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天之眼

        从来没有这么急切地，希望一个大饼摊上的所有大饼，能够被尽快卖掉，因为，它的摊主，是一个闯入军方反恐行动打击范围内的小女孩。
        我们已经无数次地看到过参与过这种主题讨论了：如果正常铁道上有九个小孩在玩耍，而废弃铁道上有一个孩子在玩耍，进站的火车已经来不及刹车，做为车站员工的你，是否该把铁道切换，让火车冲上废弃铁道；如果轮船沉没，十个生还者凭借救生艇漂流在茫茫海上，而获救之日还遥遥无期，要不要杀掉其中一个作为粮食，让其余九个人多挨片刻？
        《天空之眼》（Eye in the Sky）把这种伦理和道德困境变成了现实，凯瑟琳上校和她的同事，已经追踪一群恐怖分子达六年之久，终于等到他们进入同一所房子，并且看到他们正在筹备自杀式炸弹袭击，可以名正言顺、合情合理地发射“地狱火”导弹，将他们歼灭时，有一个小女孩，却在那所房子的墙外摆起了大饼摊。根据军方安全专家的估算，一旦导弹爆炸，她被严重伤害的可能性，是65%。所有指挥、执行行动的人，包括官方的法律顾问，开始拷问、纠结、估算、博弈。
        但我想到另一种可能，如果这是一个游戏呢？如果这是一个反恐游戏呢？我们在电脑屏幕前，看着恐怖分子已经走进打击区域，而小女孩在墙外提篮叫卖，面对一群数字人物，我们会否有那么难以选择，会否有那么强烈的道德感，迟迟不肯敲下发射键？
        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天空之眼》 的画面感觉，酷似游戏。不论是空中监控设备的俯瞰视角，还是甲壳虫等等小型入户监控设备无死角移动的视角，还是军方分析员所使用的面部识别程序、炸弹伤害分析程序，都让《天空之眼》酷似一场反恐游戏。我们就是上帝，就是全能的操控者，就是天空之上的那双眼睛。所以，《天空之眼》让我想起的，倒不是任何反恐电影，而是《安德的游戏》，游戏里发生的一切，对操控游戏的人是假的，而对游戏中人（数字人物或许并不是虚拟的，也许自有生命和情感）来说，却是真的。
        事实上，对人类精英，对军界高层和政客来说，这就是一场游戏，按下发射键，没有那么难。犹如斯大林的名言：“一个人死亡是悲剧，一百万人死亡就是统计数据”。到底是要一个小女孩子死，还是要八十个人因为自杀式炸弹袭击而死，根本不在他们考虑范围内，他们考虑的，只是舆论、民意、支持率，“如果让恐怖分子出去实施了自杀式爆炸，我们就赢得了人心，但如果我们因为附带伤害而炸死了那个小女孩，那他们就能获得了谈资。”而他们做出决定的方式，也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慎重，国务卿正在国外访问，吃坏了肚子，只想赶紧下个指令，好回到马桶上；总统在中国访问，正在和中国的乒乓球小将打一场友谊赛，他很简单地做出了发动袭击的决定，随后面色轻松地回到了球桌旁。
        所幸这不是游戏，在作战指挥室担任指挥的，在一边担任法律顾问的，以及最终执行导弹发射任务的，都是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的情感、思想，有自己的世俗身份，也要承担世俗后果。他们没有单向度地接受命令，而是一个一个、一层一层，从自己的角度，发表了反对意见，官方的法律顾问，从头到尾在反对袭击，执行导弹发射任务的军人，甚至临场抗命，就如电影《十二怒汉》中所说：“必须有人反对，基于慎重对待生命的原则。”必须要反对，哪怕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这些微小的反对、拖延，让袭击被推迟了，从将军到发射员，都只好再等一等，希望局势发生微妙变化，他们无法干预小女孩的行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饼以自然的速度自然地卖掉。尽管他们的努力，最后并没收到预期的效果，但他们的努力本身，就避免了让恐怖分子赢得战争，因为，如果他们让无辜者死去，他们就变得和恐怖分子一样了。
        为了让他们更像活生生的人，剧本给几个主要人物，设置了一些职业之外的生活细节。开场，凯瑟琳被丈夫的呼噜吵醒，无奈出去遛狗，这一幕甚至让人以为这并不是什么反恐故事，直到她穿上制服，我们才知道她的身份；紧接着，将军给女儿买错了洋娃娃，导致女儿不满，不得不让下属去解决。所有这些细节，简洁、高效，都赋予这些人物真实的质地。
        但诡异的是，这又分明是一部电影，或者说，一部真实感更强的游戏。所有人的身份、来历、立场、道德感，以及他们作为人的真实质感，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的。他们长什么样，穿什么衣服，说什么话，都是经过设计的。所有的情节，如何推动剧情，会引起什么样的讨论，在这个电影还只是纸上梗概的阶段，就已经经过反复讨论，都已经被估算过了。为了政治正确，主要的恐怖分子，甚至被设定为白人，来自英国和美国。他们的困境，他们的反对，他们的热泪盈眶，都是假的。所有这些，和游戏并无两样，比游戏更可怕的是，游戏会多几种选择，面对电影，我们的选择只能有一种。
        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人在发射导弹时有丝毫犹豫，没有人在疯狂印刷货币的时候，有丝毫罪恶感，没有困境，没有道德挣扎，既已获得操控一场游戏的权力，没有人会轻言放弃。
        我们，都只是这场游戏中的游戏人物。

影片从表面上呈现出观点百家齐放。实际上在引导着观众往沟里带。
1- 影片里很多平民可能受伤，但是偏偏只关心一个小女孩，为什么？因为这个女孩有美国价值观：她看书她玩呼啦圈。其他的人死活是不管的。潜台词是：我们谈人性和道德，前提是，你是自己人，如果不是，sorry，即使你不是恐怖分子，人性和道德也不适用你身上，
2- 英国内部开会那个女的，要么跟将军争吵的时候总是占下风；要么占上风的时候确总是显得很不近情理。导演就是能用镜头，语言，情节的暗示来引导你去判断。表面上是公平的，实际上观众已经主动产生自己需要的观点了。
3- 中国乒乓球队训练，特写眼镜男打乒乓球。为什么打乒乓球的时候要戴眼镜？为什么选这种身材的男人？你讽刺领导站姿（这真的很好笑也很形象）我没意见，那是政治角力，但是你从生物角度上来丑化亚洲人，我觉得很恶心。关键是我们去剧院看这种电影，亚洲人花自己的钱给自己洗脑暗示自己天生长得不如白种人。现实就是这么地黑色幽默。
4- 黑种人的选角。自己去看看几个角色的长相。我就不多说了，真是百里挑一。无非要给我们脑里安放一个白种人为美的审美标准。想想我5岁的时候从杂志上第一次看到白种人感觉的丑陋，到后来整个社会以高鼻梁和深眼窝为美，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成功被洗脑的个例。
5- 角色的美化和平衡。两个基层飞行员，同情心泛滥，正面角色。那么脏活总要有人干吧？英军和美军的军官这两个直接下命令开火的人如何？想象一下，一个穿军装的肌肉男下令对女孩开火，观众会不会冒火？但是如果性别改成女的，年龄在60岁左右，你感觉会不会好点？一个问题解决了，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又来了，英国军队司令显然不可能是女的，好吧，那么就加上他给孙女买玩具的情节，温情多了吧？
这种情节，在真实战争中根本不可能发生。美国海豹突击队的狙击手Chris Kyle在自己的传记中也强调当年杀了小孩后他根本不后悔。
战争中的人之分成两种：能杀我的和不能杀我的。没有平民这个类别。
政客把事件分成两种：能让我下台的和能让我上位的。没有道德这个类别。
道德是拿来写书和拍电影赚钱的。
政客给军队立法规。士兵绕过法规杀到自己觉得安全为止。这本来都是人性，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一旦你出版影片来美化战争，问题就开始严重了。

　　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弘扬人道主义洗地片，其实不是。不要以为那些政客文人关心小女孩生死有爱心。恰恰相反，他们只爱惜自已的羽毛，并不惜害死更多的人，只要甩锅给别人。

    　　妇人之仁的法律顾问无法做决定，要甩锅给检察官，自热而然的，烫手的山芋从指挥室抛到了总部。于是政客们又陷入了担心舆论对自己不利的焦虑，又是一轮的甩锅大战，美其名曰为保全无辜女孩的生命。无论是政客还是军方，都知道小女孩必死无疑。军方选择直视并承担这个后果，政客选择掩饰推卸这个后果。军方自始至终选择“含泪”死一保十。而政客们不会在意死一个人还是死80个，所有的决定都是推卸责任和保全自己。

　　让我感觉讽刺的是，没有实战经验的士兵因为感情用事拒绝执行任务。然后为了救无辜小孩差点牺牲一个眼线。他们完全忽略了可怜的索马里卧底哥还在风险之中，整部片子最让我揪心的反而是这个卧底哥（虽然讨厌索马里人）。在我看来，这个黑瘦的非洲男子才是真正的孤胆英雄，他的出现也让沉重的氛围有所缓和。当上校命令他进入恐怖分子驻扎的区域时，我分明看到他脸上懵逼的表情，我猜当时他的心中一定有千万个草泥马跑过。操纵甲虫、假装卖桶、飞速跑酷，这个特工，很超级英雄。最后就差半分钟，他本可以救下小女孩，但他真的已经尽力了。

    　　那个圣母大妈安吉拉是挺厚黑的，虽然她流下了不值钱的眼泪，但是记得部长先生问她“如果我们不作为，恐怖分子炸了市中心，到时候被请到电视台交代我们的无能的是你还是我？”圣母大妈毫无负担的表示，“死道友莫死贫道！黑锅还是你来吧。我可以心安理得的看着青年党炸死80人然后谴责他们，但我不想担责任解释我们的炸弹炸死一个小女孩。”

　　最后，女政客想通过把小女孩的死怪罪到将军身上来麻痹自己，减轻罪恶感（我相信女政客的良心是不安的是忏悔的，因为全程她的反对声最强烈，最漠视生命，甚至表达了宁愿牺牲更多的人以确保舆论在她这边的意愿，竭力甩锅）。将军则以自己的实战经验反讽了女政客对生命的漠视：因为认识到现实的残酷性和生命的珍贵，才会做出牺牲1人保全更多人的决定。

 　　这部片子非常反映现实——反恐战争的真相，不仅仅是美国的反恐战争。将来中国领导也会面临类似的选择：坏选择和更坏选择，哪个是更坏选择？该不该担当。比如911之后，各国都有击落被恐怖分子控制客机的预案，我相信中国也有。从上帝视角来看，显然击落被劫客机比撞楼要好得多。飞机上的三百人总归要死了，没必要赔上地面的三千人啊。但当时没人知道这个后果，所以不可能击落。而现在，就算知道了底牌，就算知道了911的后果，就算是有预案。可以说，90%都不可能拦截成功，911依然会发生。因为政客和官员愿意担责？真发生这种情况，相互扯皮直至飞机撞上目标，是大概率事件。因为撞死的人都是恐怖分子杀的，官员顶多是个反恐不力。如果官员下令杀死全飞机的人，虽然救了更多的人，但没有人知道自已是被救的，没人会知道如果不击落会撞死自已，没人会因为没有发生的灾祸去感激政府，因为没有办法在平行空间演绎不击落的后果给大家看。到时候，那些公知和政敌会借机阴谋论质疑：“能确定不击落就一定911？就没有更两全其美的办法？机上真的是恐怖分子？” 而所有遇难者家属都知道自已的亲人是哪个官员下令杀死的，这个官员很可能成为皇上的替罪羊。如果我是领导，就算知道多死三千人，考虑自已要不要赔上仕途和生命去救他们呢？关键是被救的人不会感激我，他们和所有人都会指责我比恐怖分子更凶残。舍已救人，既没利更没名，还有罪。这种事，干不干？中国已经发生两起未遂航空恐怖案。未遂，运气而已。


　　对于一个领导，做消极决策要容易（不管对错），出了事也只是领导责任，不会成为元凶。如果碰上可能的911，就给下属一个模糊的指令：不惜代价粉碎恐怖分子的阴谋，保卫人质和人民群众的安全。下属一看：这明摆着推卸，拿我顶锅，我也推卸下去：一级一级传达下去，传达到飞行员那儿，没人说到底发射还是不发射。飞行员心里也清楚：不发射背锅，擅自发射更背锅……撞上了，不用再纠结了。领导发表重要指示：一谴责凶残的恐怖分子，二慰问遇害群众，大家纷纷点蜡烛。愤怒的矛头指向恐怖分子，这是必须的。当那个圣母说出：“死80个人，锅是恐怖分子的，人心在我这边；死一个小女孩，人心在恐怖分子一边”的宣传战论调，这是很可怕的。那会不会明知恐怖分子要砍杀群众，也要等他先砍死一些再制止呢？这是个现实问题，暴恐砍翻上百人后，向暴徒射出子弹的战士，被所有人视为英雄，幸存者当他救命恩人。如果暴恐动手之前就击毙了，公知会不会说死者是平民，圣母会不会说这些人是温和的维权？群众会当警察是杀人刽子手，因为只看见他杀人了。暴恐没有砍死一个人，所以没人知道自已是被警察救了。甚至还会认为警察更危险，可能会乱开枪乱杀人。

     坏选择和更坏赌博，这种题目会出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大洪水来了，是行洪避险（群众受损失）；还是冒险顶住（顶不住全完，死很多人）。但是两个底牌不会同时开，开前一个，群众只会记恨哪个官员让他们受损了。开后一个，成功守住了，群众会感谢这个官员保住了自已的一切。失败了，那是洪水干的。

 　　电影中的国务卿算是正常人，有担当。好象希拉里用手机批准了不少无人机袭击，但是扔个炸弹都要国务卿做决策，这本身不正常，又不是扔原子弹。小女孩可爱，但她的未来很黑暗，不是成为恐怖分子，就是成为恐怖分子的母亲。唯有消灭青年党极端主义，才真正拯救小女孩的人生。如果做不到，把小女孩和恐怖分子一起灭了，动手术流点血正常的，拯救其它更多的无辜。二战的原子弹杀了很多平民，但救了更多的人。做决策的精英是聪明人，但聪明人未必会是好人，会是有担当的人。应当把电影中的政客、律师和无人机玩家派到前线去，与恐怖分子面对面搏杀。一年后生还的，官复原职。

影片讲述一次针对自杀袭击恐怖分子的军事行动中，军方和政府为是否采取可能殃及一个无辜小女孩的飞弹打击而产生的分歧。这对应着一个经典道德悖论“有轨电车问题”：你是否会把即将撞死五个人的电车转向只会撞死一个人的轨道上。在一个简单化的有轨电车模型下，大多数人会选择最大利益，牺牲一人拯救五人。但导演想要告诉我们的却是：当问题被具体化地放在一个真实场景中，做出理性的选择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容易。其中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1. 悖论的矛盾根源是什么？
在电车问题中，更多人倾向于把“为了最大利益牺牲一人”当成一个标准答案。而选择不作为则可能被斥为伪善。但在电影里，导演带着观众观察并参与到小女孩的日常生活中，天平的这一边就不再是“一个人”这样冰冷的数字，而是要面对一个上一秒还在你眼前玩耍的活泼可爱的小女孩下一秒死在你的手里的残酷现实。这对人心灵上的冲击远比一百个人死在新闻里大得多。更不用提选择者还要面对因道德和舆论压力产生的自责。这种状况下你还能轻松地做出理性选择吗？所以这个道德悖论的矛盾不在于选出客观上最好的答案，而在于即使有了最好的答案我们出于感性也不一定会选择它。

2. 当个人陷入伦理困境，有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决定？
从上个问题的答案中很容易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应该战胜感性，为了大多数人的福祉理性地做正确的事。电影里的英国军方基本上也正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他们容忍小女孩的牺牲，极力促成通过飞弹打击的提案，因为他们知道放走恐怖分子必然导致更大伤亡。Benson将军、Powell上校都不是冷血无情的人，前者接到任务之前还在给女儿选购玩具，后者是吵醒了小狗也要说sorry的慈祥奶奶。但投入“战场”的他们，一个是把娃娃交给助手再走进会议室，一个是从睡袍换成制服。导演有意地强调这些仪式性的细节，就是为了说明：为了说服自己冷静客观，军人只能把人性放在一边，这是他们的工作性质决定的。正如Benson将军所说，军人不是没考虑过战争的代价，而是考虑之后做出了无奈的选择。

相比于理性的军人和作为感性代表的女官员（她始终坚持宁愿冒着大规模恐怖袭击的风险放走恐怖分子也不直接作恶杀死小女孩），我们大多数人同时受到感性与理性摆布。这就造成了我们在伦理困境中更举步维艰。于是我们首先会下意识地选择推脱责任，把伦理困境推给别人解放自己，正如片中大部分政府官员的所为。也许在屏幕前的我们可以肆意嘴炮指挥这些大人物们应该作何选择，但当责任真的压到个人的肩上时，我们也许会同样选择把决定权交给他人。

而当问题推不掉的时候，我们仅剩的选择就是找个理由说服自己，假装感性理性上都过得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粉饰太平地渡过这个无解的难题。当飞弹伤害到小女孩的几率被评估为65%的时候，大家还在踢皮球；但当局势变得已经迫切需要一个答案，皮球再也踢不走的时候，大家是怎么做的？他们几乎是通过层层压制把伤害几率硬是降到了45%。这个45%是怎么得到的，我想不光是表面上展现的由Powell少校和她的手下做了假，而是背地里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每个人一定都清楚：如果真有可以减小对平民伤害的方案，一定早就被提出了，为什么等到现在才忽然冒出来。大家不敢去仔细质疑，因为所有人都已经等这个自欺欺人的数字太久了，只不过最后总得有一个人来做这个脏活而已。 所以面对道德悖论，我们往往只是需要一个自欺欺人的理由。就算回退到那个简单的有轨电车模型也一样。仔细想想：五个人还是一个人，我们难道真的就更关心五个人的死活吗？还是我们只是需要一个理由，做我们认为正确的事呢？

3. 在决策中是否应该给理性派绝对权威？
按照上面的假设，如果个人只是为了自己内心过得去，那很可能只有理性派才能做出对大众福祉有切实意义的客观选择。所以我们是否应该把决策权交给这样一个理想的群体呢（假设他们值得信赖）？我觉得仍然不能。一味牺牲少数，追求群体最大利益，最终会走向漠视人性的极权。这就由原本一个两难局面下的无奈选择变成极端了。

在影片前半部分，公务运作上的繁琐程序、取悦宣传战争的政治正确看起来非常冗余繁琐，给军方行动带来了太多麻烦。但到影片后半，细想一下，其实人性关怀正是在这些冗余程序的庇护下才赢得了片刻喘息。正是决策者对舆论的忌惮（影片中提到的“一段youtube影片就可以导致革命”），才让少数人的生命在多数人利益面前没有直接被视为草芥。


所以对于道德悖论，答案仍然是——无解。我们在观影之初，也许会觉得影片中某些人的所作所为有很多令人诟病之处，但随着边看边思考，又会觉得其实整个程序没有一步不是在合理有序地进行着。在很多问题上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总以为这个世界的苦难都来源于人错误的选择，于是我们尝试探索错在哪里，寻找办法纠正。但探索的结果往往却得出这样结论：原本的一切选择都没有错，我们深恶痛疾的丑恶已经是万般无奈下最合理的存在。比起当初的种种不合理现象，这样的无奈才真的给我带来了深深的绝望。影片尾声，随着我的思绪陷入这样的绝望，那架无人机也飞进了一片无边无尽的阴云。


这部影片最大的优点就是通过细节把人物表现得非常立体，每个人物既是不同理念的象征，又都同样是有血有肉的人。除了直接描述“战场”上每个人的紧张表现，导演更着力刻画他们平常的生活状态。前面说过的Benson将军、Powell上校不再提。美军这边，两个无人机驾驶员进入指挥舱之前也是轻松地聊着生活话题。在面对生死的时候，几个小角色更是展现出了伟大的人性光辉：死里逃生的肯尼亚当地探员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的任务可能没有完成，托人去继续拯救小女孩。就连本来影片前半部分已经坐稳反派的恐怖组织士兵，在片刻犹豫后也居然放下机枪决定送小女孩去医院。承接之前的话题，让我进一步想到：也许决策层可以最终抛出解决一切道德悖论的万能方针，但具体执行它们的还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就拿那个肯尼亚探员来说，在所有参与任务的军事人员里，他根本没有权力参与讨论悖论的是非，但他会尽自己所能行善，在完成任务的同时拼死拯救生命。正是这样的精神力量，让即使知道理性选择最优的我们也并没有义无反顾地选择它。也许这才是对道德悖论最理想的答案吧。

话说，某英美联合情报部门追踪到三名恐怖头目的下落，并准备用无人机导弹送他们上天。可就在此时，一名当地小女孩闯入了爆破范围，极可能因这次打击而丧命。

一个看似简单的反恐决策，由此上升为牵涉甚广的道德议题。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距离恐怖分子执行自杀爆炸越来越近，一群军人、政客和情报官唇枪舌战，坚持己见又推诿着责任，他们最终如何抉择？这是《天空之眼》的基本情节设定。

稍具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人类社会中不少道德困境是无解的，哪怕穷尽人类几千年的智慧也无济于事。

网上热门的欧美公开课，常用电车转轨杀一人救五人的经典案例，阐明这一结论。

《天空之眼》并非试图重申这一家喻户晓的常识，更不是要试图找一个人无我有的解答方案。它用全知的视角，高度客观地呈现一场反恐战争中的细部，把所有考量一一摆现出来，供观众辨认思考。

我们平常讨论道德困境，都是形而上，停留在理论假设中。大部分人生活中，几乎不可能遇到铁轨变道救人的机会，就像爱看推理小说的读者，极少会付诸实践谋取人命。但对于职业人员来说，反恐战争中的道德困境真真切切存在，并经常迫在眉睫，需要快速决断。

影片用了极细密的手法，从军事技术和政治程序入手，不带一丝保留地指明，不同于那些“最后一秒钟营救”的惊险片，许多道德困境，在现行体制下完全没有办法回避。小女孩是否该承受间接伤害，是经典的电车换轨难题的反恐变种，一样是两害难以抉择。

当年的引进大片《勇闯夺命岛》也有类似的困境，魔鬼岛上的80多名人质与整个洛杉矶的人口，必亡其一。当权者也经历了一番心理挣扎，但并不太久就做出了决定，最后更是英雄力挽狂澜，千钧一发之际两边保存。那样的设置，更适用于迈克尔·贝的爆米花，体现一缕现实的复杂性，但又不希望观众作太深入的思考，以免影响了欣赏烟花爆破的兴致。

面对无解的难题，当局者如何作答，并让世人看起来似乎达成了两全其美，这才是《天空之眼》的核心议题。

打击恐怖主义与规避间接伤害，两种倾向，哪个是善，哪个是恶？在传统动作片中，一个政客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不惜牺牲一个孩子来完成反恐指标，必然是令人不齿的。

但《天空之眼》一换位思考，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害死一个小女孩，要承受刽子手的舆论压力，而放跑恐怖分子炸死多少人，毕竟不是我直接开的火，反而责任较轻，名誉较好，情势瞬间逆转，观众的道德天平也随之倾斜。

所以，现实中没有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奋不顾身，无论怎么选择，反正占领不了道德高地，没有脸谱化的大义凛然的英雄，或是蝇营狗苟的人渣，这就是身处政治漩涡中人的真实处境。

《天空之眼》无意成为大学公开课的教材案例，它犹如一部错置的《十二怒汉》。《十二怒汉》是人人都想话事，恨不得别人都听自己的，是一个争篮板球的局面。《天空之眼》则是人人有立场，又希望决策并非来自自己，是一个踢皮球的过程，最后踢无可踢，各自做出让步，达成博弈均衡。

所以《十二怒汉》是强调理性的平民戏，用事实证据说话，也有情绪失控，但毕竟每个人都是真诚的。《天空之眼》充斥了圆滑的官僚气息，人人倾吐对自己有利的场面话，用法理情理道义做包装，试图置身事外地把局面导向自己希望看到的局面，展示了人性的虚伪。而这种虚伪，又无法归结为人性之恶，而是深谙了道德困境无解后，一种顺势而为的处事方式，是生存的本能。

不同于他们的上级，片中的两名无人机操作员是新手，身处指挥连的底层，只有他们更多地从良心出发做决定，可谁能保证若干年后，他们不会成为其他角色那样呢。影片巨细无遗展示的这个揪动人心的反恐个案，是千千万万反恐战争的缩影。

反恐前线捷报频传，文明世界欢欣鼓舞，可那些为之献祭的无辜者，只能在少数知情者心中停留。开不开火的道德困境，终究无解，人类转而思考，如何承受代价可以令自己好受一些，遗憾的是，从《天空之眼》来看，这个答案也至今欠奉。

全片的题眼之一是“没人比军人更清楚战争的伤害”，学着去承受良心的指责，而不是对那个不可能存在的解决方案心存希望，是每个反恐者的入门一课。

影片在技术上也是无懈可击，导演加文·胡德以《黑帮暴徒》崭露头角后，漫改片《金刚狼》、太空歌剧《安德的游戏》不停尝试新题材。《天空之眼》是实时推进，即便没有《24小时》那样的倒计时，一样给人分秒争夺的紧迫感。

对白精炼，处处机锋，信息量密集又有条不紊地交代要领，一秒都不嫌多。狭小空间的场面调度十分出彩，无人机操控室、情报指挥室和会议室，几无冷场，飞蚊侦测更是令人手心汗。大小高潮落错有致，珠落玉盘般渐次抖出，扣人心弦全无松懈。

空袭前的最后谈判，节奏越崩越紧，通过室内平民视角和无人机上帝视角的交替，犹如一个持续加速的泵压机，不断将观众的情绪夯实，最后火光一现，将近90分钟的凝神屏息瞬间释放，展现了一流惊悚片把控力。相比之下，大多数摧枯拉朽的特效片顶多滋润一下眼球，无法唤起这份极致的心理爽感。（文/方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