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意的背叛

伯格曼真是人性的分析大师。他的故事永远把人物的命运放在及其真实、残酷的、阴郁的、欢乐、悲伤、不幸、幸福的光影对比中展示。就像生活里有阴天和晴天。他把人写的有灵性。男主的固执、自尊，面对妻子的阴郁、强势，又离不开彼此的矛盾。无法用只言片语表达的东西，都通过镜头演绎出来。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无不是内心的外化。他的喜怒哀乐如同戴着枷锁。他的妻子的爱和付出，他视为理所当然。唯一真正动他感情的是儿子差点被一直好心照顾在家的男孩儿出于报复想带着他的儿子跳入河流中，他暴怒将男孩一顿暴打。他的内心极其残忍失去自控的一场戏，最表达他的内心。无论是事业还是家庭，他主导着一切。他很少会露出笑脸。他虽然也是个善良的人，永远被他独立的不与常人同样的生活目标所驱使。一样可以发挥专长的提拔，被他视为对他的侮辱。他的内心似乎永远走不出自我的画地为牢。而这个目标令他烦躁不安、令他众叛亲离。最终沦为孤家寡人。这样的追求是符合上帝的意志还是符合他对自我的定义。他生活中有什么牵挂吗？他奋斗的目的是什么？是争一口气，还是为自己和所爱的人赢得一份安稳舒适的生活？他似乎永远在与生活斗智斗勇。说他一心追求信仰吧？他似乎不相信上帝是可以将人从苦难中解脱出来，也不感觉上帝是他的精神寄托。他的矛盾思想，虽然不无生活经历带来的感悟。但他的精神追求势必是充满形式和真实内心的冲突的。他的职业不如说是精神控制的一种表达，一种自我肯定的方式。因为他虽然善心收留孤儿，但他并不真正为孤儿着想。这种所谓的善心，最后不得不演化为一场悲剧。

还有他和工程师在教堂的一场矛盾冲突。看出他和工程师完全不顾幼小的孩子的感受，用语言互相攻击侮辱。他如果是真善的话，完全可以选择更明智的方式。

整部作品，给人以强大的感染力。因为他不仅写的是两种阶级结合后的婚姻矛盾。而是不同成长背景带给人的成长多么深的影响。

感谢伯格曼献给人类如此精彩的戏剧。

原发于2017年4月28日《北京青年报》“北青艺评”。

今年北影节“天坛奖”国际评委会主席比利·奥古斯特除了与其他评委合议决定各类奖项花落谁家，还为观众带来他1992执导的电影《善意的背叛》。这部擒得当年的戛纳电影节最佳电影和最佳女主的影片，由世界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编剧。套用伯格曼1973年拍摄的电视剧的剧名，电影讲述的是伯格曼父母的“婚姻场景”。而尽管开拍之前，伯格曼表示会给予奥古斯特绝对的创作自由，成片仍然鲜明地烙着伯格曼的印迹——拍摄过程中伯格曼是否“绝无干涉”已不可考，被戛纳大奖肯定演技的潘妮拉·奥古斯特，倒是他钦定的饰演“母亲”的不二人选。

观众对这部电影生发兴趣，冲的自然也是伯格曼的“我手写我心”。虽然丹麦导演奥古斯特的来头不小（《善意的背叛》带来的戛纳殊荣，于他并非高不可攀的意外收获，他1988年凭借电影《征服者佩尔》，已斩获戛纳金棕榈大奖，次年又因该片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亲密触碰小金人），可是比起“大神”伯格曼，他的尊位显然小上许多。所以，一些影迷一厢情愿地将《善意的背叛》视为伯格曼的编、导作品，或许也有因可溯。

像伯格曼的《芬妮与亚历山大》《婚姻场景》等作品一样，《善意的背叛》也分电影和剧集两版，电影版时长约3小时，电视剧版共有4集，合计时长约5个半小时。两版本质上并无区别，说的都是伯格曼的“父亲”亨利克与“母亲”安娜“相爱”的艰难、“相杀”的必然，时长的区别仅在于细节的丰盈与否。穷小子亨利克与富家女安娜原本隔着阶层差异，亨利克捧着神学典籍试图以上帝之名将两人之间的罅隙填补，但是从他步入安娜世界的那一刻，不知怎样享用一顿中产阶级家庭的丰盛晚宴时，鸿沟便注定会越拉越大。

一切源于自卑早已渗透亨利克的骨髓血液。他根本不相信爱情具备消弭两人身份差距的伟大力量。神学院求学期间他与安娜的被迫分离，固然与安娜母亲强烈的反对意志和手段脱不开关系，但他同时怀抱“无产阶级”的情人，某种程度上可视作为自己留下绝无风险的婚姻“备胎”。成为牧师并与安娜重修旧好，他立刻带着安娜奔赴天寒地冻的边陲，期望用苦修的方式换得上帝对两人关系的一生祝福，可是深入讨论如何举办婚礼发生分歧时，亨利克向安娜展示出“神也没辙”的粗暴，认为安娜正在背叛他的“良苦用心”。之后，这种行为愈演愈烈，安娜最终忍无可忍回到母亲身边，亨利克开始更为极端的修行，却经受不住村妇“善意的诱惑”，世俗的欲望压倒性地战胜上帝的旨意，他真正意识到自己的“传到授业解惑”，无论对于资本家或者工人，男人或者女人，都没有实质性帮助。

此种以刻板保守的形式坚守清规戒律，无奈没有“被神附体”的凡身难以抵御内心蠢动的欲望，时不时便会“化为”恶魔的牧师或主教等神职人员的形象，在伯格曼的电影中时常出现。他1963年执导的《冬日之光》中的牧师艾瑞克森，几乎是亨利克的“翻版”。艾瑞克森在妻子死后，日渐丧失管理两人昔日经营的社区教堂的兴趣，上帝渐行渐远。他在寒冷寂寥的冬日听命身体的本能，与一直爱着他的玛塔成为情人，却无法弥补上帝缺失带给他的痛苦，每逢周末引领为数不多的信众做的礼拜，当然也成了没有目的的敷衍了事。而伯格曼1982年拍摄、投射其童年经历的《芬尼与亚历山大》，在芬妮和亚历山大这对被伯格曼“派出去探察真实世界的侦测兵”看来，他们的继父爱德华，更是徒具替上帝传声的主教外表，骨子里是位假借“上帝的名义”的冷酷暴君。

伯格曼在电影中不断“黑化”神职人员，源自他童年时期与父母的“交恶”。有关他的家庭、父母对其生活以及创作产生的深远影响，伯格曼在自传书《魔灯》中有过多次提及。他的父亲艾瑞克职业生涯一度做到瑞典国王的专属牧师，但在教育儿子方面却是极不称职。正如《芬妮与亚历山大》中爱德华以关禁闭、断食等行为惩罚“对上帝不忠”的亚历山大，伯格曼儿时曾因尿床被不苟言笑的父亲关进黑暗的衣柜。于此同时他的母亲，也并没有扮演与“严父”对应的“慈母”角色。当伯格曼佯装生病或者说其它谎话企图博得母亲的关爱，换回的不过是她一眼戳穿的冷冰冰。

孩童时代与父母“一言难尽”的关系带给伯格曼无法磨灭的阴影，他在电影里探讨宗教的态度，折射生活中对父亲的恨意，然而在母亲面前，他一直是个主动伸出双臂、渴望得到拥抱的小孩。1965年年初，已近知天命年纪的伯格曼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得知父亲患上恶性食道癌准备住院开刀，对于母亲让他前往医院探视的要求和哀求，伯格曼明确拒绝，当母亲冒着风雪赶到他工作的斯德哥尔摩皇家歌剧院，伯格曼本欲用拥抱和亲吻将她安抚，却迎来母亲响亮的耳光，母子之间眼泪版的“呼喊与细语”随后上演。

这起冲突，被伯格曼以“追溯父辈”的方式拿来放进《善意的背叛》伊始，自嘲解释父亲与他的彼此憎恨，或许来自伯格曼家族的遗传。影片中亨利克的祖父开出足以资助他顺利完成学业、还清欠账的不菲价码，要求他去医院看望病危的祖母，可是亨利克无法释怀两人对他和母亲曾经的驱逐，坚定回绝，其后祖母逝世，他的态度依然不改，拒绝出席葬礼。

但《善意的背叛》“揭露”父亲“恶行”的同时，也呈现他对孩子的“疼爱”，呼应伯格曼对“爱”近乎扭曲的需求。亨利克和安娜听从神的安排收留了一个孤儿，可是安娜心里始终不能将他纳为家庭一员，孤儿得知安娜对他的厌恶，进行报复，欲把安娜和亨利克的长子（伯格曼的哥哥）扔进冰冷湍急的河里，亨利克成功阻止，对孤儿拳打脚踢施加暴行。这一举动，将亨利克身为牧师的象征意义几乎瓦解殆尽，亦将安娜甘愿付出的价值全部击碎，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促使她回归业已远离良久的生活方式，可是也不能否认，这一幕赤裸呈现一个普通父亲的即刻反应，纵使过激，却正中伯格曼下怀。

安娜自始至终无法真正放下的“中产生活”，自然也是童年时的伯格曼所渴盼的。这种生活的实质，幼小的他也许无法理解，可是和睦欢快的家庭氛围，无疑是他希望感受到的。从此层面理解，《善意的背叛》既是《芬妮与亚历山大》的续篇，又是对它的致敬。《芬妮与亚历山大》中，母子三人在家族成员的帮助下，亦从爱德华的“魔爪”逃离，最终回到家族。《善意的背叛》临近尾声，肚里怀着伯格曼的安娜与母亲、长子以及其他家族成员欢度圣诞的场面，也很容易让观众联想到《芬妮与亚历山大》的开场。而从奥古斯特的导演角度而言，如此而为似乎是顺理成章。他在《征服者佩尔》里，已表达对伯格曼的敬意。从瑞典来到丹麦讨生活的父子的简陋行囊里，放着几株瑞典“野草莓”的胚苗，它们在丹麦的土地上结出可口的“瑞典味道”。

纵观全片，伯格曼父母恋爱与婚姻的路上，亨利克和安娜两位当事人之外，几乎每个相关的人都在“善意的背叛”。安娜的母亲为女儿的幸福考虑，不听丈夫劝告销毁安娜写给亨利克的书信；亨利克的母亲看到安娜的第一眼便一百个不满意，一边祈求上帝原谅一边发下恶毒的诅咒。诚如两位母亲所愿，亨利克和安娜虽然最终没有“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但镜面上的一道道裂痕却再也无法修补。

然而也要感谢那些一直存在的裂痕。没有它们，童年的伯格曼不会慢慢成长为屹立于世界影史永远不会倒下的伯格曼。

油画般的质感，富人阶层的生活，罗马、意大利的风光，森林、冰雪、蕾丝裙与衬衣、餐具、烛台、桌布、木地板……是一部十分温情与高贵典雅的电影，矛盾与冲突也基本在日常的温情之中，不至于滑落到真正的残酷之中。且剧中人物的行为、操守，大都高尚，除了亨利克和他后来的养子。

连遭遇移情别恋情人的餐厅女招待都表现得那么高尚，只为了来成全一个偏执、傲慢、狂妄、外表冷静内心粗暴的受迫害妄想症试图以一种残酷无情的方式去打破、改变他生活中的社会秩序与阶层的年轻人的爱情。他真的对安娜是爱吗？我很怀疑，他可能需要一个女仆，无疑，一个真正的公主会无形中提升他的精神至上主义者的魅力。

所以，后面的无论安娜为他做什么，做多少，哪怕一件小事，跳个舞，他宁可推倒安娜和孩子，都不会如安娜所愿。更别提能体现他仁慈的收养养子。安娜认识他，是她一生真正不幸的开始。因此，最后她大着肚子对他说，和他在一起是她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其实已经是善意的背叛了。对自己的背叛。

回到现实，一个富家女，别无所求嫁给一个穷小子。随他远嫁他乡，在冰天雪地、穷乡僻壤，既要支持他的工作，又要操持家务、生养孩子，还有比这更伟大更无私奉献的爱吗？我觉得是没有了。然而，她获得了什么？她生下孩子都不能回大城市自己家和母亲一起过圣诞。以爱为名义的控制与欺压，在爱面前，打破阶级并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能尊重与平等对待对方。可是亨利克一件也做不到，也没想过去做。

亨利克对富人阶层的憎恶，从他自己的出身，他和他母亲一辈子的悲剧，私生子，不为父亲家庭所接受的人生。到他巧取豪夺般得到安娜后，与她母亲和她家庭的处处作对，以及他愚蠢地侮辱镇上的工厂主，最后更是直接参与劳工暴动，逼死了工厂主，而无一丝怜悯和反思，也拒绝给他做祷告，直接体现了他无情、残酷与冷血。他并不像他所想的那样是在行善，传播上帝的福祉，他只是利用宗教的权力来践行自己内心多少有些扭曲的意愿。他多少是将安娜作为祭坛上牺牲的羔羊了。

虽然安娜有她的局限，她不喜欢那个收养的孩子，她有阶层的眼光，但那并不是她的错。她坦诚，热情，有自己的边界。她可以给予但不打算献祭自己。和以后长大后的英格玛·伯格曼一样，我有多喜欢安娜，就有多厌恶牧师亨利克。不过，还好是安娜，有一个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带孩子回去，一辈子都不用担心生活的优越条件的家。只是最后，我们也都明白，他们再在一起，在哪里，也并不会有什么根本的区别，生活还是会和以前一样，充满龃龉、粗暴、冷漠、忽视，安娜习惯和梦想的那种浪漫又温馨的家庭生活并不会在他们之间发生。因而背叛自己从来就不会是善意的背叛，年幼的英格玛·伯格曼今后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痛苦，首先都经过他母亲的身体与心灵的过滤，那又是怎样的一种生活。

Den Goda Viljan的翻译应该是"The Good Will"，Viljan是单数。不知为何英文片名是复数。

感觉影片主要还是在刻画人物性格，以及男女主角各自的性格如何影响了他们的婚姻。

男主角是个牧师，有着一定精神上与职业上的追求，愿意去穷乡僻壤艰苦传教。但是个人性格的缺陷仍极其明显。比如未婚同居，比如脚踩两只船，比如喜新厌旧，比如脾气较差，对小孩和女人使用暴力，比如专制、控制欲很强。但基督教对其性格还是有好的影响，比如他在某种程度上同情劳工，厌恶资本家。

女主角是个富家千金，她的性格她母亲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比较单纯，没有涵养。但是在大节上似乎要比男主角更加坚定。当男主角已经放弃了对她的追求的情况下，她仍然决定与其成婚。嫁鸡随鸡，到了穷乡僻壤，毅然抛弃了积习，再苦再累，也当起了一家主妇，操持家务，相夫教子。当觉得自己的孩子无法在那里获得良好的生活的时候，毅然决然离开丈夫，回到Upsala （大镇子）.

相比之下，男主于一时的好恶敢于拒绝女王提供的职位，却无法真正承受离开女主和孩子的生活，最终屈服于女主，背弃了自己立下的在荒凉处找到自己的决心，回归了城市。

据说，男女主的原型是瑞典一位著名导演的父母。这位导演的对其父母的认知与评价也就非常明显了。

The Good Will说的是谁为了谁的Good will？显然是男女主的家长虽然认为两人不合适，婚姻会产生很大问题（确实如她们所预见），并在婚前竭力阻止，但一旦成婚却仍然给了他们祝福与支持。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都算是good will了。

影片时长3小时，如果不是对这位导演的家史非常感兴趣，其实看起来是比较费力的。电影的摄影非常好，每个场景看起来都像是油画一般，足见功力。

总体感觉这部影片是比较私人的一部电影，主要在回忆自己的家史，并于此同时，刻画了瑞典20世纪初的一些社会情况与各个阶级的生活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