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部电影

        2010年年末，伊朗官方宣布了一项震惊电影界的判决——伊朗导贾法•帕纳西获6年有期徒刑。除了6年的有期徒刑以外，帕纳西在20年内不得制作或者指导任何一部电影，不得创作剧本，不得接受媒体采访，更不得离开伊朗。判刑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危害了伊朗的国家安全和做了不利于国家形象的宣传。消息传出后各大媒体以及电影人纷纷公开支持帕纳西，并呼吁伊朗官方尽快释放这位导演。由于伊朗官方强硬的态度，帕纳西缺席了邀请他担任竞赛单元评委的第61届柏林电影节。评委会主席伊莎贝拉•罗西里尼在开幕式上朗读了帕纳西的来信，他说：“电影人的世界是由现实与梦想交织而成的。电影人以现实为灵感，用自己的想象润色，创作一部能投影出个人的希冀以及梦想的电影。事实上在过去的5年里我一直四处受阻，而现在伊朗官方正式宣布剥夺我在未来20年内创作电影的权力。但我知道我将一直坚持把理想投注在电影中的想法。” 三个月过后，贾法•帕纳西和Mojtaba Mirtahmasb合作的电影《这不是一部电影》被装在一个优盘，经历千辛万苦后带到了第64届戛纳电影节。四个月后《这不是一部电影》出现在第36届多伦多电影节的大师单元。
        
        将《这不是一部电影》选入本届多伦多电影节的选片人Cameron Bailey在影片开始前表示《这不是一部电影》是一部很特别很发人深省的电影，因此他不得不将这部电影带到多伦多。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帕纳西无法到场，而这部电影的另一个关键人Mojtaba Mirtahmasb也在来到多伦多前被伊朗官方扣留在国内，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帕纳西的妻子和女儿都有出席，并在电影开始前致辞。帕纳西的妻子Tahereh Saidi表示她曾经以为他们只能相依为命，默默承受，但她发现他们不曾孤单过。“全世界的电影人以及热爱电影的人都支持着我们，能有这样的一个团体一个大家庭站在我们身边，我们很感动也很骄傲。感谢你们！”

        《这不是一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十分简单的故事。它记录了帕纳西一天的生活，从帕纳西起床吃早餐开始到晚上结束。从他一边吃早餐一边给朋友打电话问候，从他的家人打电话催他起床，告诉他一天的安排并叮嘱他不必为他们担心开始，帕纳西的生活在观众面前一一展开。从最细微的地方开始，我们走进帕纳西的世界，去感受一个热爱电影但却无法拿起心爱的摄影机的导演是如何度过一天的。

        正如你想象，一个几乎是被囚禁在家的人的生活注定是平淡得如白开水一般，帕纳西能拍的无非是与朋友电话聊天的内容以及对着镜头的自言自语，不过在这短短的几十分钟内却有几个镜头将我狠狠击中。第一个镜头是在帕纳西与律师通话后。帕纳西在电话中询问申诉的结果，他的律师告诉他20年的禁拍处罚可以减免，但由于法官批驳，6年的监禁可能减但不能免。在帕纳西多次与律师确认后他接受了不得不坐牢的事实，他感谢律师为他做的一切并挂了电话。他抬起头，对着镜头苦笑，眼镜后面那双疲惫的双眼一览无遗。他说这一切让他想起自己的那部《谁能带我回家》。《谁能带我回家》叙述了一个打着石膏的小女孩放学后久等等不到接她的妈妈，最后决定独自找路回家的故事。影片中扮演那个小女孩的小演员Mina Mohammad Khani曾在演到一半时突然决定退出，她歇斯底里地叫着“我不拍了”并要求剧组让她离开。她讨厌这个角色，她讨厌这一切，因为她总是在扮演与她真实身份不同的人。她明明找得到回家的路，但剧组却让她表现出找不着路的样子。她想做她自己，她想逃离出这个被别人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角色，一个傀儡般任人摆弄的陌生人。帕纳西对着镜头感叹现在的他和Mina没有任何的区别。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导演，他的灵感永不枯竭。可他现在却不得不呆在家里扮演一个陌生人，一个被政府控制着，什么都不能做人。Mina还可以对着剧组发脾气，宣泄自己的不满，而面对蛮不讲理的集权政府，帕纳西能做的唯有苦笑。从他疲惫的双眼中读到的只有无尽的痛楚和无奈。

        第二个镜头是在帕纳西叫朋友Mojtaba Mirtahmasb过来帮忙录制他讲读一个无法通过政府审查的剧本。就如同帕纳西其他的作品一样，这又是一个反映了当代伊朗社会现状的故事：女孩通过了入学考试，将在大学中学习艺术，而她封闭保守的父母却不允许，他们粗暴地将她关在一个密闭的房间中，唯有一扇窄窄的窗户能让她看到外面的世界。帕纳西兴奋地用胶带在自己家里的地毯上画出一间“房间”，他兴奋地分解每一个设想中的镜头，兴奋地模拟着演员的动作，念着设计好的台词。就像小孩子一样，他在地毯上爬来爬去，手不停嘴更不停，直到他突然一动不动，呆呆地坐在地上。Mojtaba小心翼翼地问帕纳西怎么了，他用右手穿过仍在鼻梁上的眼镜揉了揉眼睛，抬起头默默地说到：“如果能讲一部电影，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拍电影？” 这句话抽干了电影院所有氧气，强烈的窒息感向我迎面扑来。帕纳西随后站了起来，他让Mojtaba把摄影机对准电视屏幕，他用DVD播放了《深红的金子》和《生命的圆圈》的两个片段。“……在《深红的金子》的这个镜头里我根本就不是在指导演员，而是演员在指导我。主角并非一个专业演员，他所做的仅仅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展现出这个角色，而我在一旁只需要默默地捕捉他的表情，不必多言…… 在《生命的圆圈》的这个镜头里是环境在指导我，观众没有看到演员的脸，但从她面对着的落地窗旁一排排冰冷的钢铁支撑柱他们就能明白这个角色有多么慌张，有多么恐惧。我只需要将这个场景记录下来，而这一切都是完美的……” 看完这两个镜头后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帕纳西会讲出那句话。我原以为面对20年禁拍这样铁铮铮的事实他会对电影失去热情，但他讲读剧本时的每一个眼神，强调剧本中每一个细节的态度，甚至是讲述为窗户外的男孩精心设计的真实身份的语气语调都告诉我他将永不妥协。他呆呆地坐在地毯上是因为他觉得讲读剧本根本就表现不出电影的魅力，只有常规的拍摄才能让观众读懂他所讲的故事，只有在演员的表演以及环境这些导演有时无法完全控制的因素下才能让观众看到故事的核心。对着镜头讲读剧本根本就不是在拍电影，这甚至是对电影本身的一种亵渎。“如果能讲一部电影，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拍电影？” 要多么热爱电影才会讲出这样的话来啊，要多么渴望重新扛起摄影机才会和你分享拍电影时的那些“秘密”啊。而他现在能做的仅仅是等待最终审判的结果，然后服刑。一切不可避免，一切不可逆转。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那些关于电影的激情是不是会被这漫长的刑牢扼杀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唯一知道是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帕纳西依旧保持着一个导演的专业态度和尊严。想到即将要发生的事，除了心痛我找不到任何其他的词语可以形容。

        最后一个击中我的镜头也是电影最后的一个镜头。帕纳西送Mojtaba进电梯离开时碰见了一个帮他妹妹来收垃圾的大学研究生。这个正在研读艺术（Art Research）的学生几乎什么工作都干，他一边善意地提醒帕纳西家里的摄影机没有关，一边向他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情。他们在电梯间内谈笑风生，从他的学业到工作，从他目睹伊朗警方那晚粗暴地闯入帕纳西的家里到他自嘲式的拿未来开玩笑。这个意外出现的陌生人以象征着又一个被体制摧毁的个体的方式出现在帕纳西的镜头中，他的迷茫仿佛代表了千千万万伊朗年轻的人迷茫，仿佛代表了艺术在伊朗这个古老国度苟延残喘的现状。没有未来的艺术学生，没有明天的艺术家，世界对他们来说就像他们走出大厦后看到的黑夜一般：没有希望，只剩绝望。在这个学生的最后一个镜头里，他扭头建议帕纳西不要离开家太远，不要让外面的人看到他手上的摄影机后便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中。这个学生消失的地方有一堆熊熊燃烧的火焰，旁边有群年轻人不断欢呼着，不断向里面丢着什么东西。镜头一直停留在那堆火焰上，似乎暗示着伊朗会将在火焰中重生，旭日将会从火焰中喷薄而出。不管黑夜有多漫长，黎明终将会到来。我想这是帕纳西在最不经意间留给观众最有深度的一个镜头。

        确实，严格来说《这不是一部电影》不算是一部电影，就连帕纳西本人也在片中不断强调这点。我相信一部真正的电影是应该有形有魂的。制作是它的形，内容是他的魂。《这不是一部电影》谈不上有形——制作上它没有美感，生硬的剪辑，粗糙的摄影，甚至有一部分是用iPhone来拍摄的。说它是纪录片，它也没有一个明确的主题，根本是想到哪拍到哪。但它是有魂的，它的内容足够深刻。

        我爱看电影。我爱看费德里科•费里尼的超现实主义，也爱看维托里奥•德•西卡的现实主义。我欣赏迈克•李把镜头对准生活对准老年人，也感激格斯•范•桑特对年轻人这个无法安宁的团体的关注。有些电影我是带着敬畏的心去看的，比如斯坦利•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比如 奥逊•威尔斯的《公民凯恩》，一遍又一遍，生怕漏掉一个细节；有些电影我是绝对不会去看，更不希望看到它被制作出来。因为影视作品的号召力和影响力，电影不免成了某些政党的宣传工具。那些大牌云集的献礼片，那些狗血的主旋律，电影在某些导演的手中竟成了意识形态的服务工具，肮脏的政治妓女。又因为电影业已经是一个相对成熟的产业，电影又不免成了某些工作室以及发行公司的摇钱树。那些眼花缭乱的特效，那些俗烂的剧本，电影在某些导演手中成了赚钱的工具，流水线般的产物。只有一个电影的外壳，里面却什么都没有。我看到那些明星放弃尊严背离信仰，服务于一个不值得半分尊重的中央集权；我看到那些电影人因为金钱丢失了拍摄电影的初衷，屈服于铜臭。还有那些铺天盖地的宣传，狂热的枪手，暗中票房的垄断，有的发行商甚至无耻到从其他电影那边偷票房。这些电影也许有形，但它们丝毫没有灵魂。我想问制作它们的意义何在？电影人的良心何在？尊严何在？我想说把这些机会这些资源让给真正热爱电影的导演吧！让给贾法•帕纳西吧！

        电影结束后出现了“献给伊朗电影人”的字幕，全场再一次鼓掌。我走出电影院，思绪万千。命运坎坷的电影人啊，不管你们是被禁了20年还是5年，不管你们是因为电影外的政治信仰还是电影内的故事被禁，不管你们是姓帕纳西还是姓娄，你们从不孤单。在你们的背后有一个团体支持着你们，有一个大家庭在为你们祈祷。只要你们还愿意拍电影，那么你们永远有一批忠实的影迷。

        他们能摧毁花朵，但他们阻拦不了春天。

这是一部如戈达尔所定义的政治“道德”电影，帕纳西通过诸多的细节混淆了现实和电影的边界，加以隐喻的手段，以一种游离的距离向观众展示了赤裸裸的压迫主题。

我们首先应当注意的是这部电影对于现实世界的混淆。首先，这部影片应当是一部纪录片，它以极其浅白的方法记录下了一位导演——即作者本人——因政治原因被禁止拍摄的一天。

在这一天中，导演无数次的试图在这部记录电影之中通过语言构建出一部电影中的电影：无论是在地上用胶带和椅子构建出场地，还是观看自己曾经的片花。导演的每个动作都像是精心设计好的，不断提醒着你，电影之外的现实本身也会对现实加以干涉并改变电影的结构。即虚构的叙事在电影这种介质之中，永远都会被现实所反过来操控。导演在讨论其中一名男演员时提到，好的演员会主导拍摄；导演在观看某一个电影桥段时会说，好的环境会用线条自己说话，这些都是区别他在房间里自己用胶带画出的“小电影”的。但在“小电影”之外是这部电影，这部电影之外是“更大的电影”——现实。电影在拍摄现实的同时，现实也在不断的干涉并重构着电影，这和这部纪录片的结构一样。哪怕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导演用四天的时间拍摄并剪辑成一天的，经过了导演的尽心设计，但这个故事仍旧被现实所反射着，并且折射出现实政治的“深焦”特点。

另一个应该被注意的点是隐喻。隐喻实际上能够拉开观众与观点之间的距离。在本片中的隐喻大多数源自自然的流露和无情的巧合。导演帕纳西运用了相当多比喻手法去设计他的叙事。例如他书架上被设计摆放的《活埋》（2010，罗德里戈·科尔特斯导演）。例如他在客厅利用胶带讲述的故事：一个没办法去上艺术大学的、被家里人关在屋子里的女孩。一个不存在的女性——弱势群体——被象征强权的家里人关在屋子里，无法渴求知识。这实际上就象征了导演自己的内心世界。另一个例子是“烟花星期三”，这里是经过设计的。在电影中，一直隐隐约约的在窗外发出巨响，引诱观众去好奇是否为炮火，用战争的隐喻去描写政治氛围，然后在电影的后半段才揭秘：声音原来是来自烟花。而烟花本身也同节日和警察、拜火教、蜥蜴、在大学读艺术的年轻人等等共同组成了一份宗教和世俗现实交织的隐喻。最后则是读艺术大学的年轻人的隐喻。年轻人据悉是未经过安排而闯进纪录片的，这份真实性本身就是现实对电影的一种影响。而年轻人学艺术、不明自己未来工作的下场且满心疲倦，恰好也是导演内心世界的写照。他离开大厦，跳入外面世界的火光之中，也和导演想要离去的心情息息相关，哪怕外面都是火光熊熊燃烧街道混乱，或许在那街道之中才存在着宗教与世俗与政治的一份宁静。

综上所述，这确实不是一部电影，而是一份讨论电影与现实还有政治的论文。戈达尔曾建议在讨论政治苦难的时候拒绝浅焦镜头，使用深焦镜头来为观众带来全面而不加观点的信息。帕纳西似乎没有尝试这样做，他尽力去安排计划了一部电影，也尝试去玩弄观众的注意力；但他自己也明白，在这样一部电影里，现实和政治的洪流会无情地破坏所有的诡计，把真实的“浅焦”世界赤裸裸地展现给每一位屏幕前的你。

Reference:

Are tracking shots a question of morality? By Gianna Mazzeo.

//giannamazzeo.wordpress.com/2014/08/05/590/

跟拍镜头是一种道德问题吗？by csh

后注：这篇是电影课的作业，浅浅整理了一下csh译的gianna mazzeo的那篇文，有空的话可能会和godard和王家卫平行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