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路上

大概是2007年的时候，我上小学，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去电影院包场看了这部电影。那时因为太小，也没有经历过这么贫苦的岁月，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现在是2016年，我上高三，距离看这部影片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年。尽管如此，我还是依稀记得影片中的一些情节，比如小女孩筹钱，鸡蛋，钢笔等一些非常零碎的关键字眼。每每想起，都特别努力的去记起电影里的情节，可见这部影片深入人心，着实成功。今天终于找到了这部电影的名字，情节。也算是在高考前圆了多年记忆里的碎片。
    最后，中秋佳节，祝愿所有的读书人都能顺顺利利读好书，上好学!

         踌躇之余，还是按下“播放”键。我不确定，以我现在的心情能否用心去欣赏、去观看。我一直怯于将这些观赏后的心境，用书写的方式记录、感慨。不知这能否算是友人常对我说的，不自信的表现。那些生活中真实的、拼凑的、想象的故事以至片段成章，都被用动态式的效果呈现，在大众所能普遍接受的视觉感中独树一帜。我想，我是忠于传统的。将一本书捧于手中，细细品读，句子的耐人寻味，亦或是作者含糊表达的言辞，于我而言，都是一种仰慕。所以，我喜欢这种文字视觉。 然而，我也是好奇的。在最为低落的时段，我几乎整日将自己搁置在动态效果的故事情结中，随着主人公的心情而沉郁而自娱。


         如今，却不能整日面对这些，半月归来一次，挤出一些本该安顿休息的时间，来补偿内心缺失的情境。获取安慰原来可以很简单。殊不知，陷于如此的窘境，只得说自讨苦吃。一味解说孤独与凄凉，却忘记如何走接下来的路。 我永远做不到她的坚持，上学对她来说是命，是快乐，是未来。她追着卖羊人说“叔叔，你就把羊卖给我吧，到时候我就可以挣80块钱，再加上我之前攒的20块钱，我就可以坐车去摘枸杞了。摘了枸杞，我就可以挣更多的钱，挣更多的钱，我就可以交学费了，交了学费我才能上学。叔叔，我想上学。”所以，我说，我永远无法像她一样，用一种坚持而乐观的心态面对本不该承担的压力。压力多而繁重，是自身强加的后果，我识得此后果，却愈陷愈深。往往解脱并非最难，而重新面对时的茫然，却为最艰辛。友人对我说“如果你 觉得郁闷了，不开心了，难受了，那么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你还不够努力。”付出与收获成正比，所以，永远都是一种不肯原谅自己的姿态，莫让借口填埋你的过失。


        在那惊险的片段并跟随剧情跌幅的心情里，一直以为，身处一处陌生而生畏的外太空，浮动的是细小而卑微的星石，自己便无引力无声音的随处飘荡。待屏幕最终出现全黑画面，两个小时播放时间结束后，才会稍有回神。 只要空间不属于自己的，便会觉得自由。不用为身边的琐碎有过多烦恼，不用为学业的不前而深陷抑郁。


         只是，当身边不再重现往日美好而无忧的时光时，深陷痛苦却无从倾诉的苦处，又有谁可理解呢？我总是习惯将痛苦与无助用提笔的方式记录，因为如今，我无法找到可以理解我的人。她们是发光的星，而我只可仰头而视，伸手摘取，却无法触及，想将自己提升成这样的高度，却不知该走何样的路可以到达。她们是耀目的，是受人景仰的，而我，却只能站在低处的昏暗里，以一个虔诚而崇敬的姿态仰视。

叔叔 我求求你了 您就把羊卖给那位老爷爷吧
你卖了羊
我们就算是把生意做成了
我们把生意做成了
你和那位老爷爷就能一人给我们一块钱
这样我们就有两块钱了

我现在缺钱
不知道应该咋办呢
我拿了家里的鸡蛋卖剩了八毛钱
把笔卖给王老师赚了五块钱
又帮小哥哥养羊 赚了五块钱
一共是十块八毛钱

可是我又给帮说价的看不见的爷爷一块钱
给弟弟买糖豆花了一块钱
我还剩八块八毛钱
去水固的车费是十块钱
我还差两块钱呢

有了去水固的车票
我就可以上水固摘枸杞
我会好好劳动 摘好多好多枸杞
一斤枸杞两毛钱
我要摘一百二十四斤
有了这一百二十四斤枸杞
我就能够卖二十四块八毛钱
我有了这二十四块八
我就可以把学费交了
我就可以上学了

叔叔 我求求你了 你就卖了吧
我不想像三花一样嫁人
我想买到去水固的车票
我想摘好多好多的枸杞
我想把学费交了 我想上学

       農村、教育、家庭、大西北。這樣的標籤貼在電影里，觀眾很難不把此類片子跟政策宣導片、主旋律影片混為一談。在固有的觀影經驗中，但凡影片開頭幾分鐘出現飄揚的五星紅旗、西北漫天黃沙、握著筆窩在角落里讀書的小孩、學校破舊的操場，大腦反應機制就會提醒觀眾，本片接下來的部分講講述黨的政策如何之好，如何幫助孩子圓夢，如何改變了窮困小山村的面貌。於是帶著強烈的反感與抵制情緒，觀眾會毫不猶豫地按下網頁上的叉。
     
    導演方剛亮卻跟觀眾玩起了躲貓貓，他在主旋律中間挑刺，偷偷安插自己對於主旋律的暗諷與地址。幾個鏡頭暴露了方剛亮“打着主旋律的幌子在反主旋律”。第一個鏡頭是王燕跟男孩買圓珠筆時，男孩口中那句：“上頭扶貧送的。”救援物資沒有發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上，而是在地方被攔截收為囊中之物。第二個鏡頭是王燕賣羊。邊上的人說：“退耕還林了，羊不讓養了。”中央一句有專家背書的理論，不考慮民間實際狀況就執行。第三個鏡頭是幾個孩子在“山”字前做手指算價格的遊戲。導演方剛亮在圍脖里解釋鏡頭的構思。他在路边看到墻上漆著巨大的“封山禁牧”四个字，墻的前面上有几个孩子在玩手指遊戲。他大腦里出現了三個備選方案。一是把四個字都帶到，但孩子變成很小的前景。二是帶一個山字加邊上一兩個字。三是電影里我們看到的那個頗有政治意味的畫面：單一個山字，孩子作為主題在開心的遊戲。他也許想偷偷傳達這樣一個信息：政府制定的規則，在孩子眼中不過就是遊戲而已，沒有實際效力。就像法律有兩種，一種是活在紙上的，一種是活在心裡的。紙上的不過是給別人看，證明本國正朝著法治社會靠攏。活在心裡的法律政令，才是人民真正接受的。活在墻上的政治宣傳標語，在遊戲的孩童面前顯得各位無力與慘淡。

    澄清了本片是主旋律影片的疑惑之後，來談談《上學路上》的電影題材。在大陸我們習慣與把此類型自動歸檔為：農村教育題材。但凡講述貧窮落後陰暗底層人民的電影，加上一點動人的敘事，漂亮的鏡頭，煽情的音樂，總會擊中外國各大影展的心。《上學路上》就是很好的例子，本片拿到了來自德國、伊朗、印度、希臘……其他地區的獎杯，這種墻內開花墻外香的電影在大陸不是少數。在台灣，本片可以和《海角七號》、《艋岬》、《雞排英雄》一起歸入“三小”電影門下。三小電影，顧名思意，中間有三個重要的元素：小人物、小地方、小故事，導演跟編劇下足了猛藥，從在法國暢銷的《李燕日記》為切入點，加上實際地區的觀察——手指交易，創造了一部三小電影的奇跡。

     電影的場景定位的小地方在西北一座古城予旺邊上的村莊，這裡在過往的歷史長河中曾扮演商品交換的聚集地，手指交易的買賣出價模式在這個小地方盛行。現在的電影太多太雜，要想擠出頭，沒有一點原汁原味的“土東西”來吸引外面世界的人真的太困難了。導演聰明地把手指交易的元素加在這部片子里，不僅符合小地方的背景架構，更增加了這部影片的內涵，從教育到商業，觀眾會看到商業運作模式背後人心裡的貪婪與純真同時發酵。

     電影里重要的人物其實就一個李燕，其他人賣力活蹦亂跳地演出不過是為了豐富她的形象，作為學生的好學形象，作為女兒的叛逆形象，作為姐姐的霸氣形象，作為打工者的小心翼翼的形象。於是就引出了花五元錢買筆覺得值的校長、表面上不讓女兒上學實際上幫著女兒找老師求情的母親、貪玩調皮又偷懶的兩個弟弟大瓜二瓜、即將嫁人背質數表很熟練的三花、機靈霸道卻骨子里善良的相親對象小男孩……沒有驚天動地的英雄、沒有愛橫情仇的俊男美女、沒有邪惡的壞蛋，有的只是一個個活生生血淋淋的西北人，淳樸中帶著一絲狡黠，善良中帶著一絲貪婪，人只有變得立體飽滿，好壞參半時，才能散髮出人的味道。這就是小人物帶給觀眾的力量，也是本片在市場上能殺出一條血路的原因之一。
   
    故事的主角是人，有了雜糅性格的小人物，導演和編劇串起了小故事。故事并沒有驚天動地，但那些畫面卻活生生地打到觀眾心裡，刺痛他們的心臟，讓他們情不自禁地跟著導演編劇的腳步節奏走，從縫隙細節中窺探“接下來發生了什麽事”。好萊塢的商業電影的標準其中有一條就是能抓住觀眾的心，讓他們產生好奇，接著再製造驚喜，讓觀眾會心一笑。方剛亮跟編劇赵冬苓在故事上并沒能逃脫此類電影的俗套：偷賣雞蛋雞蛋被意外踩壞，花1.8元從相親男孩手里買來的筆弄丟，不能上學的好姐妹撿到筆不還、用糖糊弄懶惰弟弟去打草喂羊……本來想給故事的分數打低分，看到導演的解釋，才發現其中另有玄機。他建構了一個成人認可並且愿意相信的假象，即：王燕想賺夠24.8元上學是因為她喜歡讀書。他解釋說：“我们必须要合理化孩子，就必须认识到，孩子并没有那么高尚，过于高尚的孩子是虚假的。 我们必须给想上学的王燕找个孩子气的实在的借口，‘为什么能给两个弟弟买新书包，却不让我上学？’，与弟弟妈妈赌气成了影片前半部分的王燕的动机。后半部分，我们强化了王燕和三花的感情，‘出嫁面临着好朋友的分离之苦，只有继续上学才能避免出嫁’这个成了王燕努力赚钱的很实在和具体的动机。”（*1）這樣的理由比起“我想上學”來得動人可信的多，有時候人的目標并沒有那么高尚，高尚的目標不過是在完成事情之後的遮羞布，把醜陋的陰暗面通通遮蓋，只剩光明磊落。

     三小電影以小為美，秉持著密斯凡德羅的那句“Less is more”，建構細節打動人心。《海角七號》，《艋岬》的成功，是否為三小電影開了一張安全證書，以下將從拍攝生產到市場部分來談談三小電影在當代電影發展的價值。
     
    隨著消費者研究學興起，分眾變成很關鍵的一件事，一部電影不可能所有人都喜歡，瞄準目標市場，砸對資金，合適的宣傳與策劃，小眾電影也能找到自己的春天。《放學路上》的混搭風在定位上顯露無疑，導演標榜這是一部偏重文藝的商業片。文藝跟商業，這人類歷史發展上的兩個死對頭，總覺得有文藝在，商業價值會折了一半，商業氣息濃烈的，文化性又丟失了一半。商業片在畫面上需要快节奏的镜头切换，大信息量，需要大量高質量、多角度的镜头來滿足觀眾的視覺享受。導演用商業片的鏡頭角度來創造畫面的美感。比如三花姐出現時的背景是一條水平線分割了大地與天空，在空曠的場域里三花的形象慢慢出現。再如，王燕勸三花上學時，畫面右下角是田壟上三花移動的腳步，左后方站在田埂里移動的王燕。又如王燕上予旺賣雞蛋。鏡頭俯拍PAN過一排的水果蔬菜攤，最後定格在蹲在城門口手持籃子的王燕。這些有選擇性有主觀美感附加其中的鏡頭，都是導演為了適應商業片市場而選擇的。這種像市場看齊的做法，未嘗不是一條拯救小眾電影的出路。越是民族化的东西就越是国际化的，這話說著輕鬆，但真正能做出這樣東西的人實在是太少了。當中國本土的東西被我們丟在一旁，追著外國跑，矛盾的事情出現了，我們消費的中國文化被外國撿起加工，他們憑藉自己對中國的影響，拍出花木蘭，拍出功夫熊貓。看著自己的東西被別人撿走，文化加工后再高價買回來，中国人心里是复杂的。“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也是一個最糟的時代”，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这句名言用在三小電影市場怕是最合适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