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照
剧情介绍
长篇影评
1 ) 不想老家
老人家用存的低保钱和娃娃打工的添补，在外面买了房子，说不想老家，老家把我苦怕了。非常欣赏老人家有什么说什么。
自己读书时候最怕假期，一到假期就要去田里干活，第一份工作在富士康，加班太辛苦，偶尔回家连个休息也没有，早上六点多就被叫起来去干活：后来做乐视项目的制造部经理猝死了，自己也累的进了几次医院，各种慢性病都来了，每天都在吃药，最后只好和家里说，我快三十了，已经在外面工作，家里的农活实在没办法再去干了，你们就当作没我这个人。之后五年一直在深圳，身体也慢慢恢复过来。这两年几个亲戚整天没事拿我春节没回家的事来数落，村里好多人因为你没回家骂你爸妈，我在想，我回家被人骂，我没回家我的爸妈被人骂，我咋就遇到这些脑残的乡里亲戚。
2 )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
三个主人公
有三种不同的人生
他们的人生在中国这个社会也代表三个阶层
有人出生就在极度贫困的山村，连生存都困难，更不必说奢求生活中的其他，在这样的环境下，连自己奋斗都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有人出生在一个需要自己努力才能改变命运的环境，努力学习，三次复读，终于考上大学，改变了命运，而终其一生都在努力
有人出生就在繁花的帝都，家住四合院，吃喝不愁，读书出国工作，眼界思想都是大不一样，她可以真正选择自己的人生
有的人出生就在罗马，有的人出生就是牛马
没有人能选择自己的出生，很多路都是自己必须要走的路
我呢，出生在农村，小时候过着马丽娟那样的生活，一家人在土地里辛苦劳作，从小就会各种农活
幸运的是，我能拥有第二个主人公那样靠奋斗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我靠着自己的努力，考上好高中好大学，考研考博，一路走来，虽然艰辛，但是我终究还是走出来了
第三个主人公的生活是我期待的，可是可能是我一辈子也达不到的，毕竟我这辈子肯定是买不起北京四合院，也不能想出国就出国，自己的工作想干啥就干啥
如果可以，我想努力，至少让我的下一代能有那样的生活，至少他们要比现在的我有更高的眼界和更多的见识
3 ) 我们都是井底之蛙，都有自己要走的路
中国当代青少年有着怎样的未来？为了探索这个问题，导演用六年时间跟踪拍摄三个人的青少年生活。这三个主人公正是代表了社会不同阶层出生的人的生存状态。
一.六年的生活轨迹
马百娟在贫困地区上学，梦想能去北京读大学，后辍学，因为没有基本能力找不到工作，在16岁时嫁人。
徐佳多次复读后考上大学，找工作屡屡碰壁后供职于一家公司，和相恋多年的女友结婚。
袁晗寒辍学后出国读艺术学校，假期去上海实习，后在北京注册自己的公司。
二.个体反映的社会现象
读书时的马百娟有着对知识的渴望，对世界的好奇，还有一点走出去的梦想。经历了辍学找不到工作的她，梦想破灭了，最终她的命运和当地的那些女人一样，早早结婚，被束缚在了她长久生活的贫苦的土地上。
徐佳把考大学作为唯一出路，经历了多次高考才考上大学，是因为他不够努力吗？或许还因为和他人教育资源的差距。普通学校毕业，没有社会背景的支持，难以找到想要的工作。他认识到世界的不公平是无法改变的，他所能做的只是尽力去改变一点点现状，最后得到的或许只是稳定不变的工作与平凡的家庭生活，这正是大部分普通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袁晗寒在辍学后可以选择考心仪的学校出国念书，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她不必要一条路走到底，容错率更高。这大概是世人对金钱执着的原因吧，金钱所可以带来的不仅是物质，更是一种最大限度的自由，一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底气。
三.社会原因
按照社会的规则，有些人一出生就生在了别人到不了的终点。袁晗寒的生活是马百娟和徐佳想都不敢想的。马百娟和徐佳的生活，是一条路走到底的生活，而袁晗寒更多表现出来的是对未来的迷茫，因为她有选择的权利。
社会贫富差距的存在使得教育资源必然不平等，加之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导致教育有时候可能是巩固阶层最好的手段。努力人人都可以有，可好的教育资源却是少数群体才能享有的，而往往更好的教育资源更可能带给你努力的意识，精神的富养往往需要物质的支撑。
四.一些想法
这部片子记录的仅仅是六年时光，他们三人以后的生活会是怎样，谁的人生更值得过，我们找不到答案。况且生活总是冷暖自知的，别人看似光鲜亮丽的背后可能有着我们熬不起的苦。
如愿去读大学的马百娟就一定比现在生活得更好吗？与他人经济条件的差距可能会使她陷入自卑，因为看到外面的世界以后，想要的更多了，想要却得不到是痛苦的。呆在井底不知道世界有多大的青蛙不一定不幸福，而知道、看到过外面世界却依旧深陷井底的青蛙可能才是最痛苦迷茫的，因为从井里出去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其实，每个人能看到的世界都是有限的，可以说是每个人都是活在井里的井底之蛙，只是有些井口大，有些井口小，有些人知道世界比自己从井口所看到的世界要大得多，有些人不知道罢了。
个体的出生、生长环境、经历等等都完全不一样，世界观、价值观等都不一样，盲目去追求别人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我们都有自己的路。
4 ) 三次高考失败的她，拍了一部寻找出路的纪录片
郑琼，48岁，纪录片导演，她的第一部作品《出·路》，即将在上海国际电影节进行展映。作为新人导演，她的年龄似乎大了一些。就连她的朋友，在十年前就曾翻着白眼打趣道：那么老了，才开始拍片。
但在纪录片界，郑琼并不是个新面孔。她是光线传媒的创始人之一，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专门发行纪录片的发行公司“零频道”，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获得官方合法许可的独立纪录片论坛iDOCS……
可以贴在郑琼这段传奇经历上的标签有很多，三次高考失败，只身闯荡北京，为了观鸟从光线辞职……但她自己却只想摘掉这些毫无价值的噱头。与她所热爱的那些纪录片一样，她更加偏爱真实的踏实感。
1.首先声明，我并没有执着于纪录片
采访郑琼，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面临的第一个困境就是，需要将准备好的采访大纲洗牌重来。
郑琼是个准备极其充分的被采访者，在采访开始之前，她先扔给了我很多资料，说：“这些应该会解决你大多数问题。”而于我来说，那些材料最大的价值，是避免我问出“蠢问题”，比如：你为什么执着于纪录片？
“什么执着于纪录片？”这是个让郑琼反感的问题，因为在她的眼中，这个问题存在严重的逻辑漏洞。纪录片，说白了只是一种形式而已，执着于某种形式，听上去就很本末倒置。但要说郑琼，不可能将“纪录片”三个字摆开不谈。
“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这句话总是与郑琼创办的iDOCS影展搭配出现。2006年，郑琼第一次参加了北美最大的纪录片节HotDocs。8天的电影节，她在看片室里整整呆了7天。结束那天，看片室只剩她一个人，最后一部影片放映结束，房间里漆黑一片，她就坐在黑暗里落泪。落泪是因为绝望：“你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但是这个世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样的绝望，让郑琼本能地萌发了把更多好的纪录片带进国门和更多人分享的愿望，也因此才有了后来一系列与纪录片有关的故事。
2.我一直都在当端茶妹，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能坐下喝上一口
从成立纪录片发行公司，办iDOCS影展，到自己拍片，这看上去这是个顺理成章的过程，但真实情况却没那么顺利。
郑琼的发行公司叫“零频道”，郑琼自嘲到：“又是‘正穷’，又是‘零’的，一听就赚不了钱。”
事实也的确如此。她常常自己带着片源、设备、人手甚至翻译，到处给人免费放映。很多人都无法理解她在做的事情，明知道不赚钱为什么还要做？而她觉得自己不过是选择了做真正喜欢的事情罢了。
但单凭理想是撑不起一个公司的，“零频道”从一开始的6人小团队，后来只剩下3个人，到2012年彻底解散，只留郑琼一个光杆司令和十来个志愿者。即便是这样的情况，郑琼还将iDOCS影展办了起来，到今年已经是第6届了。
不过，iDOCS的最初创立实属偶然。
2009年，郑琼正计划拍摄自己的第一部影片，没有启动资金，只能满世界寻求资助，刚好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IDFA）在为纪录片制作和推广发放专项基金。那时候，她也正好在为免费放映纪录片的事情东奔西走，所以她同时申请了两项基金。用她自己话说，是想试试看能不能“捞草打兔子”。
结果兔子打着了，更急需的草却没能捞上一捆。推广活动的基金申请下来了，制作基金却没了着落。更吊诡是，接下来几年依旧如此。iDOCS就这样“被”创立了，但巨大工作量几乎耗尽了郑琼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她自己的拍片计划只能被搁置在一旁。
郑琼把iDOCS形容成一个饥肠辘辘、永不满足的“狮子”，而自己就是孤独的驯兽师“用性命来抚慰它的撕咬”。办影展这件事情，逐渐成为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压在郑琼胸口。每一届的成功，就意味着对下一届更高的要求，她还需要面对来自观众的满满期待，她感觉自己就像是站在马戏舞台中央，夹在猛兽与观众之间，不断取悦他人，压抑了自己真正的需求。
每一届，她都在死撑，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绝对是最后一次了！”但她总在食言。
2011年连办了三年影展的郑琼终于受不了，她大哭一场：“我太累了，连一厘米都爬不动了！再也不办了！”于是，她停了两年，回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上——制作自己的纪录片。
郑琼的处女作《出·路》就是这样断断续续地拍了6年，期间BBC的一档记录节目（My Country My County）联系过她，问她手头有没有好的片源和素材。她在整理材料的时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的影片不就可以用吗？“我一直都在当端茶妹，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能坐下喝上一口。”于是她把《出·路》的片段附在最后交了上去，这也成了BBC唯一选中的一部片子。
2014年，iDOCS回归了，在闭幕式上，北京电影学院的展厅里777个座位上的观众，都在等待郑琼的发言。郑琼拖着近一米的长辫子，裹着旧棉袄，上台鞠了一躬，说了三个“谢谢”，就在观众诧异的表情里下台了。如果不是仪式必要，她连台都不想上，免得画蛇添足。“因为一场影展，片子足够好，就够了。”
在纪录片的面前，她把自己的姿态摆得很低，她把自己比作是一只搬运纪录片的小蚂蚁。“如果你收到了一个好东西，何必非在乎那个快递员呢？”
她不愿意被戴上高帽，贴上标签，被当成什么纪录片的“圣母”或是“拯救者”。在她看来，别人想要给她戴上的这些看似灿烂的光环，其实都是“虚幻的手榴弹”。她不会被这些所谓的美名绑架。
到今天，离第6届iDOCS开幕还有半年，郑琼仍然斩钉截铁地声明：“今年绝对是最后一届了！”
3.做这么一个破片子，还没有出路
郑琼的第一部影片《出·路》，一拍就是6年，其间经历了无数次难产。
零预算，是影片面临的第一个现实问题。没钱就只能精打细算，设备全靠借。听起来挺寒酸的，就连拍摄用的摄影机，还得从四个地方分别借裸机、云台、电池、三脚架。
6年的拍摄，郑琼跟6个摄影师合作过，中间没少让她操心，其中一位拍摄对象，是一个生活在甘肃山区的小女孩。前期的调研已经做好了，拍摄计划也定下了，但到了要买机票的当口，摄影师突然跳票，死活打不通电话。
而到了拍摄后期，这位甘肃小女孩的父亲又突然变卦不给拍了，非要郑琼拿10万。这样的变故，让郑琼措手不及，跟拍那么多年的素材难道就这样废了吗？
正常沟通不行，郑琼只能想点“歪”招。首先是想来个自上而下的施压，她找到女孩哥哥的工作单位，请工厂的领导吃饭，拜托他们帮忙，可动用“权力”并没起到什么作用。后来她又找到这家人的亲戚朋友，想通过“舆论”的压力让女孩的父亲松口。亲戚们开着拖拉机进村就开骂，但老头依旧没有动摇。
郑琼被逼急了，因为知道不可能有钱再跑一趟，她甚至想到，要不然找一个朋友，假装黑道大哥打电话威胁一下吧。结果反倒被“大哥”打电话教训一顿：“你不提前花时间跟人慢慢建立情感，怎么能搞这种歪门邪道。”郑琼摸着兜里数得过来的几块硬币，心里委屈得要死，当时就想：老子不拍了!
历经磕磕绊绊，片子好不容易制作完成，但发行又是个问题。
一开始签了一个法国发行方，用郑琼的话说，那就是个“大忽悠”。一年基本没什么动静，到最后结算的，杂七杂八的费用加起来郑琼还倒欠2400欧。回到国内，遇到一个好心的制片人来帮着发行，可是片子交出去了，进展一直不顺利。更令人头疼的是，她自己做了2年调研的新纪录片，所有的申请都被拒绝。
走投无路的感觉让郑琼压抑到极点，当时就想：真他妈的倒霉，做这么一个破片子，还没有出路。那段时间，她说自己的心理变得很阴暗，凡是在朋友圈里晒幸福的，她全屏蔽了。
电影要能公映，还必须得拿到龙标，但和政府打交道，总让郑琼有点发怵。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影片是个反映社会现实的纪实题材：另一方面如果拿不下龙标，就相当于给影片判了死刑。但出人意料的是，反倒是这个阶段走得最顺。
摄影师、甘肃小姑娘马百娟和郑琼
《出·路》的名字里有个点，这个点也是有说头的。
一开始去申请公映许可证时，“出路”这个名字就没给通过，办事员让郑琼改一个。郑琼联合朋友一起开洞脑筋，想出了“出の路”、“出 a way out 路”等一大堆片名，办事员问她：“那么多名字，你究竟选哪一个？”郑琼很无奈：“我不知道，哪一个能过就选哪一个。”
这样打太极也没打出结果，郑琼只能两眼一抹黑选了个中英夹生“出 a way out 路”。到底合不合格，办事员也没直接说，只是反问了一句：“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这一问把郑琼给问蒙了，后来问他们领导才知道，名字里不能夹英文。郑琼追问，可不可以中间加一个点？对方让她先交上去看看。
“其实当时是以一个死人的心情申请，没想到过了。”接下来就是初审，除了交DVD之外，还需要刻录一份磁带。郑琼清晰地记得刻一盘磁带要400块钱。她当时就拿着钱就开始纠结：“要是最终没结果，这钱就花得太冤了！”
后来，《出·路》顺利地拿到龙标，将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进行展映，也顺利被大象点映签下即将和更多观众见面。现在的郑琼，就像一个功成身退又疲惫不堪的老母亲一样常对我们说：片子就交给你们了。
“选择走这条路，我就是弱者，我就是没力量保护自己，我也在我这个行业的底层。干这一行真是这样，经常觉得想死的心都有了，不过庆幸当时没死。哈哈。”
在这部处女作里遭的罪，还没来得及消化干净，去年，郑琼又马不停蹄地在准备自己的第二个纪录片了，这一次是关于一位盲人的。
4.他们就像压在闷罐子里的鱼
我问郑琼，你怎么评价《出·路》这部作品？她没有打分，也没有给出具体评价，只用了两个形容词“孤独”、“寂寞”。
《出·路》记录了三个来自不同城市，不同阶层的年轻人，6年的成长经历和重要的人生选择。
马百娟，生活在甘肃山区，12岁的她才读二年级，村里就只有一个破败的小学。她在日记本里写到，她理想中的生活就是去北京上大学，打工赚钱，一个月挣1000元，给家里买够吃的面，够吃的水。但事实上，最后她连小学也没能念完。
徐佳，生活在湖北，是一名高三复读生，他已经复读了三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实现父亲的遗愿，考上好大学，分担家庭的压力，安安稳稳地成家立业。他将录取通知书带到了父亲的墓前，他今后一生也将按照规划毫无例外地走下去。
袁晗寒，生活在北京的艺术生，辍学在家。她有天马行空的想法，总是想一出是一出。她每天要对抗的最大的敌人就是“无聊”。优渥的家境、丰富的资源、出众的绘画天赋却始终没能让她找到可以坚持的事情，她依旧在彷徨。
三个人，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三种大相径庭的人生态度。郑琼将他们公平地放在镜头面前。这样的并列，很容易让大家想到“阶级固化”，但这却不是郑琼想要着力呈现的。让她感到寒冷的，不是可以推给体制的社会矛盾，而是人与人从精神层面上的无法沟通。
山区的马百娟，无法想象另外两种人的生活，因为1000元就已经是她最具体的梦想了。徐佳也无法像袁晗寒一样追求自由自在，他把家庭的压力抗在肩上，“以自我为中心”是他不敢想象的事情。同样，可以轻易放弃学业，有能力出国的袁晗寒，也无法想象这世上还有前两种单调生活的存在，他们生活中的困境，对于袁晗寒来说都是小事一桩。
无论是马百娟、徐佳还是袁晗寒，他们都不是这个世界的特例，在这三个人的背后，有一大群同类人。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地区，我们生活在彼此周围，但却如同活在平行时空一样无法沟通和交流，安静地凝固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不知道还有其他的生命，还有其他活法。生活的考题变成了按阶级分类的AB卷，我们对他人手中的试卷一无所知，拿着自己手中的填空题焦头烂额。
郑琼说，这是一部“孤独”、“寂寞”的影片。其实因为她所拍摄的，就是一个个兀自漂泊的孤岛。
郑琼不喜欢宣泄式的电影，她认为电影不应该只是发泄消极情绪，而是应该提倡什么或者张扬什么。当然这个体制也确实是不如人意，但是更可怕的是我们那些根深蒂固的习惯性思维。
“就像《盲山》的导演李扬讲的那样，把你捆起来放在缸子里，放久了，后来把缸子打碎了，把捆绑的绳子给铰断了，你还是不会动弹。我们比较习惯于给自己一个假想敌，而外部环境是最容易被装扮成我们的假想敌，有时候真正敌人其实是自己。所有的外在自由都可以被剥夺，但是你对一个短期无法改变的现实的态度，是任何人都无法左右的，你内心的自由谁都没法剥夺。”
郑琼不喜欢“拯救世界”这样的大主题，在她眼中拯救世界根本就不是人能完成的工作。我们能做的就是对身边的快递小哥好一点。
郑琼提到和她打过交道的快递小哥，她形容他们“就像压在闷罐子里的鱼”，他们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不懂得怎么表达，也没有太强的理解力。他们觉得自己就是做着螺丝钉一般的工作，完全没有价值感。但事实上，他们却是构成城市正常运作的重要一环，这不仅不渺小，还能称得上伟大。但这些没有人告诉他们，也没有人因此感谢他们，他们以为自己就是一粒没有重量的尘埃。
郑琼说：“在这个被单一成功学统治的社会里，人人都是受害者。”在这拜物风行的时代，一支口红、一双鞋都能刷爆网络，价格翻上几倍。而最真真实实的活着的人，却反而显得廉价而普通，无人关注。
聊到最后，话题渐渐沉重，郑琼和我也沉默了许久。一开始说好了，只是一次轻松的闲聊，但谁都没能把握住话题最终的方向。就像她的纪录片一样，看似平静地展现一种真实，但这样真实的刺痛，最终是希望引起一份反思。
访问结束后，她发给我了一段最近参加一个豪华小学的感受。她看着眼前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称得上顶级配置的学校，很难不联想到去年大批外地人被迫离京的事情。她看到干净的楼道，想到了这里的清洁工阿姨。她不知道在这里读书的孩子，看到阿姨会不会想，这个阿姨的孩子在哪里读书？他为什么不能和我读同一所学校？又或者，在这里读书的孩子，根本看不见清洁工阿姨，更看不见她们的孩子。
“每个生命都需要被看见被听见，每个生命也值得被看见被听见。”这是郑琼写在最后的话。
5 ) 出路
整个片子看下来感觉特别压抑，好像成长是一件挺无奈，挺混沌，挺没意思的事。导演给我们展现了一种现实，一种可以刺痛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沉重。这种沉重表现在马百娟，一个甘肃农村山里的小女孩，从10岁的天真活泼，带着梦想，到最后16岁就嫁给了其表哥；表现在徐佳，一个小县城的孩子，复读两年才考上大学，在毕业时却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表现在袁晗涵，虽然出生在一个优渥的家庭，却找不到的一个明确人生方向，以致陷入孤独与迷茫。如果要横向比较，他们的处境，首先想到的可能是阶层固化。毕竟马百娟和袁晗涵对比太过强烈，后者即使找不到出路，那也有家庭实力为其兜底，而不至于使她的生活跌入谷底。在现场和导演交流的过程中，很多人人表达了对马百娟的同情，以及对阶层固化的追问。我理解这种担忧，尤其是在北京这个地方，竞争太过于激烈，谁都不能保证自己总是赢家。一次失败，就有可能把原有的奋斗化为灰烬。特别是对于北漂来说，自己的原来的家庭，远不足以给自己的生活有一个保障。但令我惊讶的是，导演倒是站在一个很超然的视角，她或许对于马百娟这类人物命运已经见怪不怪了。有人会说，你当不了救世主，你的关切显得很无力，你改变不了任何人命运，你没有责任和权力去承担他人的命运。咋一听很有道理，但却让我感到很压抑。在你看来我的同情我的不忍，很廉价很矫情，但我却很珍视它。因为它是一颗种子，只不过在等机会成长而已。
徐佳在片中占了很大的一个部分，甚至是导演相当重视的一个部分，毕竟这也是她年少的一个记忆-母校、复读。但是现场提问的人，居然没有一个人谈到徐佳，这让我感到很诧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徐佳的经历，和在座的学生太过接近的缘故，以至于太熟悉了。高考的复习的场景依旧那么熟悉，只不过不愿再回忆，至于未来的就业，作为人大学生，似乎也没有太多理由过于担心。但是我感触的不是徐佳毕业就失业的困境，而是突然冒出的一种深深悲哀。这种悲哀来源于，在当下的教育体系里，留给个人发展的空间是那么的小，一旦错过了窗口期，人的选择是那么的局限。更加悲哀的是，人一旦被环境束缚住了，又没有探求的欲望，竟不知人生还存在其他的可能性。
最后说一说，看似自由的袁晗涵，高中辍学，开酒吧，出国，学艺术有着和大部分同龄人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她尝试了许多的可能性，但很可惜的是，少了对人生的深沉的反思。以至于她这种探索更像是在大型的游乐区，肆意的漫步游玩，看似丰富，实质却显得空洞。
人生的出路在哪里？不知道。甚至有没有一条出路，我都不敢肯定。自己可能会困在一个迷宫里，可能会走进某一条岔路，甚至走进一条死路，前面有着重重的高山....但那又怎么样呢？本是一场游戏，何必太执着。
6 ) 徐佳的孩子长大了，有可能变成袁晗寒吗？
等徐佳的孩子长到袁晗寒那样的年龄，也会像袁晗寒那样的洒脱吗？显然不大可能。
抛开物质条件不谈，关键在于思维和观念，如果徐佳百分百拥有了袁晗寒妈妈的”思维和观念“，并据此去教育自己的孩子，那他的孩子还有那么一点可能变成“袁晗寒”（那样得为自己而活，或者有思考这种形而上问题的意识）。
徐佳这样的人有没有可能有袁晗寒妈妈那样的”观念“呢？
我知道，你们肯定会说不可能有，出身、成长在塑造一个人的精神气质、性格、观念上，是不可逆的。
但我觉得，世事无绝对。人还可以自己教育，比如通过看书，看纪录片，自己去独立思考。
导演郑琼本人就是一个例子。郑琼和徐佳是一样的出身，也高考了三次，没有考上大学，当过水厂女工；后来来北京闯荡，做过各种推销，卖报纸、卖电视节目；后来成为光线传媒的创始人。但人家始终是在做自己，不买LV，不参加同学聚会，不学开车，甚至不愿被鼓励。直到开始做纪录片，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没有为别人而活，这不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吗？
希望按自己的意愿而活的人多一些，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就像导演所说，不把社会和教育往你脑子里塞得屎掏出来，就算你奋斗到了袁晗寒的父母那样的阶层，你以为你就找到出路了吗？
看得途中想起《人生七年》，一样是记录不同阶层的生活轨迹，《出路》却是更多了些挣扎的血肉。家境贫困的男性尚有家人支持，复读三年考大学；生活在大山里的女孩却只有七年的青春就要被嫁为人妇；家境优越备受宠爱的北京女孩，看似最为幸运，却也面临着人生的迷茫和价值的缺失，同样要面临出路的选择。
国内这种数年跟拍某个人或某一群体类似题材的纪录片还是屈指可数的，加上个人有所共鸣绝对是上乘佳作！此片展映后目前也还出于点映阶段，所以很庆幸能得到资源并观看。纪录片内容条目有不多说，主要看其内核。本人目前其实也还在寻找自己的“出路”。片子跨越6年跟拍了中国当下社会上中下阶层三个主人公的成长，正如导演郑琼所说这基本就是一本相册。就我来说跟片中徐佳年龄相仿、情况相似，我也曾复读上大学、做过电销。而人生也是随时在寻找出路。
由于资金的局限整体略潦草，但人物选取很典型。除了马百娟面对阶级壁垒的无力，更真切体会到的是徐佳和袁晗涵面对遥远未来的迷茫与空虚。转眼间三年之后又是三年，那种走一步是一步，完全看不到未来却不愿去想的感觉自己虽然已经习以为常，但在银幕上以客观视角看到这份真实的空虚还是觉得太可怕了。
阶层会提供相应的试错机会，且上层无论如何都会有一个兜底的线在，但茫然是共通的，可能徐佳会多一分焦虑，马百娟再多一分无力。全片最难忘的就是马花了3块2买了新作业本后雀跃的神情，这是人类最宝贵的瞬间，但那眼里的光能持续多久又很大程度是由出身决定，这同时也是最难过的事情。
感觉每个人身上多多少少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这就是人的共通性吧。其实影片想要表达的并不是什么阶层固化，人生就是一场自我救赎的过程，没有谁的人生是完美的，路最终还是要我们自己走。
果然富家女眼界还是宽一点的
2014年，马百娟16岁嫁给了表哥。2015年袁晗寒在北京注册了自己的公司。2015年，徐佳仍在当初签的电力公司工作。——2018.6.30大象点映于贵阳。
出生已经决定了80%的社会，靠自己改变阶层越来越不可能！
高考不是万灵丹，大学不是万灵丹，考研、工作、换一个城市定居…都没有用的。还是自己，自己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
千千万万的马百娟们啊
改变阶层是很容易的，向下掉的空间还很大。
放在当前的历史环境 名字叫出身 也许更好
书评本来不是吵架的地方，但是我觉得OMG42网友的发言实在太有意思，给大家解读下：“要不是有高考你们这些贱民连希望都没有，难道还不满意，不赶紧给赵老爷扣头谢恩？”
平静的绝望，阶级趋于固化，打破阶级有多难，不知道，先从打破自我开始吧。
三个人，三种生活轨迹，发展脉络交叉展现的人物状态，发人深省。
甘肃会宁的那个简直就是我童年一个同学的翻版
浪费了一个好题材系列，拍的很业余，随便拎一个湖南卫视《变形计》的导演可能都比这个拍得好。不过还是拍出了一些时代的困惑，电影里的三个阶层都充满了无力感，每个人的表情都在诉说着生活的苦难。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从一个人出生的那一刻，家庭背景就已经决定了这个人的命运和一生，现实就是这么绝望。
三星半，2009年低画质、低像素部分素材加分，有些纪录片的触动点在于，会让你觉得人人都是上帝眼中庸庸碌碌毫无出路的糊口动物，当西北的小学少女辍学无所事事地漫步郊野，当武汉懵懂青年大学生穿上不合身的西装去求职，当衣食无忧的北京少女无论身在国内国外都觉得空洞无聊，这种动物感会更强烈，所谓出路就是觅食，无他，吃不饱痛苦，吃太饱空虚；三组人，阶级差距，教育差距，财富差距，可选择的生活不一样，但面对生活的空虚可能都是一样……
我觉得每个人的出路都不一样，马白娟的出路是结婚生子有口饭吃，徐佳的出路是有个好工作结婚提高家人的生活质量，袁晗寒的出路是做自己喜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