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自行车的人

首先要知道就是什么叫做“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关于这个概念，我找到了一段对其描述的内容：
 
二次大战结束后在意大利兴起的一次具有社会进步意义和艺术创新特征的电影运动。一般认为，这一运动从1945年至1951持续了大约六年。但是，作为一种电影风格，一种创作方法，则对现代电影创作有深远影响，"新现实主义"一词用于电影，始见于意大利影评人彼特朗吉里在《电影》杂志（1942年146期）上评论鲁奇诺·维斯康蒂的影片《沉沦》的一篇文章中。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真正历史开始于1945年，即罗西里尼拍出《罗马，不设防城市》的那一年。从1945年至1950年，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特点逐步形成，这包括：1.注意反映本国当代社会生活现实；2.通过普通人的真实生活遭遇来反映当代社会问题；3.在拍摄方法上注重真实感，尽量在实景中拍摄并运用自然光；4.反对好莱坞的明星制度，尽量使用非职业演员。
 
而这部《偷自行车的人》则是把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推到了最高峰的影片，是具有时代意义的。
 
其实对于德·西卡，我最初了解到他并不是在那些枯燥的电影史中的新现实主义的条目中，而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买了一张他的《米兰奇迹》的DVD，当时也是出于好奇，不过看过以后就深深地喜欢上了这部片子，也让我记住了这位导演。虽然他是出身于新现实主义的，然而《米兰奇迹》中荒诞的，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却有别于其他的现实作品，使它成为了一部特立独行的奇妙作品。
 
现在言归正传，来谈谈现在的这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代表作之一的《偷自行车的人》，它几乎具备了这一流派的所有特点，比如基本上都是实景拍摄，多用外景，并且基本上都是非职业演员，题材也是非常贴近现实生活的，描写了一个迫于生计，最终被迫去偷自行车的普通人，以此折射出当时下层人民的悲苦生活。
 
其实形成这种“新现实主义”独特风格的最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当时战后的意大利破旧不堪，电影制作者们没有了摄影棚，没有了充足的资金，残酷的现实迫使他们寻找一种折衷的办法来延续创作，于是他们不得不扛着摄像机到大街上进行拍摄，不得不启用非职业演员，等等。加之受到了法国的让·雷诺阿（印象派画家雷诺阿之子）的现实主义电影风格的影响，才逐渐形成了这特有的所谓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风格。
 
但是否因为简陋，他们就显得毫无价值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新现实主义的电影由于贴近社会现实，反而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巨大共鸣，它们由于技术，资金等等的限制，也只能把题材放到最真实的情景中，在最平凡的生活中，寻找拍摄的素材。
 
当然，并不能因为它取材的局限，就认为他只是在客观地描写民间疾苦，故事就没看头，就没有可看性了。以《偷自行车的人》一片为例，德·西卡就述说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新现实主义影片毕竟不是纪录片，它的本质还是故事片，因此如何讲好一个朴素的故事仍然是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在影片中，导演刻意营造了非常多的戏剧冲突，比如在教堂追逐老人，以及后来的与偷车贼对峙的两个场景，都充满了戏剧张力，起到了高潮的作用，特别是在弥撒中穿梭的那场戏，颇具调侃意味。可以说，在叙事上它是非常成功的。
 
其次是非职业演员的问题，这也是新现实主义美学的一个很大的特点。片中的几个演员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尽管在某些方面和职业演员还是有差距的。但他们同时也表现出了一种别具风味的质朴美，特别是饰演儿子布鲁诺的那个小演员，表演地可圈可点，最后看到爸爸被众人围攻，他冲过去想为爸爸解围而有无能为力时的那种无奈，被他表现的淋漓尽致，看着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不由得产生了丝丝同情，对于非职业的演员来说，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
 
在镜头方面，导演也并非因为都是非职业演员而刻意多用中远景。侯孝贤也常用非职业演员，他曾说过，自己的著名的长镜头的风格的形成，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早期多用非职业演员，为了弥补在表演上的不足，而尽量回避近景和特写，以让演员能自由发挥。在这点上，德·西卡倒是没什么顾忌，依然给了父子俩相当多的近景以及特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显露出了作为非职业演员的不足，但在另一方面，父子俩真挚的表演却又为影片增加了不少情感分量。
 
影片中有好几处都采用了静静地跟拍两人走路，这种方法把那种孤寂无助，充满无奈的情感渲染地淋漓尽致，在这种极度的无奈下，父亲才会铤而走险，去偷别人的自行车，被抓后幸亏儿子的解围才免于牢狱之灾。最后，父子俩牵着手，漫无目的地走在满是人流的大街上，静止不动的镜头仿佛是一双充满着怜悯的眼睛，注视着他们，却又无能为力，我们也从这双眼睛中，感受到了一股深沉的，悲寂的，而又充满了无奈的情绪。在简陋的影片中，导演创造了最大的激情，他将这种激情转化为了一种深深的无奈，一曲无声的控诉。

医科图书馆能找到的电影史不多，都是很老很老的。在介绍到意大利电影时，那些深受无产阶级电影理论熏陶的电影史家在泛黄的破书页上醒目地举出一大批意大利老片，并将意大利电影传统归结为这样一些关键字：底层，小人物，温情/真情，平凡/悲惨的生活。这其中有一个例证就是《偷自行车的人》。长久以来我接触更多的意大利导演统统是费里尼、贝托鲁奇、安东尼奥尼和帕索里尼，然而他们代表的却并不是这样一个传说中的平实的、情感化的传统。于是趁着国庆回家前的空隙，我紧赶慢赶地把这部黑白老片看掉了。
 
　　应该说我内心很难掩饰自己对这部片子的喜爱，但这回嘴巴却说不太出来。因为涉及到“情真意切”这种多层次多元素叠加起来的电影效果，分析性的词句便完全了没有用武之地。原本这类表现底层生活的片子最怕的就是滥情，最怕的是毫不收敛的哭哭啼啼，以及过度的悲惨（像《活着》那样失之于过分的惨烈），只要片子从头到尾出现这么哪怕一次表现情绪上的过火，我可能都会看不下去。很欣慰的是，完全没有如此，情绪控制得很好。角色是在电影中踏踏实实地“生活”，而不是随时随地因了舞台的放大作用，把自己的感情从毛孔里不加克制地喷射出来。影片从人群中开始，在人流中结束，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基本立意：从芸芸大众里随手捞出一个蚂蚁一般毫不起眼的个体，用眼睛跟随他度过了戏剧性的几天，然后再重新把他掷还进人群里。而这个戏剧性的全部起源和中心，就是一辆自行车，但在自行车以外，乃是Antonio背负着的生活的压力，对妻儿的职责。所以真正的戏剧性，是压力、职责与贫穷、挨饿这两大力量在自行车这个决定性力量身上的交汇，这种交汇是可笑的，因为自行车是那么地微不足道，但同时这种交汇是确实的，因此这种交汇是辛酸的。
 
　　比较喜欢的是这样两个段落。其一是Antonio和心爱的儿子在寻找自行车的过程中，突然兴起，来到一家饭馆吃了顿简单的午饭。在这里，有一双投射自装扮考究、奶油气四溢的富家子弟眼中的扭曲的骄傲的光，这神情令人难忘，想必也深深刺到了小Bruno。如果古旧的电影史对意大利电影传统的描述属实，那么如果没有阶级冲突在餐馆中的碰撞，这样的左派电影在效果上将是绝对乏力的。但是我更欣赏的是至少有那么一刹那，连日来被自行车问题折磨得要死的Antonio恢复了底层人民平素的快乐状态，毫不保留地微笑着享受生活，享受味觉。当然，随后他看到钱包，重新陷入到无望的思绪中去了。其二，是结末，Antonio选择了去偷车。这是个戏剧场面，但经过渲染，已经去除了主要的唐突，显得甚为自然。偷车当然没有成功，失主也看在他儿子的面上原谅了此举，但毕竟丢失的自行车并没有找到。Antonio只能与自己的儿子举步维艰地融进人流，在前面等待他的，是失业和挨饿。这是真实的人生，无所谓喜剧结尾，也无所谓悲剧，只是从头到尾透着艰难。我熟悉这样的生活，所以我感到亲切。手法是古旧的，结尾也还是古典的“留白”手段，但整个气氛、情节，甚至音乐，我都不觉得隔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就生活在这种为了一辆车为了一袋米都要全盘修改生活计划的家庭里。

——————————————————————————————————
原载：http://blog.sina.com.cn/s/blog_6cd6c0510100m0lk.html

我小时候胆子小，很多事情不敢尝试。比如，骑自行车这回事，当5，6岁小孩把身子全部蜷缩在自行车三角架中一路向前的时候，十岁的我尚没有勇气尝试。我上五年级时，仍然不会骑自行车，有一天我爸接我放学，天色已晚，在一个拐角，没有留意，我跟他还有自行车一起栽进了路旁的沟里。我听到我爸嘀咕了一声，好像是抱怨我不会自己骑车。我对这件事情印象如此之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很尊敬我的父亲。我可以不鸟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但是我爸永远是我的偶像。

只是那个晚上，我发现父亲也有缺点：一个完美无缺的父亲，怎么能在一个偶然事故中抱怨无辜的儿子呢。还有一次，我爸骑自行车载我去上学。那天天气不好，下雨，不记得为什么，我爸骑得自行车还是借得别人的。半途中，高速行进的自行车前轮突然飞了出去，我跟爸都摔倒在地。我爸看我没有受伤，挥挥手，让我自己步行去上学。那一次，我同样对我爸腹诽不已。

我现在渐渐明白了，为什么在一个尴尬的处境中，我爸没有表现得像我想象中那般完美。一个父亲，在自己孩子面前，特别是儿子面前，总是试图体现威严和强大。当现实生活打破这种神话的时候，一霎那，任何一个父亲都会不知所措。

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史上最伟大的电影之一，我看完之后的、第一反应是想起了童年旧事。这部牛逼影片牛逼之处从大师到文青说得够多了。除了每次必然被提起的现实主义风格，意大利战后惨淡现实，非职业演员演出——男主角当时真的正在失业，安德烈·巴赞之外，我感兴趣的仍然是各式各样的八卦。其中最让我好奇的是德西卡如何从一个轻喜剧偶像派演员转变成了一个伟大的导演。一个毫不谦虚自称“新娘在新婚之夜也会抛下新郎来追捧我”的帅哥，怎么能拍出了《擦鞋童》，之后又拍出来《偷自行车的人》。我的惊讶如同马丁·西科塞斯的惊讶，这很正常，你能想象刘德华当导演拍出一部《鬼子来了》吗？

除此之外，片中的父子占据了我的所有视线和想法。布鲁诺不像个孩子，在老爸找到工作得意忘形的时候，是他帮老爸擦拭自行车，并且对车上的损坏耿耿于怀，出门之前细心地帮妹妹关上窗子；他总是说，如果是我的话，就要跟谁理论理论，这件事情该如何处理。拉康说，一个尚不具备足够行动机能的孩子，也会在镜子中发现自己完美的形象，但这是一种误会。大致上，这是他镜像理论的一小部分。一旦经历生活的挤压，孩子的镜中之像就会很快破灭。布鲁诺表现的像个大人，恰恰因为社会还没有把他当作一个成人，家庭也没有让他完全担负起成人的义务和责任。当遍寻自行车而未得的老子打了儿子一个耳光的时候，这是现实世界与布鲁诺“大人形象”最为激烈的冲突。布鲁诺在这次冲突中立刻显现出孩子本色，那是他为数不多像孩子的时候。冲突在父亲孤注一掷带儿子去吃大餐过程中得以消解，父亲努力维护儿子眼中的尊严和伟岸，布鲁诺也渐渐明白父亲高大形象的虚弱以及维持这一形象的艰辛。

偷自行车的人其实是一个父亲，正如犹马镇上那个身有残疾的父亲，只是前者不如后者好运。因为《偷自行车的人》当中连奥森·威尔斯也看不到摄影机，它就是生活本身，后者却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故事。布鲁诺恐怕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紧紧握住了父亲的手，就像现在的我早已原谅了我爸，并且仍然热爱他。

 故事开始于失业工人等待就业机会的场面。在正午的阳光下拍摄，高反差画面使得战后重建的白色建筑显得格外耀眼，明显具有一种疏离和异物的感受这已经不再是人们所熟悉的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了，不再是可以用建筑、绘画和雕塑来表现它的文化精神的意大利了，小小的摄影机镜头就像一只惊愕的眼睛，不停捕捉着这令人惊奇和惶惑的新生时代。
  一群失业工人中，只有安东获得了一份贴海报的工作，但他却不在人群中，相反，因为失望和疲惫，他挤出人群去休息。在人们寻找他、他挤进人群的过程中，镜头跟踪拍摄了失业工人们那一张张失望、艳羡和疲惫的面孔。在类型电影中，主要人物往往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为了满足对大明星的期待感；但在本片中非职业演员安东的出场并不是为了满足群众的期待，而是以他为线索，交代出更多的主角——庞大的失业工人群体。因为安东对“有没有自行车”这个问题的片刻犹豫，人群中立刻出现了竞争者。这种场面调度方式在《辛德勒的名单》等影片中也大量存在，但其目的已经简化为交代精心布置的环境、丰富信息量、强化视觉奇观，而不再是以纯粹的“纪实”和为现实世界留下毕肖摹本为目的了。
  安东一家当了床单赎出了自行车。当铺伙计将床单上架的场面调度是极其震撼的如果说战后某些行业迅速发展起来的话，当铺一定首当其冲：高高的货架足有几层楼高，为了将安东家的小包裹上架，伙计不得不攀登巨大的阶梯；在规模惊人的自行车货架中，安东一家人的希望终于落地了——一辆小巧轻便的自行车。这个镜头的场面调度与开场镜头如出一辙，只不过，前者表现的是人的状态，而后者再现了战后的物质生活。
  安东第一天上班，人和自行车都成为展现环境的向导；这还不够，导演特意安排安东兴奋地妻子跳起来窥视安东新工作单位，摄影机的本质特征是通过主要人物的视点获得了强化。安东的妻子上楼去感谢算命女人，安东站在楼下等候。这个小小的插曲就像在一个小小舞台上上演的一出戏剧，人来人往，经过精心挑选的几个闲人和儿童的形象丰富了影片整体人物群像。“闲人”群像的设置有助于揭示社会时代特征，如提到我国的民国初年，“闲人”一定是些提笼架鸟，没有生气的没落贵族；提到美国30年代，“闲人”一定是些戴鸭舌帽、贩私酒的流氓阿飞。本片设置的“闲人”形象既带有一些沉重的茫然，又带有战后经济复苏时期的某种生气。
  后面一场戏中，安东骑车送年幼的儿子去上班，一辆在他们身后停下的、挤得满满的、连车外都悬着人的公交车，下车的人们顺手踢开小乞丐的动作，又给观众展现出一群为生活而奔波的忙碌忧郁、丧失了同情和耐心的人们。这一细节又为自行车丢失以后，父子两人不得不挤公交车回家的无奈心情做了铺垫，使这部以纪实手法拍摄的影片得以拥有完整而富于感染力的剧情结构。
  如果说自行车丢失以前影片展现的是社会生活的“面”，那么，在寻找自行车的过程中，安东父子带领观众进入了意大利战后社会生活的底层。安东找朋友帮助，在一个建筑中，工会在召开以空谈为主的会议；无精打采的人们在排练一些无精打采的戏剧；开车的朋友们帮助安东在自行车市场中大海捞针；狡猾的小偷和唯利是图的商贩控制着黑市交易；突如其来的一场雨将失窃者、小偷和窝主聚集在共同的屋檐下；在追贼的过程中，安东第一次对儿子发脾气‘小布鲁诺连小便都来不及，跟随着父亲在空荡荡的广场上追寻着贼的踪迹。拥挤的战后简陋建筑使人们感到窒息和压抑；而在历史悠久、本应充满人文气息的广场上，小布鲁诺和父亲的身影显得如此渺小和孤独——环境，无论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对于挣扎求生的人来说，都已经丧失了美感，构成沉重的压力。
  宗教本应给人信心，但恰恰是在教堂中，安东丢失了小偷的踪迹。宗教不再是人世的救赎，在失望的安东眼里，教堂与妓院一样，都是小偷的避难所，是罪恶的渊薮之一。
  一个落水人终于使专注于寻找自行车的安东记起了年幼的儿子的存在，感到自己粗暴的态度已经伤了儿子的心；下面一场戏中，安东咬紧牙关，请儿子吃了一顿丰富的午餐，使紧张而富有悬念的剧情结构增加了温馨的氛围，当然，影片编导也没忘了将饭店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加以表现，与教堂、妓院中的人物群像形成对比。“落水人”在“剧作法”中被称为“熏咸鱼”，是幌子和错误信息的意思因为熏咸鱼味道太强烈，所以容易吸引人的注意，产生误解。安东就以为落水的是被自己所忽略的儿子，当他看到在他心目中几乎是“失而复得”的儿子时，整部影片的情感节奏达到一个高潮，不但使剧情情节波澜起伏，也为结尾安东从儿子那里得到安慰设下伏笔。
  在影片的后半部分，不信命、阻止妻子感谢算命女人的安东，终于也来向算命女人求助了。他找到小偷的家，找乐警察，然而，这是一个更为贫穷和野蛮的地区在这里，他不再是受害者，而是一个入侵者；一群更穷的人对他步步紧逼的经典画面终于出现了，这是本片的标志性画面，它从视觉和社会学的角度，揭示出一个丢自行车的人如何变成了一个偷自行车的人，他是被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步步紧逼，终于走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安东寻找自行车的努力失败了。然而，作为一条带领观众贯穿于现实生活的线索，他的使命已经完成；剩下的，是使影片的情感和剧作达到高潮，他试图偷车，但没有偷他的车的人幸运，他在儿子的面前被人们辱骂、殴打。在同一天中，他既被偷他的贼羞辱，也遭到被他偷的人们的羞辱，他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儿子捡起他的帽子的动作几乎是对他唯一的救赎。人们被儿子的泪水和捡帽子的动作所体现的最后一点尊严感动。丢自行车的人——找自行车的人——偷自行车的人，和他的儿子默默走在人海中，眼前是一辆又一辆的自行车，犹如无数的念头在父子二人的心中和眼前闪过。紧握的双手是人世间最后一点可以依靠的力量。

                摘自《经典名片读解教程》

写在前面：
这篇影评非本人原创，作者是法国诗人让•科克托，出自《关于电影》，我所做的工作是把书用相机拍下来，然后转换成文字。
毫无疑问，这是关于这部牛逼电影最牛逼的评论。

——————————————————————————

《偷自行车的人》(维多里奥•德•西卡)
                                                             让•科克托

    我经常重复，一部杰作不打开任何一扇门，而是关上门，结束它在其中开始酝酿的、似乎要得到充分发展的行为。
    恐怕维多里奥•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使意大利人几乎不可能继续从《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游击队》、《擦鞋童)、《云中四步曲》到《灵窍一夜通》这条深受欢迎的、给了我们许多杰作的脉络，这是条奇怪的脉络，因为它反对夸张的风格，因为意大利把它当作糟糕的宣传加以排斥，而最好的宣传与道德无关，只通过美来进行。
    意大利街道，和街道热闹的人，是非常美的。富有阶级对此可能早已习以为常，再也发现不了其中的演出，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我们的导演同胞们对此不屑一顾，不赞成那些为他们的国家带来荣耀、帮助它走进人们心中的影片。
    意大利的街道就是一个剧院。随便一个窗口的女人，就是一个女演员。随便一个男孩，就是一个演员。这就使戏剧在世界上最戏剧性的城市里变得困难而稀少。演出就在街上。我祝贺那些明白了这个现象、在电影里重新找到哥尔多尼和剧院传统的人。
     例如，人们只有在威尼斯才能看到，一座正对着一家时髦饭店的露天座的工人的房子里的家庭们，为隆重端上来的煎饼鼓掌，我就见过这种可爱的滑稽场面。
     维多里奥•德•西卡是一个戏剧演员。在比亚里茨电影节上，我们为他在帕格里埃洛的影片《灵窍一夜通》里扮演的遗忘症患者而把男演员奖颁给了他。他在很多方面配得上这个奖。他高贵而狡黯的脸，包裹(用这个词的真实意义)着他的优雅，他看着外面和里面的眼睛，他让人想起奈瓦尔、波德莱尔的姿态，总之，他身上所有不寻常的风度，使人能够理解他对最近这部影片极好的把握。
   《偷自行车的人》从第一个画面到最后一个画面，都惊人地成功，尤其是因为影片的主题能够让制片人和发行人气馁。一个工人没有钱。人们为他提供了一份贴布告的工作。他得有一辆自行车。他的妻子卖掉了床单；他买了他的自行车；他的自行车被偷了。他去找他的自行车。除此之外，对导演的创新没什么可说的。我们面对的，是视觉的写作，是灯光的墨水，是记录能像果戈里一样用一个平庸的插曲来组织一个悲剧的心灵构造的镜头。维多里奥•德•西卡一秒钟都不松懈。没有一个空洞的画面。没有一个毫无意义的眼神。他之所以向我们展现谤沱大雨里的德国修道院修士，他之所以好像偏离了他的故事，那是为了描写的丰富，这种笔不停地使用的描写对他有帮助，讲电影故事的人不去追求它就错了。
    让我们惊讶的镜头，很可能不会让我们的导演同胞们惊讶。他们有可能会说：“我天天看到这些。”他们无疑忘记了文学杰作只描绘一些普通的地方，但使用的，是一种将这些地方剥离出来、作者用他的放大镜向我们强调的角度。
    观众漫不经心的懒惰擦去了动作的细节、投递的眼神、众多的细微差别、众多的焦虑、众多让人类值得活下去的秘密的羞耻心。任何一个这样微末的奇迹，都逃不过维多里奥•德•西卡的眼睛。他通过一个正在叠他的小外套的孩子，一个正在吃的孩子，一个生气的孩子，一个抓住他父亲的手的孩子，来震撼我们。当筋疲力尽的无名演员，想到也去偷一辆远处停在人行道边上的自行车时，人们会想，任何名演员都远远比不上他。
    人们谈论现实主义。人们本应该谈谈仙境，谈谈阿拉伯故事的方法。你们不要弄错了。这部影片不是急急忙忙拍出来的，而是花了很多力气的结果。摄像机的移动和光源能够证明这一点。神奇的，就是抹去了工作的痕迹，影片好像是用一个袖珍摄像机拍的。
   我再次重复，维多里奥•德•西卡爬到了夺彩杆的顶端，他摘下了夺彩杆上的金彩品。他迫使他的同志们使用未知的力量。喜新的我们向他表示我们的谢意。(《巴黎一报刊》，1949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