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2019

最近，一部由台湾公视与HBO Asia合作推出的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The World Between Us，以下简称《与恶》）令不少观众大呼惊艳。“金钟奖预定”、“年度最佳华语剧”等赞誉声不绝于耳。

《与恶》讲述的是一起精神病患随机杀人事件之后，受害者家属、加害者家属、辩护律师及其家属、一般的精神病患及其家属、公共媒体以及精神病院如何面对伤痕、重建生活的故事。整部剧泪点密集，高潮迭起，刺激观众以社会为维度，重审旧有的善恶观。

《我们与恶的距离》在评分网站豆瓣上获得了5万多观众高达9.5分的高评价。

目前的剧评大都肯定了《与恶》的观点立场，譬如将善恶去标签化、为精神病患去污名化、反思媒体作用等等，当然也出现了少量尖锐的批评。考察剧集的内容固然重要，不过也可能落入窠臼，或是一味肯定其观点如何正确，或是表明与其不同的立场观点。也许可以更进一步，借助人们对《与恶》的不同意见，更深地理解彼此期待何种正义，追求怎样的共同生活。那些让我们缠斗不休的剧情议题，或许埋藏着解读时代精神状况的钥匙。

撰文 | 李静

《与恶》热播：思考时代精神状况的契机

时代的精神状况，如水似风，每个人都浸润其中却又难以清晰表述。这不禁令人回想起在时代转轨的1993至1996年间，大陆的人文学界曾经发起过一场“人文精神讨论”。当时，面对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与大众文化，知识分子对于人文精神的失落倍感焦虑。但由于未能找到有效的谈论方式，这场讨论最终流于空泛，影响有限。此后，在市场化与个体化的双重夹击下，发生着种种形变。知识界内外其实也从未放弃对之加以捕捉与把握的努力。而《与恶》的热播，无疑又为我们审视这一问题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契机。

在当下公共领域的情感表达以及对于精神状况的描述中，起码存在四条主要脉络。其一，情感市场的形成。他们或以心理“科学”之名，将“人”物化为若干指标，从而教人精确计算如何在人际交往中获利；或善于搅动时代的焦虑情绪，精准收割流量，然后再给出相应的抚慰商品。滚滚情绪流，在情感市场中俨然成了滔滔资本流。其二，情感的私人化或是圈层化。他们或将情感完全回收到个人层面，似乎只要用心理学“知识”解剖和认识自己，一切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或是寻求小圈子的支撑，孕育自己的“同温层”，以此抱团取暖，互相点亮。而对于公共事件，往往只能依靠媒体的转述，在“吃瓜”和“反转”间张扬自己的“正义感”。其三，低期待值的情绪氛围的形成。当下流行的“佛系”文化、“丧文化”以及“人间不值得”等种种观念，传递出了许多人在现实面前的无力感与虚无感。不少年轻人循此过早进入“中年心态”，主张与其失望，不如提前降低自己的期待值，以平衡情绪落差。其四，情感与精神状况成为学术研究的新的关注点。一些学者突破学院壁垒，开始尝试直面时代的精神状况，不再居高临下地批判，而是做出学理性的分析，将个体精神状况与历史、社会、政治等层面的因素相勾连，从中汲取思想资源（学者贺照田对于“潘晓讨论”和雷锋精神的分析便是示范）。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在我看来，对《与恶》的解读，不妨置于这四条脉络交织形成的对于时代精神状态的认知结构之中。《与恶》将个人痛苦与社会各方力量最大限度地关联起来，由此观测了“恶”的形成机制及其复杂性。所有人都是局内人的故事设定，也就使得在公共视域内直面时代众人的苦痛挣扎成为了可能。由此看来，《与恶》更接近于前述当下认知时代精神状况的第四条脉络。而难能可贵的是，与可接受度不太高的学术语言不同，《与恶》贡献了一个十分可感的故事，把观众引向一道又一道错综复杂的道德选择题，让不同的“善恶观”在此碰撞。正是在争论的胶着点上，时代精神状况中的难题被凸显出来，而一种关注时代精神状态的建设性方式也由此展开。这大概是我们在《与恶》播完之后仍有必要重提此剧的最主要的理由所在。以下我将从三个争议点，逼近《与恶》里那些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真问题。

议题一 理解加害者

伪善or止恶？

《与恶》最为人称道的，是它呈现了一个近乎来自上帝视角的“事件全景”，展现了随机杀人事件发生以后各方的真实处境，尤其深度聚焦于以往常被忽略的加害者及其家属的痛苦。不少观众认为，正是此剧引导他们去关注这一群体，促发他们重新思考法律与道德、人权的关系问题，以及善和恶的边界何在。但批评意见也由此而生。在批评者看来，所谓“全景呈现”，并不意味着去“平均”地展现事件各方。《与恶》花了很大的篇幅塑造杀人犯李晓明的母亲和妹妹李大芝的人物形象。当掩面偷生的李母掏出内心的困惑——“天下没有哪一个爸爸妈妈要花二十年的时间去养一个杀人犯”，当李大芝面对受害人家属宋乔安大声喊出——“难道我和我家人连活下去的权利都没有吗”，无数观众泪花奔涌，剧情达到高潮。这的确是以往的同类影视剧中着墨不多的面向。而相比之下，受害者一方的展现在剧中却没有那么“惨”。比如受害者宋乔安、刘昭国一家虽痛失一子，但他们仍育有一女，而且夫妻二人皆为新闻行业的精英高管，宋乔安的妹妹和妹夫还是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与心理医师。

在这些种种设定之下，直接的感官便是加害人来自底层，而受害人则为精英，观众自然会给予加害者及其家属更多的同情。此外，其他的受害者家庭在剧中扮演的大都只是一些功能性的角色，显得“毫无灵魂”。因此，有批评者认为《与恶》矫枉过正，以呈现全貌为名，却以加害者家属作为实际主角，具有明显的道德与价值倾向性。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在此基础之上，更严厉的对于《与恶》的质疑是“伪善”。在批评者看来，善恶可以去标签化，但不能模糊起码的道德底线。加害者及其家属可以被理解，但所谓的“理解”如何与“脱罪”、“免死”、“圣母心”划清界限？更何况，这样的“理解”对受害者公平吗，谁又能跟受害者家属感同身受？难道只能被教导成为饱含慈悲之心的“完美受害者”吗？更有批评者尖锐地指出，如果事情发生到你的头上，你还会如此理性客观吗？

对于此类意见，剧中的辩护律师王赦的原型——台湾人权律师黄致豪反问道：“为了对抗怪物，我们必须变成怪物吗？”尝试去了解加害者，是为了从中寻找“恶”的形成机制与发展脉络，从而最大程度地预防“恶”的发生，教化潜在的“危险之人”，从而在根本上保护我们的共同生活。在黄致豪看来，没有人是天生的杀人犯，如果我们只是在每一次无法预料的恶性事件之后，最为迅速和本能地将杀人犯除之后快，我们将永远无法运用自己的能力，减少“恶”的发生。

这大概是两种对于“恶”的不同态度的冲突，即朴素正义观与现代犯罪学的对撞。在中国文化中，“杀人偿命”、“一命抵一命”、“因果报应”是最基本、最核心的道德—法律信条，体现了民众最朴素的正义感与安全感。而现代国家最重要的治理目标之一，便是保障社会治安与个人安全。个人出于恐惧与安全的需要，也必须要以“重罪用重典”作为制度保障。因此，所谓的“理解加害者”，也就非常容易被看作是挑战常识和道德底线。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在另一方面，犯罪学家加罗法洛曾经总结道：“刑法只知道两个要素，即违法行为和刑法。而新犯罪学却认识到存在三个要素，即犯罪、罪犯以及制止的手段。”福柯在《法律精神病学中“危险个人”概念的演变》中指出，19世纪初精神病学开始涉足司法领域。这使得犯罪“病理学化”，犯罪开始被视作一种病症。法律精神病学认为，通过对罪犯的心理鉴定，可以剖析出“危险因素”及其形成原因。

在王赦和黄致豪看来，他们了解过的精神病患杀人犯，大多是因为长久的“疏离感”和“不安感”导致了极端行为的产生。如果在必要的时候拉他们一把，情况也许就不会这么糟糕。尤其在现代社会里，“不安感”和“疏离感”愈发普遍，如果依然对此处于无意识状态或坚持拒绝了解，那么“恶”就将变得愈发不可理喻，我们也将完全被动地面对“恶”的随机发生。有鉴于此，黄致豪持有司法教化与修复式司法的理念，这也延续了中国传统法律中“以礼入法”的经验（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对此有着精彩论述）。我们当然可以有无穷尽的关于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法律职能是否兼容的辩论，不过最关键的问题或许还是到底怎样才能让“我们”以及身处的社会少受伤害？

议题二关注精神病患

免死“精”牌or重建人道？

在这部仅有十集的精悍之作中，几乎每集的开头都会播报一则社会热点新闻，并附上网友们的犀利留言，舆论场上一片腥风血雨。第四集《病识感》片头，虐杀儿童的犯人陈昌因为被鉴定患有思觉失调症（旧名“精神分裂症”）而免得一死，被判处无期徒刑。人气最高的留言道：“免死‘精’牌，我也要来一张”，“禽兽和律师一起装疯卖傻，律师自己带回家教化好了”。留言的对错不是关键，关键在于这些留言呈现了民众普遍的观念状态与内心的道德感。剧集内容的展开，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与大多数人面对重大事件时的直观反应进行对话，试图引导观众形成更为全面、理性、辩证的看法。倾听、关爱、理解和包容被拧成了“黑暗里抓得到的线”（见主题曲《别让我走远》）。而精神病患这个社会边缘群体，也成为了本剧的重点理解对象。

精神病患到底是可怜之人，还是危险之人？从不同的立场看过去，会有截然不同的结论。司法审判中的精神鉴定，到底是维护了法律面前人权平等和司法正义，还是沦为了对罪犯的包庇，着实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即使再关注司法精神鉴定的结果，都无法准确知晓其成果的科学性到底有多少。因为精神鉴定的专业性非常强，需要通过专业会谈、测验、检查以及访谈相关人士等多种手段，凭借有限素材回溯犯罪过程的“精神状态断面”，推定犯罪时刻的意识状态与责任能力。而且，不像生理性疾病有明确的指标数值作为判断标准，不同的精神鉴定方法可能会导致鉴定结果并不完全不同，因而难以避免主观色彩。在法庭上，精神鉴定还需要用通俗的语言向非医学专业背景者论证自己的推论。杨天围的《以疯狂之名：英美精神异常抗辩史》一书就结合具体案例对司法精神鉴定工作有过详细梳理。总之，非专业人士对这一过程的准确性难以判断，对其结果又高度关注，在两者的张力之间产生种种担忧也是无可非议。可见，消除“伪善”，恰切地惩恶扬善，绝不只是一种态度，而要求必须同时兼顾司法、科学与人性。

《以疯狂之名：英美精神异常抗辩史》作者: 杨添围 版本: 群言出版社 2017年2月

专业手段尚且面临诸种拷问，普通人理解精神病患更是十分困难。《与恶》尝试表现思觉失调患者应思聪的身体感受，多次呈现幻听、幻视的场景，让观众对这一病症有了直观的体验。《与恶》的正面效果之一，便是刺激某些观众开始认真思考，如果身边出现类似应思聪这样的精神病患，我们该如何面对？台湾学者林淑蓉曾在1999至2005年间在某精神病医疗机构进行长期田野调查，努力透过思觉失调症患者的幻觉经验去理解他们的生活世界，尤其是对情绪和行动的影响（具体可参看，收入蔡友月、陈嘉新编《不正常的人：台湾精神医学与现代性的治理》一书中的林淑蓉《身体、意象与变异的自我感——精神分裂患者的主体经验》一文）。不过专业研究一时间还无法改变人们对精神病患的惯常印象，基本的知识普及依然非常滞后。此外，精神病患就医条例虽经修订，既努力防止“被精神病”的乱象，又要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及时就医。但在落实过程中，依旧困难重重，精神病患面对着就医难、出院难、回归社会更难的现实状况。在此前提下，精神病患的去污名化与普通民众的生活诉求如何兼得，还有着相当漫长的过程。《与恶》在观众群中引起的两歧反应便是这一状况的真实投射。

议题三光明的尾巴

用爱发电or人间必备？

对犯罪原因的追索，经常会落到个性特点、家庭教养、学校教育、社会暴力与不平等机制上。剧中的精神病患应思聪最终没有做出伤害他人的事情，与姐姐和家人的关爱、同学的帮助以及心理医师的疏导是分不开的。《与恶》的导向，主要还是靠爱与理解去“翻新”、“净化”我们的“社会土壤”。在家庭和社会各方力量（政府部门的作用在剧中是缺失的）的共同努力下，去找寻“躲在云后的希望”。对此，有批评者认为这不过是“用爱发电”，是太过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和头脑懒惰的产物。在他们看来，只有社会制度、现实规则与司法实践，才是有力而可靠的，因为“爱”实在是太虚无缥缈了。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面对现实中的诸多难题，《与恶》无力确定地给出一条根本的改善之道，我们也不必对一部电视剧求全责备。它留给我们一个光明的尾巴。我在《<都挺好>：如何对大团圆结局说不？》一文中曾对该剧的大团圆结局进行批判性分析，《与恶》同样也是大团圆结局，但其温情默默不像《都挺好》那样令人尴尬。虽然剧情节奏略显仓促，《与恶》却给出了面对苦难时的希望。正如插曲《路过人间》里唱道：“人对爱和永远，应该有幻觉。”正是在困难面前的那一股真气，“笑开来好运才会来”式的迷信，让心碎者重建了对生活的信仰。批评者认为，尽管《与恶》可以自圆其说，但在现实面前莫不是太过“理想”了吗？

或许可以追问的是，为什么大家都不相信“爱”了？在我们的时代意识中，与政经结构、国际格局、经济基础、制度契约和丛林法则比起来，“爱”显得太过抽象、幼稚、迷狂，无法解释这个世界的机构和运转逻辑，反而容易使人迷失于幻象中。罗曼司就这样终结了吗？这或许源于一种悖论的境地：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现实，使之成为善的、美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又深深地知道自己的渺小，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外部力量的规约。我们渴望爱，却又如此不满足，希望将生活的理想能够牢牢地站在更为确定的根基之上。然而，谁又能保证，当我们让渡出自己的真情、心跳与幻想，就一定能收获确定的幸福呢？这也是一个长久的难题，如何看待人的意志和能动性？或者说在一个越来越被技术、政治、资本规定好的生活秩序中，人还如何散发自己的光与热？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与恶》抛出的问题，远比它能够提供的解决方案多得多。但它抛出的问题及其抛出问题的方式其实便是它的意义。它提供了一种讨论时代精神状况的可能途径。它让我们作为局内人去思考问题出在哪里。与“吃瓜”式的消遣不同，它让善与恶的思考变得与“我们”息息有关。因为在全景式的图景中，我们总是某一位置上的一员，总会与突发事件发生必然关联。《与恶》将彼此交织的社会之网融入多线叙事中，把我们结结实实地绑到一起，赋予精神状况以真正的公共性，而这在当前无疑正是极为稀缺的。它没有回避，而是直面我们内心共同的恐惧，在此基础上启发大家寻求继续生活的可能性。它既拥有努力把握“事件全貌”的野心，又沉入到了情、理、法纠葛的那些幽暗地带，执着于那些无法以孰对孰错轻易判定的“难念的经”。

这意味着，对精神状况的讨论不再是脱离实际的概念游戏，而是要在一次次具体的道德选择甚至历险中展开。如同法律教育中的“案例教学法”，观众在观看《与恶》时被代入到具体情境中，思索应当如何应对突如而至的“恶”。

《与恶》脱胎于大量采写调查，以台湾真实案件为原型（包括2012年台南汤姆熊随机杀人案，2014年台北郑捷随机杀人事件等），在此基础上加以综合和典型化，提炼出实践中最难以处理的部分（本文扼要分析了其中三个主要的方面），从而为辩证地、及物地、可感地展开讨论提供了中介平台，提升了思考的有效性。

阿伦特曾经提醒我们，丧失思维能力之时，恶便会真的降临。而当我们的思维能力延展一分，恶便会被逼退一寸。在人间行走，必要怀有这份英勇。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李静；编辑：走走。校对：翟永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台湾与HBO合拍的社会写实题材『我们与恶的距离』，是继『一把青』和『花甲男孩转大人』之后，最想推荐的台剧。

看了前四集，想起几年前震惊台湾社会的台北捷运无差别杀人案件，以及几起幼童遭遇随机杀害之案。记得当时捷运杀人的新闻一出，立刻打开电视在各新闻台之间切换，同时手机也随时关注FB上实时的言论。当时连续看了好几小时，虽然事不关己，内心却弥漫着恐慌夹杂着愤怒的焦躁感！那些不断重复却无济于事的新闻画面与网上成千上万网民愤慨的留言，在那一刻，将台湾所有人牢牢拴在了一起。

本剧由『谁先爱上他的』吕莳媛编剧，题材虽沉重，却依旧维持出色的节奏把控，多重视角的展现也让人在观剧过程中慢慢沉静下来。

故事的时间点是在无差别杀人案发生的两年过后，此时的新闻重点只剩下凶手二审死刑定谳。而新闻之外的受害者家属与加害者家属，生活看似如常，但其内心深处从未随时间变小的巨大伤痛彷佛一颗不定时炸弹，只要一触碰，随时爆炸！

【失去一个家人等同于失去一个家庭】

剧本着重在描绘受害者家属及加害者家属在经历变故之后的真实处境。贾静雯饰演的新闻台主编，在失去儿子之后，变成一个浑身长刺、冷如冰窖之人。职场上不近人情，生活中与丈夫和女儿的关系更是降至冰点。虽然时间依然继续在走，但她的人生在儿子死后也跟着嘎然而止。那些没有出口的怨恨如同利刃，总在不经意之际戳中她的心口，同时戳向她的家人。明明不是她的错，却彷佛全是她的错！

虽然生命自有其定数，但人总是很难接受突如其来的死别，一不留神，往后的日子便全被阴霾覆盖。这道无解的人生课题，有人直到人生最后依旧深陷其中。

而加害者的家属也没有过得比较好。平凡老实的父母即便躲到天涯海角也依旧不知道儿子变成杀人魔的真正原因？剩下的女儿就算改了名字、重新踏入社会也撕不掉贴在心底的"杀人魔妹妹"标签。

想起东野圭吾的小说《信》，成为杀人犯的哥哥入狱服刑后，弟弟在外面却因为哥哥的缘故备受歧视，为了能好好生活下去，不得不与哥哥断绝关系。

虽然犯罪的并不是杀人犯的家人，但在群体社会中，"血缘"代表的还包括教育的责任与爱，而这一切都应该以"了解"为前提。父母对子女若没有足够的了解，也只能看到子女的表面。所以剧里老实的父母才会误以为安静躲在房间里的儿子一直是个乖孩子；手足之间也不是有话聊就等同于了解彼此。

虽然并非所有不被家人了解的人都会变成杀人犯，我也不认为杀人的锅应该全家一起背，然而"人性"却远比我们的理性认知更为复杂。一件人神共愤的案件，挑战的是整个社会的忍耐力与承受力，那根紧绷的理智之弦一但断裂，压垮的绝不仅是关在狱中等待死刑的杀人犯！

其实，无论是受害者家属或是加害者家属，都是案件里的最大受害者。失去一个家人等同于失去一个家庭。

关于加害者家属，也不是杀人犯一句：『不要烦我家人』，就能让他们置身事外。虽然连幸福感最高的北欧国家都有杀人魔，但一个真正有爱的家庭或许仍是社会稳固的基础。

人，也只有对家人怀有真正有爱，才不会自私自利地去做出伤天害理、泯灭人性的事。

【人性的阴暗面就像无底黑洞】

剧中吴慷仁饰演专为重大刑案罪犯打官司的人权律师－王赦。人权律师，也是目前台湾社会备受争议的一群人。「废死联盟」大多由人权律师组成。剧中并未强调王赦想帮这些重大刑犯逃离死刑，他一心希望透过心理专家与罪犯及其家人的沟通，找出他们从正常人变成反社会人格的真相。他认为执行死刑并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悲剧，重要的是该如去何预防日后可能发生的悲剧，这才是治本之道。

王赦的出发点或许是对的，但在我看来，这样的想法太过理想主义。不是每个随机杀人案件的背后都有深邃的犯罪心理，家人与朋友的不了解也未必是罪的诱因。

几年前看过一部日本电影『脑男』，电影中的那个少女令我印象深刻！女孩聪明可爱，家境富裕，与父母的感情也极好，成长过程中没有任何阴影，但她却长成一个极其阴暗的女孩。对一切无感，只有"杀人"能让她产生快感！她在有爱的环境下成长，却对人没有任何同理心，杀人的原因纯粹就是好玩！从那时起，我对人性就有了不同的看法。

虽然大多数人可以透过教育与身边人的情感付出对人产生善意，但也不能排除那些无论如何对人都抱有深深恶意的人的存在。人性的阴暗面就像无底黑洞，有时探究不出原因，每桩恶事的背后也未必都有真相。过于理想主义，无私，也会成为伤人的利器。

【思觉失调症不等于反社会人格】

剧中，藉由患有精神病随机杀害两名幼童的凶手突显精神病患长期遭社会歧视的问题。从前俗称的「精神分裂症」，在剧中一律称为「思觉失调症」。台湾每每出现恶劣至极的凶案，凶手为逃过死刑，总会声称自己患有精神疾病，要求作精神鉴定。但事实上，精神异常的凶手只占少数。而社会大众对精神病的愤怒在于这类凶手明明有犯罪事实却因特殊状况无需对其犯行付出应有的代价！愤怒与恐慌自然生出偏见。

之所以一直有类似的案件发生，原因在于大多数人对精神病没有病识感。剧里才华洋溢的年轻导演精神出现问题，可能来自遗传，也可能是女友轻生的打击造成。一开始家人皆毫无病识感，父亲认为他太脆弱受不了挫折，姐姐认为他只是压力大。

没有病识感，未能及时就医服药，就会演变成更大的问题。造成精神分裂的原因很复杂，精神方面的疾病长期被污名化也导致许多病患的家属会以自我安慰的方式忽视其严重性，恶性循环之下，精神病犯罪便成了社会的一大隐患。

如何减少这类案子的发生？这部剧提醒我们：思觉失调症不等于反社会人格，反过来说，反社会人格也不等于思觉失调症。人们重视身体的疾病也不该忽视心里的疾病，这才是真正的防患于未然。

【这是一个轻而易举就能"杀人"的时代】

每一集开头都会出现FB上网友对案件的各式评论，象征了这是一个人人都能畅所欲言的自媒体时代。然而，那些不加思索就发出去的言论依旧是从新闻媒体而来。台湾的新闻媒体拥有高度自由，众多新闻台与网络平台二十四小时放送新闻，观众想看新闻随时能看。

新闻台之间为了抢收视率，求快，遂成为第一要务。于是剧里便出现了未经证实各台却已报得如火如荼的灾难新闻，以及状况不明却直播仍在劫持中的幼儿园这样的头条新闻。新闻下标以博眼球为主，报导的角度也不以客观为要，没有新闻道德的媒体，更深深影响了这些重视实时胜过事实的大多数观众。

一直觉得这时代最大的问题在于：人们可看的信息太多，习惯眼见为实之后，思考便不再重要。

以前的人对于自己不够了解的事会持保留态度，而在这个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人一旦惯于刷存在感之后，便很难意识到自己以偏概全的傲慢，以及这样的傲慢可能对别人造成的巨大伤害！

看了四集后，整部剧的走向虽在意料之中，却也在其中得到许多思考：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全面了解一个人，更不可能得知一个案件的全部真相，但却可以尝试从不同角度去看同一件事，进而产生自己的观点。

基于人权考虑，台湾社会近几年对于「废死」有诸多争议。至今，我依旧不赞成废死。我认为人权存在的前提是"你得是个人"。

是人，就得有人性。对于泯灭人性的极度之恶，唯有死刑对犯罪者才有足够的震慑力！当你残酷地剥夺别人的性命，就该付出相同的代价！这才是所谓的人人平等。

写文章时一直没想好标题，却在写最后一段时想起杨雅喆导演在『血观音』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的颁奖台上说的一句话：『没有人是局外人』。

这些看似只与少数人相关的社会重大刑案，其实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因为我们身处同一个社会，都想要一个能让我们安居乐业、免于恐惧的社会，我们也都害怕自己的家人罹患精神疾病，成为彼此与社会的负担。

只有当每个人都意识到我们不是局外人，才会对身边的人付出更多的关心，也才会去思考案件表面之外更深层的问题。如此，才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社会。

原文發表於微信公眾號: aiyung32

母亲，成为一条暗线，将几方牵连

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没有见识的善良愿望会同罪恶带来同样多的损害。人总是好的比坏的多，实际问题并不在这里。但人的无知程度却有高低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美德和邪恶的分野，而最无可救药的邪恶是这样的一种愚昧无知：自认为什么都知道，于是乎就认为有权杀人。杀人凶犯的灵魂是盲目的，如果没有真知灼见，也就没有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爱。

去年暑假，一部《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还意犹未尽，即便高开低走，软硬伤皆有，但在华人圈中能有这么一部所谓披着科幻外衣却鞭辟入里探讨华人家庭教育的作品出现，聊胜于无。

今年早早，又横空出世这样一部现在可能还鲜为人知但目测厚积薄发的类型作品，不得不怀揣着几分思绪，提笔。

得益于网易云第一时间的新歌推荐，yoga的《别让我走远》借着其慵懒但不失深刻的声线一下洞穿了耳膜，再细细琢磨歌词，顺藤摸瓜，第一时间注意到了《我们与恶的距离》。看了看简介，看了看演员，看了看预告，直觉告诉我：正点。

其实还有一层原因，源于现实。

受害者是否也会转变为加害者？加害者是否也曾是受害者？我又想到了于欢案。

一个是前不久西南某地的学生食堂问题从发生到戏剧化的逆转，一个是沿海某省份发生了爆炸，据说前去拍摄的某媒体的无人机因“不明原因”受到干扰，还有一个能明说，就是隔壁家由李胜利牵扯出的巨大丑闻。三者的交集其实很简单：真相。

恰好今天又看了讲述韩国高层干涉新闻的纪录片《共犯者们》，一向自诩还残留少年正义感的我颇有感触。

前两集的铺垫恰到好处，一条主线，几方人物逐一登场，而战场则正是最需要真相的新闻行业和律师律师行业。

看过颇多也非常钟情涉及到这两个行业的影视剧作品，不亚于最最直接揭露真相的刑侦类。但相比于后者，前两者则反而才是现实中与我们最贴近的行业。到现在还记得《聚焦》的面对多方压力不动如山的豪迈，还记得《匹诺曹》中的那段话：

真相就像碎片一样散落在四处，从来不肯让我们看到它完整的面目。当我们所找到的东西不是真相的时候，真相会向我们发出琐碎又细微的信号，那就是怀疑。于看似完美的真相，并不相称的细微碎片，怀疑。在打消怀疑的那一刻，真正的真相就会隐身消失，眼前看见的，不一定是事件的全部。

故事的肇始可能颇具日系同类作品风格，但随着剧情的逐步展开，我好像看到了一种更亲近的情愫，或许是因为明显的语言，或许是因为暗藏的伦理，毕竟，蓝绿那边再怎么折腾，同宗同族的文化积淀不是一时半会能改弦更张的。

可惜的是，不像耐飞那种财大气粗动不动就一口气全部放出，周播两集又让我有了小时候那种不甘，但好货不怕晚，细水长流，慢慢品味，来日再叙。

说回来，点点题，经常会看到有人问：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坏吗？想了想最近爆红的流浪大师被一群来自大江南北，张牙舞爪的网红前扑后拥地消费，而上面提到的两件新闻却会因为多方阻碍和我们七秒钟的关注和记忆而销声匿迹，那我不得不挪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来表达我的想法： 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人，也不惮以最悲观的态度来看待国人。

那么，我们与恶的距离到底有多远？摇晃在你灵魂两侧的两个小天使到底谁出现的频率更高？

汉娜阿伦特在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曾说： 善可以是根本性的，而恶从来不是。恶只能是极端的，因为它不具备深度，也不具备魔性纬度——而这正是它的恐怖之处，它可以像真菌一样散布在地球表面，把整个世界变成一片荒芜。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当思维坠落于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则时，总会一无所获。恶泯灭了思维。这就是恶的平庸性。

简单点说，正如我的短评所说： 所以，我们与恶的距离只差一个平庸的转身，更或者说一念之间，就是“恶”沉默的帮凶。

3.4集观感

世上最让人无法直视的一是太阳,二是人心。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进来的地方。那人心的裂痕是否还能透露阳光？

很高兴，越来越多的人知晓并关注这部剧，也满足了我的初心。

加入的线索也逐渐增多，就不一一展开。

其中有两条，比较留意。一个是宋乔安夫妇因为女儿“涉嫌”早恋问题被叫家长，我想表达的不是关于早恋，而是父母。想必很早的时候大家都听过一句话：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渐丰，我对这句话产生了巨大的怀疑乃至排斥。这句话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确实站得住脚，但根本上混淆了一个是非问题，真正影响孩子，真正能教育孩子的是谁？

家长。毋庸置疑。老师只是在特定的时间，如义务教育阶段，核心是授业，至于传道解惑，也是在更具体条件的情况下更高阶的责任。做个不恰当的比喻：授业是法律，是底线。而传道解惑则是道德，是拔高。此处为了减少给杠精不必要的杠素，不再赘言。但我觉得，但凡能独立思考能慎独的人不太会否定我的观点。

我更偏向于把insight翻译成：觉解

第二条，加入了精神科医生和更详细的关于精神鉴定的讨论。不好意思，我又想到了那位电击疗法的杨姓医生。再多的关于精神鉴定的传闻和新闻，有心的人自然知道我想表达的意思。

最后，又是关于最近的热点新闻。刚好可以见缝插针的切入进来，这也无疑表现出本剧的魅力所在，基本上最近几年，那些令我们或唏嘘不已或愤慨悲伤的新闻背后都可以在本剧投射。

我想说的是从前年开始，某些学校某些老师因为某些学生的告密而停课的事件。在此，又是碍于多方面原因，不便展开，但我曾说过：生而为人，请善良。大是大非前，务必善良。此处的善良，含义颇多。我不想看到历史再次发生。

网上曾流传的一段柴静说过的话，来源根据考证仍不详，但没毛病，碍于某种原因，涂鸦一下。

众所周知，在日语里，老师、律师、医生等德高望重或者说是国家良心的人才有资格称为“先生”。

这些职业内的腐败固然可怕，就好比严重的外伤。但更可怕的是这些被称为“先生”的人被一些本无恶意，但在大是大非前善恶不分的人所中伤，一点一滴的蚕食内部的机理，进而人人自危，瓦解整个行业的底线。坏人作恶，我们姑且还能根据经验防微杜渐，当曾经的好人或者说普通人被蛊惑甚至威逼利诱去戕害好人的时候，恶，已然成为癌细胞，逐步扩散。

我们每个人都有罪，犯着不同得罪

5.6集观感

剧情过半，渐入佳境之时却在李晓明突然被紧急执行死刑后显得有些怅然若失。

第五集片头照旧由社会新闻和网络评论引入，这次，是已经说烂的‘网红’。我本人因为对这类人群向来嗤之以鼻，所以不想评论太多，他/她们确实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但本质上还是人窥探欲与暴露欲的变体。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有人悲观地认为，我们会亡命于“老大哥”似的威，，权之下。有人则“乐观”地判断，我们会葬身于“甜蜜的毒药”。“三生有幸”，我们很多人夹在这两者之间“左右逢源”“饮鸩止渴”。

再有就是“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的博弈。这也是本剧以律师王赦（赦免？）为核心之一的延展。鉴于本人不是法律或政治学等社会学科出身，不敢太过造次。

只想说说自己的浅薄之见，《罗伯特议事原则》中有一段话：

在讨论过程中，不预设关于正确答案的实质性标准，而是以根据议事规则进行辩论和证明的结果来决定取舍。因此，在组织和会议的运营中应该确立这样的信念：程序正义优先于结果正义——这就是罗伯特议事规则给我们的启示。借用孙文先生的表述，即民权初步始于程序。 套入本剧用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和王赦大同小异的观点：即便杀人犯该千刀万剐，但应该交由法律来定夺。如果所有的判断都是源于没有任何分析推论和判定的想当然，即“杀人偿命”。一来容易被既有观念所干涉，二来，会照成某些冤假错案。这儿我想举个例子，就是《七号房的礼物》，如果柳成龙所饰演的爸爸没有因为先天的自身问题和后期种种感情因素所胁迫，是不是剧情会朝更好的方向进展。诸如此类的的作品很多，如《杀死一只知更鸟》，《绿里奇迹》等等等等。

当然，程序的运作自然要受人为的干扰，正如片中那位母亲所举：很多权贵，完全可以手眼通天，见缝插针的左右程序。这样的新闻或实例，呵呵呵呵，就不用说太多了吧。(国外有辛普森案件还有《制造杀人犯》，国内还有传闻中那位儿子撞死人被搞定现在已经进去的令狐人士。)

那么，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是否相悖，是否能共存？不能仅仅交给时间和那些法律从业者，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和准则。有些东西虽然是人想出来的，但它是冰冷的。人心虽然是热的，但人心又会受到多方影响而失去客观。

倏忽间，脑回路想到了太多，特别刚刚过去没多久的新西兰和2011年奥斯陆枪击案

第六集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婚姻关系。主要是宋乔安夫妻咨询婚姻专家，王赦夫妻车内的一席对话以及林一骏夫妻的嬉笑怒骂。

鉴于我本人只有过恋爱经历，尚未步入不知道是殿堂还是围城的婚姻，细究起来是没有太多发言权的。但好在我的父母，我的亲戚朋友给我提供了太多现实的或好或坏的例证，特别是其中有诸多幸福婚姻的楷模，加上耳闻目睹更多。关于婚姻，我觉得《简爱》中那段话质朴但掷地有声：

最好的婚姻关系是，我们是亲密爱人，是同舟共济的队友，是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更是彼此最有趣好玩的朋友，也是强强联合互相扶持共同进步的婚姻关系，只有这样一段关系才能长久的稳固。（又想到了那张丑脸的王小波和可爱的李银河。）

眼看着最近数据统计，结婚率的大幅下降和离婚率的与日俱增，我大概知道原因，但又不想细究太多 此处引用一下朱光潜老先生曾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的话吧：

一般人误解恋爱，动于一时飘忽的性欲冲动而发生婚姻关系，境过则情迁，色衰则爱弛，这虽是冒名恋爱，实则只是纵欲。我为真正恋爱辩护，我却不愿为纵欲辩护；我愿青年应该懂得恋爱神圣，我却不愿青年在血气未定的时候，去盲目地假恋爱之名寻求泄欲。

毕竟，我依然固执地纯真地相信爱情和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无论何种欲望促使我开始步入婚姻，我坚定地以爱情为核心。

7.8集观感

此时的弱者，彼时却成了欺凌者

先说个题外话，前几天看到一个段子，讲台湾本土对本剧的一个评论：我们与恶的距离，210公里。（哈哈哈哈哈，没错说的就是你，冲绳。）

伴随着李晓明的紧急处刑，剧情的一条大主线戛然而止，几方稍显归于平静。但关于“恶”的纷扰与困惑还在进行，恶与我们的距离依旧或近或远。

开篇又引入一个同款的案件，陈昌杀童案（推荐一下最近较火的韩剧《囚犯医生》）。而由本案引申并峰回路转出来一条：新闻真相与新闻引导以及那些躲在背后带节奏的键盘侠。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去年发生在重庆的公交车坠江事件。一波三折，“恶”的头衔从不会开车的女司机到深夜宿醉的公交车司机再到监控还原了乘客才是罪魁祸首。短短的十几天，舆论的风向三易其主，吃瓜群众们也向墙头草一般东摇西晃。

从大脑的生物性来说，人本能地喜欢新闻，不喜欢旧闻，既然真相和谣言都是旧闻，那么更离奇更重口的谣言，显然会胜过平淡无奇的真相。

这样的翻转甚至是翻转再翻转仿佛已经脱身于艺术，回归现实，并在现实中演绎的更加惊愕。（还有多少人关心并清楚那个由小崔爆料跌宕起伏颇具现实主义色彩的案 卷 丢 失 案？）作为媒体从业者，在这个流量为王可以变现或者说优胜劣汰的时代，在普通的真相和诡谲的引导中，如何抉择，是遵循职业操守，还是听从内心本真，抑或只是不触碰最低的法律，就像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一样由低到高，因人而异。一般人没有探寻真相的本能，相反那些建构在真相基底上跌宕起伏的故事更容易贩卖。这样看来，动机的缺失和探寻成本的昂贵导致真相成了稀缺品。于是，键盘侠，这样歪曲且丑陋的产物应运而生。他们或许并没有真金白银的诱惑，但躲在屏幕背后的人的劣根性充分地得到了满足。 比起真相，更多的时候是谎言。谎言会缝合暂时的矛盾，使不安沉睡。真相比谎言更让人难受，所以大部分人都想避开真相。传达真相一直是让人痛苦的事，所以我偶尔也会在真相面前闭上眼睛。

其实没有谁会在意真相，人们只会相信自己希望看到的那个真相。

就像每个人体内都有癌细胞一样，我们的精神中也都有细菌和病毒的游荡。人有病，天知否？

我对众生皆有病最明显的感受是重回豆瓣以后，曾经的精神角落背后原来是那么多受伤和受丧的灵魂。慢慢的，我以这种视角去同视现实，才恍然大悟，再光鲜亮丽的华服配饰，再高深有趣的言谈之下都掩藏着那颗斑斑点点不可直视的心。没有一个时代是无暇光洁的，也没有一个族群是无懈可击的。

安东尼奥尼曾说：神经官能症不是现代世界的后果，而是我们与世界的分隔和不适应这个世界的结果。

人类的存在在历史的演变中周而复始的与“精神病”抗争。我们这代是“丧”，是个体的冷丧，上一代却是热，是群体的狂热。

某种意义上，确如胡适先生所说：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

另外，这个剧能留火种的留火种，鉴于接二连三类似bi哥，老梁这样看起来莫须有又“无厘头”的文化事件和本剧中能偶尔可以看出来的XX不正确，即便我看到某官mei也推荐此剧，但谁知道它们会不会后知后觉，神经紧绷突然变脸，这篇影评和本剧会不会像我原来的好多短评那样不是被删就是被蒸发了呢？

反正，我习惯了，但我还是要说。

9.10集观感

最黑暗的时刻出现在黎明之前。——保罗·柯艾略《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曲终收拨当心画，完结撒花。

说点题外话，甭管明年郭，韩，蔡抑或其他当选，都要赶在他们之前去一趟朝思暮想的台湾，面朝太平洋，呼吸一下华人圈残存的自由空气。

还有哦，果不其然，豆瓣里的“老大哥”没有网开一面，还是把我的短评删了，目测啊，这篇长评也是时日不多，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平台，也就豆瓣还算“洁身自好”没有充斥太多戾气，为了让它和阿北能继续充当我们的精神角落，觉得哪不合适，删就删吧，无所谓了。

夹带点私货，还有很多条目因为不可抗拒的原因，你懂得

李晓明被处决已有，应思聪果然成了最大的变量。原因无外，他是那个所谓“有病的人”。其实前几集看的时候，因为他人设的原因，我想到了《大象席地而坐》的导演胡波。因为自身的抑郁问题也好，还是因为传说中某王姓导演夫妻的缘故也好，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陨落，除了唏嘘，结合最近的996问题，我最想想表达的是：给年轻人一点空间，一点时间，给年轻人一点自由，让我们那么残喘一会，都会换来一个不一样的结局。

再有就是大婚当前，应思悦和其男朋友的那场对峙。她男朋友算不算渣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无疑给各位女性以及男性·提供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在面对危机和困窘的时候，是针尖对麦芒的拔刀相见，底牌全露，还是真心地做好了共同面对，相互扶持的准备。患难见真情，真是totally right。

一个小彩蛋，38分钟左右，在王赦的办公室，我看到了《因父之名》的海报，不知道是编剧，导演，场务有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总归很贴近本剧的旋律。

最后说说媒体，不知道从何时起，曾经相比之下敢于仗义执言的“南方系”因为诸多原因偃旗息鼓。加上后期你们看到的更多的关于一些新闻媒体被勒令整改的新闻，不得不怀疑和思考历史重演的趋势。

媒体，无疑放大和加深了我们的“私欲”，但我们离真相却好像越来越远

一个国家为其年轻人所提供的教育，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国家未来的样子。——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

宋乔安职位调整的事儿我就不赘言了，毕竟那个圈子和类似的圈子的种种是非，真不是自己可以左右的。

应思聪因为未按时服药，旧病复发产生幻觉然后闯入宋乔平办公室，险些酝酿出悲剧的片段倒是在最后一集锦上添花。不想再以《美丽新世界》中赫胥黎所说的：“在病态的社会中，精神病才是真正健康的人”来颠倒和逃避实实在在的问题，那么，我们如何面对这些所谓“有病”的人。

我给出的答案可能很宏观（说了跟没说一样）：

不要害怕，不要歧视。

多一些爱心，再多一些耐心。

其实最后一集最让我动容的是三对夫妻的“冰释前嫌”，特别是王赦夫妻的对话。

尤其是王赦的那六个字，简直就是我一年以来的内心os：

“我没变，我在呢”。

然后就是几方受害家庭（当然李晓明的家庭也是受害者）坐在一起的“和解”，演技在线。

碎碎念了这么多，其实在当下，我最想表达和呼吁的是一份执着，一份坚定，一份善念。

犹记得正好年少时，看《那些年》，青春爱情的萌芽和逝去当然令人悸动与感伤，但我到今天记得最清楚的话却是柯景腾说的：“ 我想成为一个厉害的人， 让这个世界因为我而有一点点不一样。 ”有幸的是，我自诩正在现实中一点点做到，包括线上你在看我写的这篇剧评的时候。

当然，因为各方面原因，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份信念，这无可厚非，那我希望另外一段耳熟能详的台词可以提醒大家。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最后：

纵使这个世界在腐烂，总还有几道不屈的光线。倘若这个世界腐烂得无以复加，我们就合力让它重生好了。

“if you stay，陪在我身边，凝视我的脸所有狼狈，照亮我阴暗的每一面，不顾一切，包围一切，光线里别让我走远。 ”

愿你身边有光，愿你也是一道光。

冲着导师闲聊时的推荐和9.5分的极高评分看的，看完非常失望，实在不敢苟同这个评分。

首先，我认为本片的问题切入角度/聚焦方式与它想要达到的高度，有很大差距。

其次，对于题目和开头抛出的几个核心问题，全片都只是做了一些皮毛化的拓展，并未深入探讨成因。全篇围绕相关疑问，啰嗦地进行多次重复无效叙述。但问题“各位好坏”“我们是怎么变坏的？”“怎么办”等问题缺乏深入追问。最后编剧把锅分给“7岁智力”的民众唯利是图的媒体毫不作为的政府，然后故作深沉地摊摊手，撒花。至于成因和解决方案，没有任何的探讨。

撕裂的团圆结局像是个笑话，剧终前幕布拉下来，我都想往上面写个“梦”字。

另外，编剧虽然没有好好深挖主题，却很贪心地塞进了很多私货，极度不舒适。

最后，本片在角色塑造上有多处不合理。

乔安的思维方式和行事逻辑是自我矛盾的，性格发展与转变都演绎得太僵硬了。

乔安女儿的性格表征也是自我矛盾的。

中二青年刨土员王赦，前面一路开着伟人视角使劲儿刨，后期突然心理暴毙，性格转变一段看似合理实则极为唐突。是，沉迷在自己追求中的中二理想主义者确实可能会半路死去，但转变的原因却不太可能是因为这种事。

思怡和她的退婚夫一家，台词和表演很生硬浮夸，角色脸谱化太严重，我实在不太理解这段剧情对于本剧的意义是什么，这么浮夸实在是看着尬得难受。

最后一个槽点是关于剧集长度：既然对于问题成因的挖掘只是浅尝辄止，那剧情推进为何可以如此拖沓？砍成三集完结的迷你剧说不定会好很多吧。

有一个问题，我看了很多五星评论，一顿神吹，但都并没有提到这片子到底哪里精彩，哪里好看。

我觉得，实在算不上好看。

（只是记录个人观影感受，写多了超过字数就转成剧评了。）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我？”

注：《我们与恶的距离》是由林君阳执导，贾静雯、吴慷仁等主演

这是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患了思觉失调的应思聪发出的疑问。

幸运的是故事结局走向很温暖，还了大家一丝慰藉。

但思聪的这个为什么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

满是不解。

满是不甘。

为什么？为什么是我？

01

近几年的社会事件桩桩引人发颤。

林奕含事件、滴滴事件、红黄蓝幼儿园事件、江歌事件……

我不知道这个社会怎么了。

近日我看到的只是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

“上海17岁男孩与母亲争执后跳桥”诸如此类似的标题。

注：图片来源网络

我不知道车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也不想去想。

但是我知道，

压死骆驼的从来不是最后一根稻草，

而是每一根稻草。

02

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里，

作为杀人犯李晓明的妹妹李晓文，也有这样一段引人深思的质问：

“你们拿被你们践踏的媒体权，任意断定人。 观众只有七岁智商，所以可以怪老板，怪收视率，怪观众，怪环境。 你们可以随便贴别人标签，你们有没有想过，你在无形之中也杀了人？” “我哥是杀了很多人，但我跟我家人连活下去的权利都没有吗？” “你们杀的人，没有比我哥少！”

注：图片来源于知乎

是的。

舆论会把犯罪者家属杀死。

也许母亲真的在车里严肃批评儿子，

可在儿子打开车门，

母亲再怎么敏捷也抓不住往下坠落的儿子的时候，

没有谁会比这位母亲更心痛！

这种痛就像有人问你为什么要亲手送自己最爱的人上断头台！

试想，当社会舆论全都转向母亲，

一味责怪母亲育人方式不对之后，

母亲的悔恨无穷，谁又能预料，她是否会以死谢罪？

而作为受害者家属在事件发生之后悲叹道，

“为什么是我的孩子”

“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

这种念头即使转瞬即逝，

是否也曾想过杀死别人来换回自己家人的生命。

注：图片源于网络

我们与恶，其实没有距离。

我们不曾沟通和试着理解，便对他人自下死刑，我们没有做到善。

真的，这个世界，并不是懂得判断是非对错就可以的。

李晓明他是杀了人，是的，他该死，真的非常该死。这没错。

可是他为什么会做到杀人这一步？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啊，太少了。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啊，太难了。

03

剧中一直主张人权的辩护律师王赦，

他一直试图走进犯罪者的心里，

希望社会上不会有下一个李晓明，下一个陈昌，下一个会犯罪的人……

他被所有人不理解，包括自己的妻子。

在极度不被理解之后，他终于对妻子说了这样一段话：

“不是每个人生下来都可以选择。 我知道接下来我这么说你会觉得很不公平，但媚，你真的很幸运…… 你有爱你的爸爸，爱你的妈妈，你们甚至不用去担心你们的生活。 可是我们跟你们不一样， 我们可能会有个爸爸因为找不到工作，每天酗酒就打妈妈， 我们没有办法好好读书，甚至没有办法好好睡觉。 我们很穷，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出去外面打工， 但有时候做一两个月就会被炒鱿鱼，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是在不断地被否定当中成长的。 甚至有时候就会相信， 那些在脑袋里面说他们没有出息、没有用的那些人、那些声音， 是真的。”

注：图片来源于知乎

在工作不如意的时候，我的脑袋里也会闪过上学时老师的那些批评，父母的那些责骂。

我会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

自己是个废物。

我想过死。

我真的想过自杀，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可是天知道，这也是犯罪。

法律上这属于故意伤害罪，属于谋杀。

动念头那刻之前，我想要的只是沟通和理解。

我想要爱，

想要去爱。

在问过许多人之后，发现大家原来都一样。

恍然发现，原来真的是，

众，生，皆，有，病。

04

我们把自己包裹起来，自己舔舐伤口，我们病了吗？

我们开始不相信世界，我们开始怀疑周围的人，我们病了。

可是没有人想生病。

我想对你说说我的心事，希望听到的是回应，

而不是冰冷的“我很忙，没有空听你说”。

我想和你聊聊我的烦恼，希望得到解决方案，

而不是嘲讽的“你这算什么烦恼，人家xxx遇到更大的事都没说什么”。

我想跟你分享我的快乐，希望你也同样快乐，

而不是冷漠的“这么正常的事情，有什么值得高兴”。

你觉得我病了。

我觉得你才是有病。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了。

我只看见白茫茫的一片，

我们都是穿着病号服行走的病人。

我不要这样的世界。

所以，亲爱的，

我会认真听你说的每一个字，

认真分析你的每一种情绪，

认真了解你做每一件事的原因。

你愿意同样对我吗？

我真的，想拥抱你啊。

我真的，想再次拥抱那个温暖的世界啊。

注：图片来源于知乎

05

最后，想和大家分享林奕含在订婚宴上做过的致辞演讲的节选：

（在她选择离开这个世界一年之后，我才敢去了解她的故事。）

我今年二十五岁……欸，差几天就满二十五岁了。

我从高中二年级，

大概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得了重度忧郁症，

准确点来说是我从高中二年级开始了我与重度忧郁症共生的人生。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林奕含本人）

后来遇到一些事情就在这上面加上了PTSD， 所谓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重郁症这件事情， 他很像是失去一条腿或者是失去一双眼睛。 人人都告诉你说， “你要去听音乐啊” “你要去爬山啊” “去散心啊” “你跟朋友聊聊天啊” 但我知道不是那样的。

我失去了快乐这个能力， 就像有人失去他的眼睛， 然后再也拿不回来一样。 但与其说是快乐， 说的更准确一点，是热情。

我失去了吃东西的热情， 我失去了与人交际的热情， 以至于到最后我失去了对生命的热情。 前几年我的身体状况好点，我就重考。

这几年一直处于没有工作也没有学业的状况， 前几年身体好了一点，我就去重考， 然后考上了政大中文系。 在中文系念到第三年的时候， 很不幸的，突然开始病情发作， 所以我又再度休学。 在我休学前那一阵子我常常发作解离。

所谓的解离呢， 以前的人会叫他精神分裂， 现在有一个比较优雅的名字叫做思觉失调。 但我更喜欢用柏拉图的一句话来叙述他， 就是灵肉对立。

因为我肉体受到的创痛太大了， 以至于我的灵魂要离开我的身体，我才能活下去。 从中文系休学前几个月，我常常解离， 还有另外一个症状是没有办法识字。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谬， 对，但就是我打开书我没有一个字看得懂。 身为一个从小就如此爱慕、崇拜文字的人来说， 是很挫折的一件事。 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没有办法参加期末考， 然后那时候正值期末考。

我的那时候中文系的系主任就把我叫过去讲话。 我请我的医生开了一张诊断证明， 然后我就影印了很多份，寄给各个教授， 跟他们解释说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参加期末考。

这时候系主任与助教就坐在那个办公室里面， 助教在那边看着我， 然后他说： “精神病的学生我看多了，自残啊，自杀啊，我看你这样蛮好、蛮正常的。” 然后这时候我的系主任对我说了九个字， 这九个字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他拎起我的诊断书，问我说： “你从哪里拿到这个的？” 你-从-哪-里-拿-到-这-个-的。

当下的我，我觉得我很懦弱。 我就回答他说：“我从医院。” 但我现在想我很后悔我没有跟他说： “主任，我没有笨到在一个，活在一个对精神病普遍存在扁平想象的社会里，用一张精神病的诊断书去逃避区区一个期末考试。 然后你问我从哪里拿到的。 从我'的屁眼啦！干！” 我很想这样说，但我没有。

所以我要问的是，他是用什么东西来诊断我？ 是用我的坐姿，我的洋装，我的唇膏， 或是我的口齿来诊断我吗？ 这个社会对精神疾患者的想象是什么？ 或我们说的难听一点， 这个社会对精神疾患者的期待是什么？ 是不是我今天衣衫褴褛、口齿不清， 然后六十天没有洗澡去找他， 他就会相信我真的有精神病？ 又或者他觉得精神病根本不是病呢？

我不知道温暖传递的速度是多少。

但是我知道，我不会做压死骆驼的稻草，我要做给予骆驼能量的水珠。

你愿意和我一起来吗？

你愿意和我一起倾听世界的内心吗？

最后，我用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的两句台词和大家共勉——

“为什么是我？”——应思聪

“可能是因为，你比较勇敢。”——宋乔平

公众号【VIP大影视圈】，一个有态度，讲深度的影评号。

了解台湾现况的人都知道，什么是台湾价值观，里面的很多比如里面的废死，为了解死刑犯不停奔波的律师，不顾人质安全，媒体现场直播抓捕。在为了收视率做低俗新闻，但又想确保信息真实度的新闻责任感之间纠结的品味新闻，其实都是台湾现状。 该电视剧为了体现真实的氛围，请了著名台湾最敢说的节目主持人李晶玉现场模拟精神病鉴定的政论节目。此剧由几个真实事件改编，质量说实话吊打了很多大陆剧，毕竟大陆剧现在很少有这类实事类的电视剧，还处于一窝蜂拍傻白甜式的肥皂剧的阶段。 但是，虽然电视剧将这些情节展现得非常严肃，然而这并不是事实，真实案件的加害者并没有妹妹，这个故事巧就巧在加了这个角色，显然这个角色是为了烘托废死立场而设定的。 这剧另一重要角色媒体，最臭名昭著的标题党就是从香港传到台湾后发扬光大，对的就是那个就是做彩色鲜艳大版面的🍎报，某种意义上说，台湾新闻氛围是它带坏的。以至于台湾网络媒体作过一篇报道，台湾媒体评论IQ30的讽刺文。网络酸民有句最刻薄的话讽刺台湾媒体：“今天不读书，长大做记者。”（这句话其实应该从大陆天涯台湾板块传过去的）其实不是因为他们真傻，一切都是收视率点击量，这点跟大陆网络媒体，自媒体半斤八两吧。这使他们很多报道内容没有下限，这使台湾媒体处于一种无厘头式的癫狂状态。 在选举制度下的国家跟地区，自由民主自然的被商业媒体垄断，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思维一般都是从学者论述，到媒体发扬光大，口口声声的喊着反对政府无能不作为，要反体制，其实这些媒体就是体制的一部分。自由主义的媒体仅仅是将媒体的公权力扩大化。作为选举制度中的第四权，唯一问题是它们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监督部门。这就是制度设计的矛盾之处，作为体制中的第四权者，自然是体制内的公权力部门，但没有监督部门，自然滥用权利了，但媒体作为言论自由的捍卫者，如果运用公权力对其约束，这本身就反了体制。 商业媒体收视率是电视台唯一生存的法则，而小小的台湾竟然有上百家媒体拥蜂而上，这么小的市场，为了生存各种没底线的故事都会报道，目的就是吸引眼球。都说媒体监督政府，关键问题是谁来监督媒体，这就是台湾乱像的起源之一。 这部剧展现了台湾媒体的生存困境，也展现了台湾价值观，比如政客节目上最经常出现的恐龙法官，废死联盟，把精神病院盖在热闹的居民区等等。 另外里面的几个主角的价值观都是绿色政治人物倡导的东西，并不是它们不好，而是这些倡导不切实际，不能解决问题。导演对台湾环境的写实至少在电视台职业展现上可以说是纪实的。 同样，里面的主要人物角色其实都是非理性的，不是不可信，这是一种现实状态，一种小确幸的傻劲，这个电视剧把它做成了招牌。 比如，律师自大认为自己可以通过了解死刑犯的过去就能杜绝这类屠杀发生，这是社会工程，任何一个团体或者一种职业都不可能单独做到这些。电视剧中，这个律师上了不只一次政论节目，剧中这个角色有意思的就是在上节目的自信跟现实中自卑心态鲜明对照，体现在剧中见岳父岳母上。显然这个角色的自卑来源能娶到跟他身份地位不匹配的女人。 他做了大量跟工作职务要求不符的事情，显然有冲撞法律体系冲动，这类冲动的律师，又常上政论节目，那就有着显而易见的从政欲望，这符合台湾从政三大行要求——农业，医生，律师。不过大陆这边把企图冲撞法律边界的称之为职业讼棍，这类律师在没到社会转型需求的时候，成长空间不大。 这部剧表达的是现实，也表达了价值观盲区的迷茫，整部剧看着挺憋屈，整个人陷入无穷无尽的压抑状态，最痛苦的是，这些问题无法解决，一集延续到下一集。感觉这是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压抑。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部表达价值观困惑的剧，并通过一起真实案件将这种困惑表达了出来。这是追求的价值观跟社会现实脱节的困扰，在这种困扰中，社会其实在原地打转甚至后退。 最后，还有个真实荒唐的事情，台湾一号女领导把这部剧当政绩宣传并在Facebook推荐，老实说，这部剧其实隐含着对台湾现状的摇摆姿态，而否定只有两个原因，要本土，却并不本土。追求价值观，但没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