在这城市穿行，留下了太多，可思想上却仍是自食其力的逻辑。漫长岁月，她终于发现自己与故乡的精神联系，这种顿悟是痛苦的，正如她在大巴上啃馒头时夺眶而下的泪水。

《到阜阳六百里》的乡愁是相当深刻的，它形成冷静节制的影片气质。正如金马奖评委会对该片斩获“最佳原著剧本”奖时的评语：“以生活化的内容写尽大城市里异乡客的孤独寂寞，观察入微，体贴细腻。”我想，这或许是受到了本片监制侯孝贤导演的《童年往事》的影响，二者共享着同一种诉求——与时代对话。曹俐的乡愁是错位的，被消解的，甚至从不存在，事实上，她也愁，愁自己没钱，最后，她是在用老乡们的乡愁赚钱，并且赚得心安理得，毫不愧疚。本片最残酷也最精准之处，便是将“愁”与“乡”分割开来。当然，这种现状是与大规模打工潮本身息息相关的。打工者很容易涌入城市，可是户口问题不能解决，子女上学问题不能解决，于是衣食住行都受到限制，他们只能徘徊于城乡之间，占据一个暧昧的位置。如此下去，正是打工者群体两边不靠、被迫悬浮的结局。

一位阜阳阿姨找曹俐买票，曹俐把她的名字记下来，便收了钱。阿姨想要票据，曹俐说，这就是花钱买个座儿，都是老乡怕什么。阿姨觉得不妥，坚持退了钱。农村社会讲究“人情”，村里人彼此熟识，只要沾了“老乡”的名头，就相当于有了人格担保；城市则重视“契约”，没有票据就可能是坑蒙拐骗，即使是老乡也不可轻信。曹俐虽是为狗哥联络老乡，却也深知没有票据的荒谬之处，于是才有了她面对质疑时的惊慌失措语无伦次。可见，这个群体早就深陷于现代契约社会的文化伦理之中，她们根本无法归去，这也是问题的核心所在。《阜阳》能够深刻地书写乡愁，甚至超越乡愁，以至“反乡愁”，得益于其摄影机对特定社群的困境揭示：不是不能回，而是不想回。她们真正想买的“座儿”，也许并不在春运列车上，而是在城乡之间，在户口簿里。

说到底，艺术电影的主题就是展现人类困境，这也是现代主义的重要遗产，他们必须追问：是什么令我们如此卑微？又是什么令“常情”扭曲错格？在这个意义上，谢琴反复擦拭的鸟笼成为极好的象喻。她的眼神空洞却又淡定，阳光射入笼内，在缝隙间投入阴影。谢琴仿佛在阴影中看见了自己，这就是谢琴们所处的“位置”——尴尬的灰色地带。鸟笼是如此一个禁闭的空间，笼内笼外似乎视线相通，却又泾渭分明，每当这只鸟想要飞出去时，便总会卡在栏杆的缝隙处动弹不得。如此的困境传达，又与王家卫的《东邪西毒》实现了精神对接。

与“鸟笼”意象的空间特征相应，《到阜阳六百里》展现了有特色的镜头语言，因而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导演邓勇星将镜头始终锁定在破旧狭小的里弄空间内，天花板、天窗、地板的存在，鲜明地制造着边框对人物的挤压感，而安静的摄影机则旁观着这一切，仿佛“上帝之眼”，有明确的纪录式现实主义诉求。同时，影片中两次出现的遮挡镜头也值得关注。一次发生在谢琴去美发店给女儿送毛衣，镜头由美发店内部打向门口，女儿的身影留在画面上，而谢琴则被建筑物遮挡。相似地，另一次发生在曹俐说服一位阜阳大姐买票时，街道上的站牌把曹俐的身影挡住。两次遮挡似乎在告诉我们：这些在城市空间中穿梭的异乡客终究会归于“无名”，她们终究会消弥于日新月异的水泥丛林，因为她们的名字飘泊无依，无所附著，她们无法被整合进历史叙述之中，成为冗余。恰恰是在这个角度上，《阜阳》展现了其难能可贵的价值，它聚焦这个挣扎在历史缝隙处的社群，并给予她们发声的机会，这才是直面现实的“纪录精神”。

有趣的是，这部电影本来的创作初衷正是拍成一部纪录片。邓勇星坦言：“我其实在上海工作六年多了。2008年，我看到报纸上有个报道，讲一群安徽阿姨要回家过年，但买不到票，就自己拼了一台旧车，凑够人数后开回了安徽。这件事情很小，但给我印象很深。大家都经历过春运，可以想像那样一群人，为了回家而绞尽脑汁的样子。她们离开的背影，在我脑子里久久丢不掉。就决定从这个背影出发，先拍个纪录片，记录这些阿姨平时在上海的生活。她们中有些人其实就在我们身边，有一个阿姨就在我们公司里服务，我们天天和她相处，一直追着她和她的同乡人拍摄。”事实上，本片的诸多演员均是非职业的，她们就是普普通通的阜阳保姆。“当我们接触阿姨的时候，发现生命本身都值得我们很平等地去看待，不需要在影像或结构上面去制造这样的对比。好像是说，他们是属于这样的人，有一种这样的生活；我们是那样的人，有一种那样的生活。”在“平等”的主旨之下，导演没有选取陆家嘴一带的高楼大厦，也没有刻意制造高低对比，而是十分平静地停留在弄堂深处，并且较多使用长焦镜头，避免打扰到非职业演员的表演状态。“如果以阿姨的生活为主，我们就以同一个水平，同一个视线去看待。”

吕新雨曾说：“在中国，纪录精神是一种底层精神。”面对现今的经济链条，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阜阳与上海之间的六百里路，那不再是“逃离魔都，重返桃花源”的浪漫旅行，而是尚无解决之道的“鸟笼”式困境。作为京九铁路沿线的地级市，安徽阜阳因劳动力输出而闻名，阜阳保姆更是“闻名中的闻名”，而城市化的神秘之处正在于它是一种流动性建构——昔日火车站边懵懂不觉的少女“香雪”（铁凝《哦，香雪》），也许正是今日都市中孜孜不倦的“曹俐”，这种变化是由外及内的，是全方位的，因此，它的呈现方式也就更为复杂。

曹俐入住里弄的翌日清晨，《阜阳》以谢琴阿姨为线索，展现了一连串阜阳保姆清晨工作的镜头。这组蒙太奇洗去了压抑苦闷的老调子，转为明亮宁静的风格，她们的肢体动作娴熟有序得就像本地人，令人回味。在当下语境内，这“都会的早晨”不再是30年代左翼电影中的血泪斑斑，阜阳保姆们的“囚笼”也不再简单地指向“阶级”与“剥削”。事实上，底层的表情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些悲情正在渐渐洗去，更多的则是源于无处为家的茫然。既然如此，安于笼内也就成了自愿选择。曹俐背井离乡多年，她与原来的邻居街坊们早已变得陌生，况且，老父亲不在了，家也不在了，那么，离上海六百里的“阜阳”是否也该随着记忆一同被洗刷呢？阜阳还是她的家吗？曹俐终究没有登上归途巴士，而是拿着狗哥的分红，回到了那个阴暗拥挤狭窄的房间。打开窗户透透气吧？对于那个咫尺天涯的“阜阳”，除了继续遗忘，别无他法。她的穿着打扮、兴趣爱好、生活习惯都已经属于城市，身为异乡客却并不怎么思乡，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漂泊者：无根，也无方向。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我的心呀，你孤独的笼中鸟》中写道：“你被关在狭窄的铁笼中／在那里，你安静一些吧／且莫妄图冲出铁笼／那样你会伤害你自己／鲜血将会流尽／或者你把自己撕碎吧／你会落下致命的创伤。”对于一只习惯了“笼子”的囚鸟来说，它的飞行是否还有意义？是冲出铁笼，还是把自己撕碎？也许二者的代价都太过沉重。

正如本片英文名Return Ticket所指示的：To return, or not to return, that is a question.

独立电影有四个最显著的特点得到了很多电影人的推崇，突破现有的模式化，不以票房为最终目的，表达个性思想，具有独特的美学特点，而这几个特点正是时下电影中最缺乏的元素。说独立电影和商业电影背道而驰一点也不为过，恰恰是这种背道而驰让全世界的独立电影都面临生存的问题，就连欧美等电影工业强国也不例外。在整个华语电影圈内，港台的独立电影环境比较好，而大陆的独立电影面临着很多阻碍，资金，创作以及宣发等等一直困扰着中国电影独立人。虽然有一些独立电影的公司在不断的挖掘人才，但是，就目前的整个电影体系来看，独立电影想要得到观众的认可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说起中国独立电影很多人就喜欢和现实主义联系起来，在最近几年的独立电影中，不难看出这种传统的延续。可以说从《孤儿救祖记》开始，就已经建立起了一种中国式的现实主义，而且这一风格影响了后来很多导演，从第一代到现代的第六代，再到很多名不见经传的独立电影导演都受到了这样的影响。第五代导演奠定了中国商业电影的基础，而第六代似乎一直在追求一种反璞归真的创作模式。张元，娄烨，王小帅，贾樟柯等等导演，在早期的作品凭借着自己对艺术和生活的双重直觉，疏远了主流意识形态，摒弃了市场的需求，以一种更加民间和真实的姿态进行创作。然而，随着导演的成长，很多导演体验到了商业电影带来的丰厚利润，在独立电影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当第六代导演抵挡不住商业诱惑的时候，有一部倔强而又自甘寂寞的电影人开始默默的灌溉自己的电影人生。邓勇星的《到阜阳六百里》是最典型的例子，作为独立电影，这部电影必然是上乘之作，由于没有充满视觉张力的镜头以及精彩刺激的情节，这部电影在商业市场的失败是必然的结局。但是，这部电影的出现，让很多影迷看见了中国独立电影的希望和未来。

张元：张元对于影迷来说已经不陌生了，可以说是张元开启了中国独立电影的先河，他的作品中的人物总是游走在社会的边缘，弱智，单亲，同性恋等等，这些充满禁忌的人物以及和主流格格不入的设定注定了张元的寂寞和无望。即便是他得到了影迷的认可，但是未必能够得到市场的认可。

邓勇星：邓勇星是台湾资深的广告导演，他的电影虽然不多，但是人情味十足，而且这和他的创作理念分不开。邓勇星不管是拍摄广告还是拍摄电影总是把人情放在第一位。可以说，邓勇星的电影是完完全全的人本主义电影。在《到阜阳六百里》这部电影中，形形色色的人构成了电影的主体，不同的人构成了社会的缩影，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和宿命感。

章明：章明同样属于第六代导演，但是他的知名度明显没有贾樟柯，娄烨，王小帅等人高，在导演的十二部电影中，除了《巫山云雨》之外，其他的片子对观众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章明的电影关注的是城市的边缘化，而且电影充满了浓浓的诗意。

刘浩：关于电影，刘浩有一句话我一直非常欣赏，“如果这是我的电影生涯经过的一个驿站，那么，我就在等待中捕捉风情。”刘浩之所以有这样的感慨，是因为他的电影从未进入过电影院和观众进行最直接的交流。正是由于被市场和观众以往，才让刘浩具有了一种“流浪者”的气质。

范立欣：范立欣的电影很想贾樟柯早期的电影，他关注的社会变革中出现的社会政治问题，尤其是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对比。他的电影大多数关于人物命运的记录，通过个人命运来反衬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范立欣的《归途列车》让他在国外获得了很高的褒奖，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范立欣是继李安之后第二位闯入美国导演工会奖评选的华人导演。

从《到阜阳六百里》这部电影中说到这几位独立电影导演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相似性以及一种无可奈何的孤独情绪。他们的电影可以说很少能够在电影院中和观众进行亲切的会晤，但是自身却蕴含着强大的力量和生命力。不仅是独立电影，还有很多地下电影也面临这样的困境，而这种状态不仅仅是中国才出现的状态，可以说，全世界范围内的独立电影都存在或者曾经存在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