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西里

仅从题材上来说，《可可西里》的命题无疑是悲壮与形而上的，它包含了生命、信仰、生存境况、人文关怀以及环境和谐诸多当代语境下时髦的哲学词组。在这一点上，导演陆川再次表现出了在他头一部电影《寻枪》里就表现出来的乖巧以及对主题遴选的敏感。导演陆川显然是一个聪明人，他很懂得在这个无论是下里巴人还是阳春白雪都早已无法打动观众情感的时代，以都市白领为主体的受众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冲击与提醒。没有什么比返回原始状态下的直接冲撞更能满足这些早已在朝九晚五的生活中习惯性麻木的人们的情感需求了。

虽然是故事片，不过全片里导演采用却是一种类纪录片的手法，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当代包装成“现实主义”风格的电影的一个标签。在这里我们暂且撇开电影表现手法的问题不谈，只从电影内容来谈谈导演的创作动机与片子背后所体现的文化图景。

也许出于更深的拓展主题的目的，在片子里导演试图不着声色引入两个对于都市人虽然陌生却兼具视觉与情感双重冲击的异域场景：天葬与流沙。遗憾的是，对于一个足够严肃并且对藏文化有一些了解的观众来说，这种努力却只能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在这里有必要来普及一下这两个中国西部地区地理与文化场景的一些常识：天葬是藏族人对待自己死去同胞的一种宗教化的埋葬仪式，通常是用刀割开死者的皮肉，用石头敲碎骨头，将处理后的遗体置于高崖顶层以供路过的兀鹰吞食。正因为它的宗教化，所以在进行天葬的时候气氛会十分的肃重，而且天葬有着举行的特定时间与特定地点，通常会是天还未亮的凌晨时分的悬岩顶部，进行天葬时除了死者的亲友和必要的仪式主持者外，还有会一些专门负责看护秩序、防止外人参观的人员。清楚了这些，我们再来看电影里的天葬镜头，就可以发现导演有意无意犯下的错误：电影里的天葬是在正午时分一个很普通的土坡之上，一群表情麻木的人四散于遗体周围，而作为第一叙述者的“我”没有得到任务人的允许与阻拦直接就可以过去随便参观。毫无疑问所有这些纰漏都彻底抹杀了天葬所可能带给人的形式与内蕴上的冲击，使得这一切看上去更像一次纯粹对于观众猎奇心理的商业迎合。同样，作为电影里少数几个高潮段落之一的巡山队员被流沙吞没的片段，也有着一些常识上的漏洞——导演显然忽视了，在可可西里这样的寒冷的高原地带，是不可能有流沙的存在而只会有坚硬到机器都无法敲开的冻土。


着重指出这两点，并不只是因为这些情节纰漏的存在而对电影主题的削弱，更多是因为对于这样一部有着形式上裁切嫌疑的电影，这两点无疑是把握电影创作脉动的最佳出发点。如果一定要追问导演在这里的创作动机，给出的解释显然只能是因为导演想让观众看到它们，因为导演比观众更明白观众想要看到的是什么，所以即使不能发生的事情，导演也要求它必须发生——围绕主题取材之时，还有什么能比神秘的藏文化更能迎合都市观众的猎奇口味呢？而这无疑正是一切真诚和诚实的文艺创作者在进行创作时所最为忌讳的根本所在，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对艺术无法保持基本诚实、一个只从市场而不从内心自我出发的创作者会可以给观众带来一种艺术上真正的感动。失去了真诚的艺术创作，最后难免沦为一场媚俗的商业煽情。


这种来自商业意识的迎合嫌疑同样存在于电影的角色塑造之上，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塑造虽然早已经成为只存在于革命年代样板戏中的历史文物，但是以一种更为隐蔽形式的对形象的刻意美化依然是当今商业电影的恶俗特征之一，而《可可西里》中导演在人物塑造上所采取的表现手法无疑是这种特征的极佳样本，《寻枪》里曾经依靠主题的后现代而很好掩盖了的媚俗气味在这里彻底暴露。过于形而上的艺术思考常常会被人责于“媚雅”，正如过于对现实的夸大同样摆脱不了“媚俗”之疑。如果有幸看到过那部名为《平衡》的纪录片——《可可西里》一片的原始素材——我们就会责疑陆川在《可可西里》里对痛苦与苦难放大的动机所在。我们会发现《平衡》里的巡山队员原来并不是如陆川所讲的那么悲观与愤世嫉俗，在苦难面前并不会如基督救世般的坚忍。而日泰的原型，那位队长，也没有那么严肃和沉重，他会在大城市的夜市溜达，会大声骂人，面对偷猎者他更不会摆出一幅英雄就义般的圣徒姿态。艺术允许渲染，但是艺术拒绝夸大，尤其是在夸大的同时标榜自己的“现实主义”，而这种失真的夸大仅仅是因为有可能导致更多的票房收入。


诗人艾青之子艾未未对《可可西里》的质疑是直接而有力的：一个在城市出生并成长的人去发掘一个边疆的题材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怀疑的事情，更何况导演最终所裁取的题材是如此的讨巧。对电影的制作背景有足够了解的人会知道《可可西里》曾经有个两个版本的剧本，而第二个现成版本最终的结局也是由原来的大团圆的结局半途修改而来。一个连对自己所真正需要的表达都无法明了的导演是不可想象的，这往往直接导致艺术对市场的妥协，甚至于背叛。导演在电影里对苦难的贩卖正如导演本人在电影发布会上对拍摄过程艰难的祥林嫂式贩卖，我们即使不能说这种贩卖是刻意而为，至少这种商业意识已经让电影本该所包纳价值思考大打折扣。米兰昆德拉将媚俗概括为“把人类存在中基本上不能接受的一切排斥在它的视野之外”，反过来讲，把人类存在中人们乐于见到的一切奇货可居的贩卖于人们的面前以赚取眼球与钞票也许是比昆德拉嘴里的媚俗更深的恶俗。


当《可可西里》最终在各大电影节上频频凯旋，当导演带着剧组在各种媒体招待会上眼泪涟涟兜售电影拍摄的艰辛，当早已麻木了声光酒色的都市人对遥远边陲拟化出的粗犷生命追捧如潮时，这一切都验证了导演在这场富含目的性与艺术野心的预谋表演上所取得的极大成功。遗憾的是，再成功的表演也终究只是一次表演。从导演精心缝裁的这幅“西域风情”画上，我们已经可以见到一个对表象化媚俗进行超越与深化的时代的到来。

                                     2005-06-18

我曾经在餐桌上见过白面狸。但是在那顿饭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白面狸我也没见过活的白面狸。但是我对这个素未谋面的家伙有一种我在餐桌上从未有过的同情心--一种我从未对鸡腿表现过的情感。那顿饭之后我才知道白面狸是受保护动物。

我还在餐桌上旁听过一次讨论，一个号称“不吃有灵性动物”的人，和另外一个野味食家讨论猪“算不算是有灵性的动物”。“灵性”是没有办法界定的，自然谁也说服不了对方。我们究竟该用何种理由去保护我们之外的那些物种？为什么人类总是赋予那些所有有价值的动物叵测的命运？

藏羚羊没有很高的食用价值，但它的经济价值同样像诅咒一般让他们不断惨遭毒手以至于到了濒危的地步。很可能皮草的买家也并不知道这些动物本来的模样。


博物经济学这样解释为什么鲸鱼濒临灭绝而鸡却没有繁衍之忧的问题：原因是人对鸡能拥有可靠的所有权，因此不断帮助他们繁殖，而鲸鱼却不属于任何人，所以避免不了被日本人和挪威人猎杀的命运。（参见《牛奶可乐经济学》）

巡山队长日泰说，盗猎者杀的是“我的藏羚羊”。所有权的掌握，是我们保护任何物种最无可辩驳的理由。正是他对所有权的争取，让这个国家意识到了所有权的丧失，最终更大程度的让这个物种得以受到保护。

如果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物种的所有权都被分配，也许他们都不会灭绝。

正如《骇客帝国》里史密斯说的,人类确实是像病毒：贪婪的蚕食资源，疯狂的毁灭物种。我们甚至会为了掠夺资源或者物种而杀害彼此.

同时人类也像抗体：我们会为了保护自己的资源和物种而牺牲一切。

        如果说《寻枪》里的陆川还是一个仰仗姜文的力量才得以实现电影抱负并时时受到掣肘的新晋导演，那么在《可可西里》中，作为编剧兼导演的他已经完全获得了对电影创作的控制权，并使之印上了强烈的个人色彩。
        李泽厚评价《可可西里》“是中国电影美学的革命”，美国“元哲学”名家罗蒂(Rorty)称其为“十年来看过的最好的电影”，为其充满力量感的真实所震动。中国哲学家赵汀阳在《可可西里的最后一枪》里也将《可可西里》的品质归结为“真实，且有力量”。
        《可可西里》受到当代中外哲学家的热捧与其营造的独特美学意境相关。陆川将目前中国大陆电影少见的纯自然主义的“冷酷美学”贯穿《可可西里》全片始终，“表达了一种可以分析的美学观点”。（赵汀阳，2005）
        
1 .镜头语言：
   如果将电影分为分析性的电影和描述性的电影两种（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那么《可可西里》无疑是属于后者。它的反心理分析的立场如此鲜明，以致于导演将人物本身作为坚实封闭的固体，大量镜头所关注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场域，而不是人的自省或自审。
        在片头和片尾两个表现死亡的镜头里，陆川都选择让摄像机在较远的位置拍摄全景（甚至大全景）。观众看到的是，枪响，有个身影倒下，抽搐，开枪的人离开，仅此而已。在影片的几个主要叙事段落，镜头下的人始终处于弱势（或者故意被漠视）地位，相反雪山、草地、高原、甚至大面积的藏羚羊尸体占据了画面主要位置。在大面积的冷色调映衬下，人的力量被压缩、挤迫。无论是日泰带领的巡山队员淌过冰河追捕非法剥皮者，还是这些剥皮者被日泰放逐，在风雪中独自走出山地，人的活动本身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人的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因此就算是表现单个的人物刘栋陷入流沙直至被吞没这一场景，即便有全片最密集的一段特写，镜头也始终不强调面部表情，在陆川的镜头里，人物的脸并不比其他活动部位具有更高的表现价值。
        这种冷酷甚至残酷的旁观视角为《可可西里》营造出纪录片似的质感，以致于部分观众直接将《可可西里》当成了纪录片。幸运的是此种误会在《南京！南京！》中没有再上演。与《可可西里》较为单一的镜头语言和场景调度相比，《南京！南京！》中陆川对镜头语言的运用更加积极且多元。大量对人物面部尤其是眼睛的长时间特写，呈现出了导演细致入微的心理描绘。
        不幸的是，对于部分镜头“过于真实，无法接受”的类似言论却组成了对《南京！南京》最受观众认同的批评。此时观众们可能忽视了，“真实”及其带来的粗砺、雄浑、冷峻正是《可可西里》广受好评的重要原因。

2.人物：
  《可可西里》中，陆川对演员的要求是既非布莱希特式的表演，也非“方法派”的体验，而是要“成为”。因此即算《可可西里》中队员们或有口齿不清、动作不灵、神情木讷等，也丝毫不会为其演出招致“不像”的批评，事实上这正是影片所要达到的效果，一旦演员“成为”角色，所追求的就不再是“形似与神似”，而是“形是与神是”。没有人会考虑现实生活中可可西里的巡山队长是否如同多不杰饰演的日泰队长一般沉默且冷酷，在电影所营造的叙事氛围里，多不杰就是日泰，就是巡山队长，他的唯一性不容置疑，以致于直接造成了角色先在于电影的错觉。
   在《南京！南京！》拍摄过程中，陆川也经历了“角色领着电影跑“的尴尬。刘烨饰演的陆健雄起初设定为穿针引线的一个人物，导演企图将陆健雄的个人遭遇撑满全场，使之成为一条清晰且完整的叙事线。在陆健雄的戏份拍摄完几个月后，陆川逐渐感到此种安排的不合情理。“刘烨长得高，在人堆里很显眼，怎么日本兵就把他漏了？怎么相信他不是军人？之前故事还编得比较美好，真正拍摄的时候才发现太残酷了，面对历史，不敢瞎编。”（胡斐，《难以走出的南京：<南京！南京！>五主演自述》，新周刊，2009.4.15)。在陆川的心里，“灵魂附体”的神话再一次应验，作为陆健雄的刘烨必须一死。
   有趣的是，在筹拍《可可西里》时陆川就打算让刘烨出演日泰队长一角，后来因为刘烨档期原因而没能实现。现在来看，刘烨过于闪耀的银幕形象和视觉风格强烈的肢体动作是有可能危及到《可可西里》的冷静压抑，成为一道“过犹不及”的瑕疵。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无心或有意，《可可西里》与《南京！南京！》在人物设置上出现了多处暗合。如作为事件旁观者\叙述者的第三人（前者是张磊饰演的记者尕玉，后者则是日本兵角川），普罗米修斯式的男性悲剧英雄（前者是多泰饰演的队长日泰，后者则是刘烨饰演的军官陆健雄），具有不正当职业身份却选择自我牺牲的女性（前者是赵雪莹饰演的陪酒女冷雪，后者则是江一燕饰演的妓女江香君），正邪难分为保全自身而跨越人伦道德的灰色小人物（前者是被逼无奈的剥羊皮贩子，后者则是范伟饰演的唐先生）。
        当然，最明显的是两部影片以群像代替个体的选择上出现了惊人的一致性与延续性。唯一不同的是，前者的群像塑造遵循极简的美学原则，以凝炼的雕塑质感追求“物质现实的复原”（高力，《纪录本性与影像生态——关于电影<可可西里>的话题，《电影文学》2005年02期），而后者的群像则犹如油画一般厚重，以浓墨重彩追求精神风格的复原。有评论说《可可西里》的群像塑造颇受《一个和八个》的影响（林嘉维，《生命力的震撼传达——<可可西里>的主题内涵和人物造型分析》，西华大学学报，2005.12),不如说《南京！南京！》更接近“第五代”前辈们的美学风格。

3.纪实与戏剧的错位：
   具有哲学价值的主题与风格化的视听语言也无法掩盖《可可西里》在叙事动力上的不足与叙事逻辑的暧昧。陆川擅长于选择一个特殊封闭的环境营造影片特有的叙事空间（不管是之前的《寻枪》还是之后的《南京！南京！》都将人物置于无路可走的困境中），但在这个空间内部却缺乏使人物前后活动取得逻辑化连贯性的力量。全片不乏震撼人心的场景，它们或者会一幕幕犹如雕塑矗立在观众心中，却难以以某种有机的顺序流动于胶片上。 《可可西里》中的叙事动力与其说是“巡山队追捕狩猎者”这一故事的核心结构，不如说是高山上瞬息万变的气象。在原本起伏不大的情节中，几个重要的转折，如巡山队员放走抓获的剥羊皮者，队员在抓捕途中分成两路，都是由天气变化推动并完成的。正如队长日泰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但愿不要下雪”向观众暗示了“一定会下雪”，否则观众无法想象如果真的不下雪，这部电影要如何在散落的片段中继续下去。 应该看到的是，刻意引入的“第三人”（北京来的记者尕玉）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原有叙事空间内矛盾的平衡，为影片加入了某种动感，同时也减少了观众与人物的疏离。但很难看到，“第三人”除了在使事件“被看到”之外更多叙事上的合法性。从尕玉进入藏区，到成为巡山队一员，直至亲眼目睹日泰死于非命，其人物性格是否有所转变、有什么样的转变都缺乏交代。对环境的过分强调架空了人的感受，使得影片“无情可循”。
        在《南京！南京！》中，陆川对角川这一人物的塑造很好的弥补了《可可西里》叙事逻辑的模糊。但是在以陆健雄、姜淑云（高圆圆）、唐先生为代表的中国人物的命运叙述上，却更显零乱与碎裂，几个主要人物各有其代表意义，但相互之间却各成篇章缺乏关联，使得影片被批评为“历史景观片”。
        当《可可西里》收获国内外好评如潮时，有人将青年导演彭辉花费三年时间拍摄的同一题材纪录片《平衡》作为参照对象（该片在拍摄期间亲历了“野牦牛队”队长扎巴多杰的意外身亡），称《平衡》因其对现实的在场性而更具有真实的力量。而在《南京！南京！》上映引起观看热潮时，又有人重提姜文的《鬼子来了》，认为同是借战争表现人性，姜文以荒诞表现生命的无力胜于《南京！南京！》“主体被客体压倒从而激发起来的崇高感受”（康德）。
        从《可可西里》到《南京！南京！》，陆川一直在拍纪录片一般的故事片，或者故事片一般的纪录片，这种纪实与戏剧的错位既为陆川关照生命内部打开了大门，也变成了一处左右为难的尴尬缺口。

昨天看了记录片《可可西里》。

因为做过关于藏羚羊的专题了，所以在内容上并没有觉得陌生。但是在亲眼看了画面之后，却感到了灵魂的一丝颤动：西藏，高原，可可西里，真的离我们太遥远了！

这种遥远不是实际的距离，而是精神上的差异。就算你站在他们身边，你也走不进他们的心。那是灵魂和信仰的世界，是需要我们敞开灵魂去接近的陌生。

可可西里，藏语的意思是：美丽的青山，美丽的少女。

没有编制，没有资金，没有武器，物质上极端匮乏，随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每一次分手，都可能是永别！有时候还要偷着卖些羚羊皮来为行动提供经费，而这样的活动，同样是他们打击的对象！你能理解吗？
可可西里巡逻队，他们保护的，不是国家的自然保护区，而是自己的家园。你能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吗？

我看到了铺满一地的藏羚羊皮，我看到了剥完皮后的累累白骨，那是让我们咬牙切齿的残忍。可是当我看到了盗猎者无助的眼神，我却无法简单地谴责他们的犯罪。
他们的罪恶，难道不是我们的罪恶？他们的苦难，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苦难？

被称为草原上第一剥皮手的马占山，原来是个牧民，放过马，放过羊，也放过骆驼。可是后来，草原变成了沙漠，牲畜没有吃的了，人也没有吃的了，只好去干播剥皮的活——剥一只藏羚羊皮挣五块钱！是谁破坏了他们的牧场？是谁把他们逼上了盗猎藏羚羊的不归路？

藏羚羊的命运，是可可西里的悲剧，是欲望的魔鬼对人类精神的一次摧残，

我记住了队员们在夜晚唱起的那首歌：
似流水似流水似流水．．．
阿妈，不管我走到天涯海角
我都会回来，我都会回来，我都会回来
天上晶晶的白云啊，请捎去一封信
我思念您思念您
我在心里为您祈祷．．．

这是吟唱在一个民族灵魂深处的声音啊，它也许已经流传了几千年，它还能继续流传下去吗？现代化的盛世福音，淹没了遥远的神灵世界，也污染了人们的精神空间。我们能想象那个纯粹精神的世界吗？
“你看过磕长头的人吗？他们的脸和手特别脏，但他们的心特别干净。”
是的，他们的心特别干净，象青藏高原永远清澈蔚兰的天空。

从雅克贝汉的《希玛拉雅》到陆川的《可可西里》，我们再次看到了一个跟我们完全不同的世界。荒凉而辽阔的生命禁区，那是信仰者的真境花园。如果我们无法真正的理解，就让我们保留一分宽容——让那片土地永远远离喧嚣的滚滚红尘，让精神静静地栖息，为了他们，也为了我们。
 
发表于2004-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