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达，怎么了？

今晚看了2020年的波黑电影《阿伊达，你往何处去》。影片获得了去年的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最佳影片提名。

波黑内战里，面对针对平民的种族屠杀，一位女性试图通过联合国雇员的身份，拯救自己的家人，但最后功败垂成。

电影的情节紧凑，扣人心扉。女演员的表情和肢体语言，天然带来一种紧张感。战争的慌乱是真的慌乱。几分钟，人就没了。

记得初中时，从校图书馆借到过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讲的是暴君尼禄迫害信徒的故事。小说写的很辽阔。暴君死去，有情人终成眷属，信仰得以彰显。后来知道，显克微支靠这部小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今晚第一眼看到这部电影名字时，隐隐然觉得它与显克微支的作品可能有所联系。看完之后，有一种无力感。面对暴力和强权，谁都无法幸免。

今天是记者节。白天的时候，跟几个做记者的朋友开玩笑，说他们自我阉割。此刻想来，谁会在乎真相呢？就算知道真相，又有什么用呢？这些想法本来与电影没有什么关系，却进一步加深了观影后的无力感。

战争对我们生活在和平时代的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存在，但它就是真真实实的存在过，也正在发生着。阿依达就是这样一位生存在塞黑战争中的普通教师，因其为联合国维和部队做翻译而更深入的了解战争究竟是如何在摧毁自己的生活，不仅是她，影片中与塞尔维亚军队谈判的维和部队军官、无法维护波黑民众安全的士兵、拥挤在安全区中的每一位平民，都无法为即将到来的灾难而抗争，而阿依达的心境，我是无法想象的，她是如何面对被带走的丈夫孩子，怀着什么心情回到战后的家中，又是何种心态让她找到了亲人的骸骨，真的无法想象。

其实我觉得，在战争中是没有绝对的正确或是错误的，双方都有愤怒的魔鬼，也都有脆弱的民众，双方都是在维护自己的正义，又同时行使着各自的暴力。

我们如今的生活是多么的和平稳定，但这样的和平之中，也正隐匿着战争的暗流，而且这样的和平并不是因为世界人民都向往和平而和平，而是众多的武器在维持的和平。

所以，愿真正的和平总有一天能到来，就从俄乌停火开始，这也是战争电影应该带给世界的。

#2021年上海国际电影节# 6月20日 上海市沪北电影院

四星半。

这部电影的背景是1995年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斯雷布雷尼察位于波黑东部，是穆斯林聚居的一块“飞地”，当地原有居民3万多人。1993年6月，波黑战争期间，联合国安理会宣布将波黑首都萨拉热窝以及斯雷布雷尼察等地划为“安全区”，并规定这些“安全区”为“非军事区”，不应受到任何一方的武装攻击和发生任何敌对行动。然而，这些规定并未得到有关各方的遵守。

1995年7月11日，波黑塞族武装攻占斯雷布雷尼察，并宣布建立地方政权。联合国安理会随后通过决议，希望塞军撤出该地区，无条件释放被扣押的维和人员，并在那里重建联合国安全区，但遭到塞族方面坚决拒绝。14日，塞尔维亚方开始屠杀斯雷布雷尼察的男子，共屠杀八千余人，并掩埋了尸体。

波黑战争结束后，波黑穆斯林失踪人口委员会在斯雷布雷尼察发现许多埋尸坑，并掘出数千具尸体。长期以来，波黑政府一直否认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的大屠杀事件，直到2004年6月承认。2020年是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25周年，《艾达，怎么了》这部电影就是为了纪念死难者而拍摄的。

这部电影的主人公艾达是联合国的一名翻译，她的丈夫是高中校长，还有两个二十岁左右的儿子。影片开始时，他们生活的斯雷布雷尼察遭到轰炸，平民前往联合国驻地寻求庇护。艾达利用职务之便，将家人接进了联合国基地。但是随着局势的发展，联合国也不再有能力保护平民，塞族军队强行进入基地，宣称要把平民接去安全的地方。这期间，艾达一边做着翻译工作，一边不断想办法，希望能为家人寻求一条生路。然而直到最后，联合国也被迫撤离，她的丈夫和儿子最终还是被塞族军队带走，惨遭杀害。

很偶然地买了电影票，看电影之前也没有做功课，没想到是一个如此沉重的主题。从电影开场心就一直揪着，一直到结尾发现一切都无法挽回的时候，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电影的节奏感很好，紧张的氛围贯穿始终，有几个片段让人印象深刻：

一是平民在基地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大家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主角一家围坐在一起，企盼战争结束后的生活。这是一家人最后一次围坐在一起聊天。二是艾达的家人被带走，和其他年老和年少的男子一起被带进一间空房间，房门关上，枪杆从两侧的窗里伸进来，然后镜头切到窗外的景色，一片枪声。三是战争结束后，艾达去认领家人的尸骨，当她终于看到熟悉的衣物的时候，她身体一震，却不敢上前。再后来她颤抖着蹲在尸骨旁，握着干枯的手骨，说：“我的宝贝…”。

在家人被带走之前，艾达的形象一直是果断而强悍的。在她为家人四处奔走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他们会有机会幸免于难。但事实证明，在战争面前，普通人的任何挣扎都是徒劳的；一切有关战争的、对于当权者的天真幻想，都会被毁灭，被碾碎。女性导演亚斯米拉·日巴尼奇将这段并不久远的苦难记忆刻画在大荧幕上，用一个家庭的故事折射出一个民族的悲剧。人们应当永远反思战争，死难者值得被更多人知晓和铭记。

这种题材的电影越来越少了，讲述的是1995年7月的时候，东欧波黑塞尔维亚军队攻占了波黑的斯雷布雷尼察的安全区，约有7000名穆斯林信徒遇害。斯雷布雷尼察惨案被认为是二战后在欧洲土地上发生的最严重的一起暴行。

看到别的国家敢拍，其实华人在90年代也是屡遭磨难。有外国人拍了印尼屠华的电影，被两个国家封禁了。一个是印尼，这很好理解；另一个是某国，理由是该电影破坏了印尼和某国的友好关系。好家伙，我当时就笑出声音来了。

唉，不知道有生之年，有没有中国人敢拍印尼屠华的电影。

入圍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最後五強，《突襲安全區》以1992至1995年間波斯尼亞戰爭為題材，寫實地呈現1995年安全區中一段刻骨銘心的難民悲劇，敘事節奏明快，劇情簡而有力。

戰爭期間，聯合國宣布斯雷布雷尼察城是禁止交戰的安全區域，難民紛紛湧進基地，亦有大批難民無法進入基地而鼓譟，然而塞爾維亞共和國軍卻對聯合國的命令置之不理，當地的聯合國維和部隊亦與難民一同陷入孤立無援，擔任翻譯員的艾達既打算將丈夫和兒子帶進基地，另一方面卻身不由己，翻譯各種對同胞不利的訊息，陷於職責與道義的兩難。

相信大部分觀眾對於這場戰爭顯得陌生，電影以簡單幾筆呈現安全區內眾生相，迅速入題讓觀眾代入背景，面對龐大的議題，導演的處理顯得冷靜克制，沒有過多的戲劇化場面，相反電影更像一套紀錄片拍攝女主角周旋不同持份者，勾勒女主角既保有私心希望長官批准家人進入基地的焦躁情緒，又被迫翻譯不利信息的無力感。

電影並非以難民為主軸展開故事，透過女主角飾演的翻譯員單一角度出發，反映聯合國、維和部隊的拉扯，觀眾得以從中立角度切入了解歷史的多面性。女主角起初公器私用要求長官讓自己家人進入安全區，老實講角色並不討好，但後來劇情發展下聯合國在事件當中的無能為力逐漸被放大，她的家人若在基地外必然會遭受生命威脅，即使她遭詬病亦要多返周旋於長官中談判，感受到她作為母親堅強不屈的一面，亦凸顯出在戰爭下，即使擔任聯合國職員亦無法絕對保全家人性命，「人人生而平等」在這時候就顯得相當諷刺。

比較特別的是，電影以戰爭為題材，卻缺乏任何槍林彈雨的鏡頭，所有塞爾維亞共和國軍的槍殺場面置於鏡頭之後，死亡或許突如其來，身處於所謂安全區的難民亦必須惶恐渡日。亦因如此，片尾筆鋒一轉，沉重、無力感才能如排山倒海般襲來，導演依然選擇克制地呈現這場人道災難，空鏡頭讓我們反思這場距離我們只有二十多年的人道災難，或許就在異地再度上演著，我們可以做甚麼來避免？

電影以靜制動，接近零配樂，毫無冷場，全文戲亦能讓觀眾緊張得喘不過氣，是近期不可忽視的一套佳作。

没想到是关于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这个我最熟悉的西方当代史事件。2012年最消耗个人情怀的那次旅行，把我带去了那儿，见到了屠杀幸存者，去了小城外荷兰维和部队的营方废墟（和电影中的主场景一模一样），见到了片尾那些不知脚下发生了什么的欢乐孩童。亚斯米拉作为波黑最优秀的女性导演，这一次着重还原历史，而没再花心思树立女性困境。毕竟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斯雷布雷尼察之后为过来者编剧故事也同样是残忍的。

也就是说，无论《爱的旅途上》还是《格巴维察》，都是精美而忧伤的波黑伤痕电影，而《艾达，怎么了？》，则终于直接呈现伤痕的来源。

往下部分，可以当作”游记“，是我那篇2万字《波黑，雪与蜜之地》中关于斯雷布雷尼察的部分

斯雷布雷尼察，我想我会杀了他！

曾被萨拉热窝“山丘上那些人”控制的狙击区域，战后依然有一部分被划分给自治的塞族共和国，因此这座城市也就同时存在着一个游人罕至的“东萨拉热窝”。当然，这可不是什么东西柏林或南北尼科西亚，没有围墙、没有哨所，居民自由往来，几乎可以干脆把它唤作“萨拉热窝东城区”。只不过，像是某种历史遗留问题，要想坐大巴前往塞族共和国和塞尔维亚的绝大部分城市，都得舍近求远的跑到“东城区”。

我就从这里的Lukavica客运站，乘坐4个半小时的早班大巴，来到国土东部这座埋葬了近万无辜冤魂的伤城——斯雷布雷尼察。一路上，金黄松林、冷冽清泉、草甸羊群、木屋炊烟，让人很难将这些景致联系到焚烧的村庄、惨叫的少女和异地的身首。“漂亮的村庄就算烧着了也还是漂亮的”，电影《锦绣河山一把火》中，为被打死母亲报仇的塞族士兵点燃了儿时最好穆族小伙伴的村子；“他就像一个屠夫似的抓着喇叭筒，屠夫在杀鹅的时候，就是那样扭着脖子的”，小说《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孩子惊恐的看着闯入屋里的不速之客。影视文学一点都没对“内战景观”进行任何夸张。而这些村里的杀戮惨烈程度，都远不能与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这一战时联合国划定的安全区——的屠杀惨案相比。

发生于1995年7月11日到22日、持续11天的清洗，是二战后出现在欧洲的最严重屠杀罪行。

作为屠杀纪念地的波托察里公墓，距离市中心6公里，与我同时抵达的来访者，除了一群到塞尔维亚进行交换学习国际政治专业的美国学生，就只有一辆挂着瑞士牌照的SUV，车里走出一家老小，女的缠着头巾，估摸是撑过劫难后移民国外的幸存者，和那些在瑞典、美国都能见到的波黑穆族难民家庭有着相似的悲剧故事。入口处的大石碑上，雕刻着“8372……”几个大号红字，省略号说明着，8372只是“已知的、能对照出名字的”遇难人数，还有相当数量骸骨的DNA在等待校验，其中的不少估计将永远查无此人。另一块白色方碑的正反面，以波斯尼亚语和英语写着墓志铭，“我们向全能之神祈祷，望怨气换为希望，望复仇变为公正，愿母亲的眼泪变为祷告者，暴行从此远离斯雷布雷尼察和它的人民。”

8372……块白色的方尖墓碑，有尊严的一排排伫立在青草间，鲜红的花朵从土堆里茁壮的伸了出来，近乎椭圆的一大围平整大理石板上，镌刻着8372……位遇难者名字和出生日期，按姓氏排开来。我特别留意着几个生于1980年，与我同龄的他们，一定也曾在初中呐喊着枪炮与玫瑰的摇滚，追逐着AC米兰的联赛58场不败，对学校的漂亮女生越来越有生理冲动，可他们的成长，却永远停止在了15岁。

美国大学生在墓志铭前围成一圈，安静而压抑的听着一名讲解员诉说不久前的故事。一位女生掏出手机试图录音，却被讲解员迅速制止，“我得竭力避免我所说的被传到youtube上，虽然这全都是事实，但这个国家依然有极端的民主主义者，无论塞族、穆族还是克族”，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屠杀幸存者解释道。

接着，他将我们带到墓园对面的厂房车间。大屠杀开始前，这里曾是400名荷兰籍官兵的营地，是执行联合国维和部队安全区的保障所在。如今车间里留下的，是光秃秃的墙壁，以及一些遇害者的遗物和生平简介。面前一扇玻璃窗里，陈设着一纸早看不清字迹的祷告词，相伴的生平故事关于1977年10月出生的Dzevad：战火日益迫近，家人依偎一起。斯雷布雷尼察成为联合国安全区后，生活容易了一些，Dzevad每天穿着一双几乎见底的破鞋去上学，成绩却还一直排第一。1995年7月11日，被带往森林的他，与妈妈告别：”是分开的时候了吗？真希望小时候你就离我而去，那样或许会少几年痛苦。”妈妈和姐姐一直盼望着17岁的他，有一天能回家，直至2004年1月被验出了DNA。

历史证明，在杀红眼的疯子面前，包括国际法在内的一切律法都是狗屁。那一年的7月11日，围困了斯雷布雷尼察近一年多的塞军，置联合国安全区的地位予不顾，开进了城里，2万多穆族难民只得躲入荷兰维和部队的营地。从那位幸存的解说员口中，我们得知，没有什么勇者力挽狂澜的好莱坞故事，哪怕一丁点荷兰人版的“辛德勒名单”故事都不存在。“鉴于自家士兵和一些法国人被扣为人质，荷兰方面只得致电北约总部放弃空袭计划，并用5000名穆族人交换了14名荷兰人质。在陆军上校道姆.卡勒曼斯与姆拉迪奇的谈判中，荷兰驻军最高指挥官自始至终害怕激怒这位强硬的塞军总司令。随后，一辆辆军用卡车和大巴驶来，将藏于基地里的穆族人带走，妇女和儿童走一边，成年男性走另一边的不归路。而荷兰人不久得以逃出生天，在克罗地亚庆祝胜利并随后在阿姆斯特丹被授予英雄，当然，或许那时他们并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黄昏时，我去逛了一下斯雷布雷尼察主城区，道路干净、屋舍整洁，清真寺和东正教堂毗邻而居，孩子们在操场上呐喊追逐着一只皮球。如今整个行政区有着12000人口，绝大多数是塞族人，过去的穆族主人有着被法律重新认可的房产证，却没多少人返乡。至于当年逃难的幸存者家庭，几乎全数作为难民，永远呆在了瑞典、瑞士和北美了。

我像写日记般，用微博详述着这一天的所见所闻，有人回复，“可惜今天又有多少中国人听说或关心过这一悲剧呢？遥远的波黑与我们有关吗？”其实大可不必妄自菲薄，巴尔干从来都作为一种不堪的隐喻，而被排除在欧洲文明的范畴外。萨拉热窝客栈里的西班牙青年听说我去了个比较远的地方，问到：“那里漂亮吗？再告诉我一遍名字。”法国人听说过大屠杀，但也只表示：“那段历史挺愚蠢的。”当下媒体如此发达，也就意味着人们有着选择性吸收的自由，斯雷布雷尼察的名字，不属于大多数的旅游者。

萨拉热窝市内最大的天主教堂旁，有着一个永久的大屠杀纪念展。入口处是9年前曾在波黑电视台和全世界重复播放的一段恐怖录像，播音员提醒：“现在某位母亲将看到她的儿子，某位姐妹将看到她的兄弟”，接着6名穆族青年被一个个赶到一块空地上，塞军毒蝎部队的士兵从后面扣响了扳机。最大的空间，留给一位叫做TarkSamaral的摄影师，我曾在斯雷布雷尼察公墓的一间小屋里，看见过部分没署名的黑白影像，残破的洋娃娃、证物塑料袋上的一截铁丝网、墓坑里拉住遗体之手的白手套……这些或表意或写实的图片，都摄于屠杀暴行被曝光的几年后。还有一些记录邻里反目亲朋成仇的墙壁涂鸦，“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我将毫无理由的杀死你”；“杀人是我的事，这事儿不错”；“联合国，联合个屁（UN,UnitiedNothing)”……

我与在沙发冲浪网上认识的AhmedParic约了晚饭，他和在萨拉热窝出生并长大的女友Esma一起赴约。这位银行职员的个人页面上写着，“从斯雷布雷尼察逃离并活着，愿意分享那的记忆。”由于自己从不是那种敢丢出狠心尴尬问题的好记者，也就从旅行见闻、波黑国家队最近表现等“普世话题”瞎扯着，直至一杯茶后，Ahmed直接表示，“那我就说说斯雷布雷尼察吧。”

“也是7月11日那天，斯雷布雷尼察土著Paric一家开始了逃亡，在波托察里荷兰维和部队的驻地被塞军强行分开。没有多少挣扎，爸爸和哥哥被拉上一辆卡车，别看我现在挺高的，当时由于发育得晚，14岁时还是班里最矮的个头，因此就跟妈妈和姐姐一辆车，开去了图兹拉，而我那些同班同学大多就永远没了。从图兹拉到战后的萨拉热窝，我们都一直等着亲人的消息。2008年，爸爸尸骨的DNA被验出，去年，哥哥也被证实遇害。”

沉默良久后，我勇敢问到：“银行里总有塞族同事甚至上级领导吧？你们怎么相处呢？”

“有的，但我绝不可能和他们交朋友。工作归工作，8小时之外，我不会参加任何团队建设和节庆活动。”Ahmed描述了他们这样幸存者的工作环境。

“后来，你们回过家乡吗？”

“我们在那里还有一套空房，妈妈回去过，由于当时执行死刑命令的大多是当地塞族警察，彼此都认识，她也就在大街上认出了其中一名凶手。那家伙竟然轻松的和妈妈打招呼，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妈妈被吓得沉默不语。如果是我碰上他，并确认他参与过谋杀我的爸爸和哥哥，我想我会杀了他。”

我送了他俩一对筷子，Ahmed曾和女友下过中餐馆，“我甚至能用筷子夹豌豆呢。”分列时，他撩开他的裤腿，右脚踝上方竟刺着四个中国字——信心命运，那时在图兹拉等待爸爸和哥哥消息时纹上去的。Ahmed当然清楚这四个字的含义，而我也希望这双筷子能替代复仇的刀子。

回国几个月后，Ahmed从脸书上给我发来信息：Esma不再是我女朋友了，从今天起，她成了我的妻子。欢迎再来萨拉热窝。”

大屠杀纪念墓园入口处的大石碑上，雕刻着“8372……”

8372……块白色的方尖墓碑，有尊严的一排排伫立在青草间

作为屠杀幸存者的向导，讲解完毕后独自离开充满伤心记忆的维和部队营地

新一代的孩子，在满目疮痍的斯雷布雷尼察长大

摄影师Tark Samaral在大屠杀以后拍摄的作品

由于还有很多DNA没能比对出来，遇难者人数还不止8372

与我同龄的屠杀幸存者Ahmed Paric及其女友Esma

逃出生天后，等待着父亲和哥哥的消息，Ahmed Paric在小腿上刻下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