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枪

   《借枪》的情节走到30%的时候，实在是谍战剧中的一条另类捷径：生活化的情节改变了谍战剧正襟危坐的样子，暗战攻心转身成了柴米油盐，信仰在生活的夹缝中挤压出几分尴尬，仍然跌跌撞撞向前。
三分之一处的《借枪》时时都穿插着这样的桥段：熊阔海费劲周折撬保险柜拿活动经费，偏偏冒出一个精明俗气的女房东不依不饶地追着他要债，原本应该紧张严肃的情节在这里一下给稀释了，再也板不起了面孔；熊阔海给接头人送枪，却因为没钱给女儿交学费而非要接头人拿一块钱来换，被人骂“敲诈”；熊阔海和下线在茶馆里碰头，谈完公事竟不知道该谁来付账，且由于没钱不得不把下次碰头地改到不花钱的报摊…
   这里的谍战不再是专业出身的两军阵营斗智斗勇，而是由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人们凑在一起共同完成这一项本应是紧张严肃的活计。寻常生活中的烟火气息点点滴滴地渗透到了“谍战”情节之中，这看似奇妙的组合，实际上是用烟火气息还原神秘谍战的生活面貌，为剧中的人性选择一个可供伸展的特殊舞台。
   如同一次谍战行动，《借枪》的重点不再是放在曲折的智慧和激烈的对抗，而是将笔触伸向了下游——要完成这些漂亮行动之前的现实准备。熊阔海要执行行动的枪居然要去借，这在从前谍战剧中近乎不可思议的情节，正是《借枪》要展示的理想与现实的微妙距离。因此，“借枪”应该暗示着一种尴尬，即信仰在现实中挣扎的状态。
   潜伏中余则成用一根金条买情报，可以买一份扔两份；黎明之前刘新杰用卡车设计，可以随手弄两辆，一辆装人，一辆诱敌。当然，他们属于高层次特工，处境与熊阔海不同。借枪此时的风格设定，显示这部剧的重心已然偏离。它将谍战置身在一堆鸡毛蒜皮之中——以此为重心点，看似荒诞，但不为招笑，而是以这种姿态来诉说理想与现实遭遇时的那一种琐碎而尴尬的情形。
潜伏中谢若林的现实主义在借枪中被放大了。在《潜伏》针锋现对的正邪斗争中，谢的现实主义显得别具一格又有几分滑稽，但在《借枪》中，这现实主义的放置却显得更加自然。这样的风格漫延成了借枪前半部的基调。
   在前30%的《借枪》中，信仰没有了完美的落脚点：坚定地从事着地下工作却不愿开枪杀人、不愿把女人拉到斗争之中，甚至不愿意赞美牺牲的熊阔海；敬仰英雄、有着爱国情怀但面临加入战斗之时却回归常人面目、有点叶公好龙的裴艳玲；在法租界潜伏，嘴上挂着委座训诫，却把地下工作做得更像一场买卖的军统卧底杨小菊；忠诚勇敢、不怕牺牲，但又能力有限而时时处于尴尬境地的GD天津地下领头者于挺……与以往谍战剧不同，这里已没有一个可以完美地支撑起信仰诠释职责的人物。它把对于信仰的思考分摊到了戏中这一个个各具神态的人物身上，通过他们来展示落入凡尘中的信仰的模样。
   如果，《借枪》可以这样延续下去，不做一部“合格”的谍战剧：没有紧张刺激的情节，没有英雄了得的人物，甚至作为谍战剧的那一道灵魂之光——信仰，接入的角度也不一样。在从前的谍战剧中，信仰由英雄来演绎，看它的时候我们必须仰望；在这里，信仰降落在了平常人的身上，让我们有了机会对它面对面地端详。
   但它却在三分之一之后拐了个弯，迫不及待地升华了。于是我们看到，熊阔海终于成长成为了合格的英雄人物，裴艳玲变身为深明大义的红颜知己，贪财无赖的安德森最终为兄弟两肋插刀牺牲自我，连做着谍战“生意经”的杨小菊也成为了慷慨赴国难的斗士…在后半部分，《借枪》抛弃了前半部分营造的基调，转身得甚至有些生硬。转身之后的借枪拾起了谍战剧前辈们情节取胜的老路子，但这条路子显然此时不是它的强项，以舆论的力量挑起决斗的情节更像是一出荒诞剧。
   纪念前30%的《借枪》，如果它可以顺着走下去，让我们看到信仰虽跌落凡尘，仍然在努力抖落一身灰尘、振作自己的尊严，同样可以让人在收起嘴角那一丝浅笑之后——肃然起敬。

怎么看怎么别扭，罗辑性有问题。

首先要说，借枪不差，而且还是近期荧屏上难得的一部力作，它的收视率不会低，而且这个成绩还不是完全卖“潜伏班底”的名头得来的。
不过话又说回，借枪的姜伟导演屡屡说要大伙儿忘记潜伏，说这部戏和潜伏不是一路，在我看来，就未免有些得了便宜还卖乖，潜伏的名头对本戏有很大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制作者非要如此撇清，倒显得矫情了。
如果说潜伏里余则成是一直在斗争，和站长斗、和马队长斗、和陆处长斗、和李队长斗、回家和假老婆斗……那么借枪似乎可以说是把其中的一段，即老余和谢若林斗争放大加强了，一个地下战士在情报来源上的各种艰难险阻……当然，潜伏得以被广泛接受的温馨幽默的生活气息，也不但保留而且扩大了，潜伏也发生在天津，而借枪里的熊阔海更是把“卫嘴子”的贫更加发扬光大。
不过不管潜伏还是借枪，好好的一个戏，不知为何道具都显得十分粗糙，特别是男角，那服装那发型都毫无那个时代的特色，应该说中国的三四十年代（西方则是六十年代中期）是绅士淑女的末期了，那个时代有点身份的男人应该是抹着发蜡的偏分头，那个时代的领带比现在的要短，等等。当然，这对剧情而言是无伤大雅，不过却少了一份时代的韵味。

熊阔海，与隋唐里天下第四条好汉——雄阔海同名同音。他是一个窘迫的，平常的，甚至还被老婆、弟弟认为多少有点窝囊的男人，一个骨子里却是一身正气和勇敢得男人。

熊阔海，拿着一把借来的枪，进行一场万人瞩目的“暗杀”，有老百姓在楼下助阵，有巡捕公开保护，有媒体进行广播里的现场直播。他要杀的人杀了他的妻子，用女儿威胁他，虽然动摇，却还是选择坚定的完成“砍头行动”。

熊阔海，没有余则成和刘新杰们的从容，他是中下层的情报人员，没有经费要卖掉自己家的房子，没有经费要耍无赖，他甚至不能做到妻女的温饱。他要面对的是工作和家庭，要承担的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地下情报人员的责任和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熊阔海和他身边的人告诉我们：

1、中下层的情报人员真是太不容易了，但他们有坚持的勇气和决心。
2、一个男人背后有个有情有义，识大体的女人多重要。
3、当有人为了让你活下去，给你跪下磕头，甚至为了救你的妻女舍弃自己的女人，并最终丢了自己的性命，这才是真朋友，真情意。
4、英雄也有一身的毛病，这才更像个人，才更让人心酸。
5、事情逼到那个份儿上，明知是个死，也得朝前走，这样的勇气不是人人都有的，所以我们要佩服拥有这种勇气的人。
6、做了什么才会成为榜样。

熊阔海，是一条好汉。

《借枪》是一部好电视剧。好电视剧，让你看着笑，看着哭，舍不得它结束。

枪是什么？暴力。为何要借枪？为革命。革命就需要暴力，而且需要的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暴力。暗杀一个恶贯满盈的日本侵略者，光靠三八大盖不行，要去借隐蔽性更好的手枪。手枪威力不够，要去借歪把子机枪。歪把子机枪目标太大，要去借狙击步枪，瞄准镜要六倍以上。狙击步枪被敌人缴获，那就再去借来歪把子。最后全都无效了，还是要靠手枪——靠殊死的搏杀，用自己的生命去完成一次难以想象的杀戮行动。这就是革命，充满暴力色彩的革命，为了达到目标，不惜一切代价的革命。姜伟在《潜伏》之后，为我们带来了这部更为浓烈、更为抽象的《借枪》，他用三十集的容量，用令人窒息的紧张感，用极为准确的镜头语言，更加深邃地探讨着革命和暴力的终极意义所在。

但这些还都仅是表象，《借枪》的独特之处不在“枪”而在“借”上。这个“借”字将“革命”这个崇高而空洞的概念准确拉回到了日常生活层面。为敌人对中共情报网络的破坏，熊阔海——一个潜伏在敌占区内的中共间谍，从第一刻开始就陷入到极为严酷的困境之中。因没有了经费来源，也失去了洋行的工作。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才能养家糊口。当腰包里连一个大子都不剩的时候，面对老婆埋怨的眼神，面对女儿期待的目光，熊阔海别无选择。为了家庭，他可以抛弃男人的尊严，哪怕是为了一块钱也在所不惜。所以最初我们看到的《借枪》，其实借的最多的不是“枪”而是“钱”。熊阔海终日周旋于天津法租界各种势力之间，想尽一切办法甚至不惜背上骗子的骂名也要借到钱，他惶惶不可终日，在极度的生存压力之下，支撑他的不是那些大道理的革命理想，而是一个父亲、一个丈夫、一个男人的生存本能。这个“借”字当中，革命已完全不是那些高亢的口号，而实在地成为了日常生活本身，这一个“借”字当中，饱含着多少生活的艰辛，又有多少现实的无奈！

《潜伏》就曾被人读解出了“办公室哲学”等等诸多现实情节，到了《借枪》这一点则更为明确。深入其中你会发现，这真的不仅仅只是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的谍战剧。天津法租界中共地下党的革命工作如同做买卖，一笔一笔的生意经念下来，是妥协、是务实、是执着、是果敢。毫无疑问，这群人做的是掉脑袋的大买卖，要想成功就需要具备各种极端复杂的条件。而当客观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就只能靠“借”来解决，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智慧方式，三国演义里面诸葛亮草船借箭、借东风、借襄阳，都是在自身条件不利的情况之下依靠智慧借助外部力量来实现成功。《借枪》同样是如此，它用一个精彩绝伦的故事，纠正了人们对于所谓理想主义者的偏狭理解——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绝非不食人间烟火，他们必定是要在理想主义之下采取最为务实的方式——借助同志的力量、借助敌人的力量、借助旁观者的力量，借助各种媒介、各种势力将自身的劣势转化成为优势，这一点也恰恰正是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百年中国大乱局之中能够最终脱颖而出的根本所在。

其实以上所言还不能呈现《借枪》这部作品那深邃含义的十之一二，因为作者以自己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熟稔的了解和深切的体察为我们建构了一个值得反复分析讨论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