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

  1950年由昆仑公司出品的《武训传》实在是太有名了，一场覆盖了全中国并历时十年的政治浩劫由它展开，很多人不知道导演孙瑜却清楚的记得毛主席在1951年5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所发表的社论，但也正因为这样，《武训传》在人们的眼中充满了误解和奇观。
据记载，导演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做了很大的改动，在情节上最重要的两条是增加了黄宗英所饰演的新社会的小学教员，用局外人的身份在电影中进行充满明显意识形态的评述，还有一条是增加了周大带领着农民起义，带领着农民杀回到了张举人的家中。但这一切看起来和电影不连贯甚至是破坏了电影整体风 格的牺牲并没有在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中发挥出导演的设想，万万出乎导演意料的却是这部电影开创了另一场文化革命的序曲。
然而纵观整个电影，却不得不为导演的才华所折服。

  导演孙瑜，“联华新派”的主将，有着银幕诗人的称号。作为进步的电影工作者，在30、40年代的中国左派现实主义电影创作中，开创了诗意现实主义。在《武训传》中，保持了孙瑜导演长久的银幕诗人的特色，在电影的开场，主人公晚年武七回首笑容和蓝天白云叠加在一起，清晰的显示出了主人公开阔的胸怀和纯洁的信仰，与影片的结尾遥相呼应。由小学教员的讲述，电影开始了第一个闪回，是一双脚的特写。在孙瑜的电影中特别喜欢用主人公的脚的变化反映出时间的变化，如最著名的是在《大路》中电影的开始，导演通过三次脚的特写六个镜头就交代了金哥20年来的人生遭遇，简练而不简单。在《武训传》中也有异曲同工之处，闪回开始一双脚的特写，画外音提示这是武训6岁的时候；镜头叠化另一双脚，武训13岁；再另一双脚17岁。同样的人不同大小不同破旧的鞋子，用短短的三个镜头的转化和三句画外音，交代了主人公年岁的增长和生活环境的艰辛，也同时将观众从一个时间带到了另一个时间。

  孙瑜年轻的时候曾在纽约摄影学院学习电影摄像、洗印和剪辑的经历为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武训传》中体现了诸多的视觉语言上的创新。比如反映两场小桃自杀的场面。
丫鬟小桃在知道自己的父母由于不识字被张举人所欺骗而画了字据，将她卖给了张举人而不是寄养的时候，在房中悲伤不已：
         1：近景，小桃缓缓的抬起满是泪痕的脸
         2：摇，小桃房内景象，定格在一圈落满灰尘的绳子上
         3：逐渐拉近，绳子特写（突然强光打在那一圈绳子上，与周围的黑暗形成鲜明对比，音乐此时加强到最高点）
导演在这场戏里只用了三个镜头，就让观众强烈的感受到了主人公小桃的眼睛、心思与心跳：一个摇镜头交代了小桃的眼睛环顾四周，在找寻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或者这里辅以了悲伤的音乐，交代了通过残破房内的景象抒发了小桃自怜自我命运的苦难；镜头落在一团黑色的景象中，逐渐的拉近，让小桃和观众逐渐看清了那是一团绳子，同时强光照映与音乐加强，犹如小桃的眼睛在看清这是何物时突然的圆目注视和强烈彭湃的心跳。
另外一场是小桃在被四奶奶关在小屋内，准备用50两银子卖给杀猪的，绝望后对自己生命的一次了却。在这里导演充分了运用了灯光的电影语言作用。
    1：近景，悬挂的绳子（强光），墙壁上是小桃巨大的身影
    2：近景，镜头前出现了小桃的一双手（独白：娘，我来了）
3：绳子迅速的朝摄像机的方向拉近并消失（大白光），同时，墙壁上小桃的身影将绳索套进了自己的脖子
    4：近景，上吊后的倒影旋转和小桃母亲叠化（小桃娘：小桃，回来吧）
  在电影王国中，即使在中国的早期电影中，尤其是在无声片中，对于投在墙壁上的黑影的使用也不在少数，但像孙瑜在此处用灯光和人物语言将戏演的如此高潮实在是让人敬佩。在这里导演巧妙的运动了电影摄像机的独特性，在第二个镜头中，从摄像机两侧伸向绳圈的两支手，将观众的眼睛和主人公的眼睛汇聚在了一起，让观众代替了小桃，和银幕上的小桃同呼吸共命运，产生极强的身临其境感；在摄影机高速运动的时候运用了大白光，让观众眼前一片刺亮，犹如小桃将脖子套进绳索的窒息之感；之后马上的使整个画面旋转起来并和小桃母亲呼唤的景象叠加在一起，用视觉代替了感觉和幻觉，让观众生动的感受到小桃走向死亡的刹那感觉和好似听到母亲呼唤的幻觉，另一方面用已不在人间的母亲的召唤也正表明了小桃的结局。

  “银幕诗人”是导演的称谓，导演孙瑜在电影生涯中似乎特别钟爱年轻人开朗乐观的心态和健康的体魄，比如《大路》中的工人裸泳，《体育皇后》中黎莉莉健康的体态，在《武训传》中也不例外，虽在电影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但也不失时机的为观众穿插一些富有浪漫和诗情画意的画面，让观众来感受年轻的气息。比如年轻的小桃和武七在井边对话的一段场景：阳光明媚，桃花飞扬，不倒翁的俏皮模样，再加上两个年轻的脸庞和心，影像的构图让这两个受尽欺凌的年轻人绽放出了夺目的光彩。电影的画面良好的表达出了镌刻在武七脑海中的青春灿烂瞬间，这样的瞬间使他在年老行乞之时也不免有时会触景伤情。

  “他有洒脱的风格，敏锐的神经，知识阶级的天真善良而又多感的个性，和执拗的与社会丑恶斗争的热意，他是一阵凉爽的风，吹散了中国影坛的沉滞而又热闷的空气”。在早年的电影评论中我们看到了当时的影评家对导演孙瑜的评价，无疑，时间的间隔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并没有使孙瑜和《武训传》蒙上历史的尘埃，在当今的21世纪时，当我们透过断断续续的胶片、黑白的影像所获得依然有当年的感动和震撼。当生活节奏加快，当许多曾经的影像在我们斑驳的回忆中灰飞烟灭的时候，回望54年前的《武训传》，回想当年处在历史漩涡中的银幕诗人，不禁让我们肃然起敬！

没有想到，在影剧工作室开动的第一篇文字是关于《武训传》的，这当然与《武训传》电影DVD的发行有关。
对《武训传》的关注，大约在1997年前后，我在《青岛晚报》做“文摘”编辑时，编了一个关于《武训传》的小专题。这个小专题引发了一点兴趣，所以买过一本《武训画传》。
有关《武训传》批判的息来源，大学的当代文学史课是学过的。但现在想，大学里文学史的教学，恰恰思想史和意识形态史是缺失的，那时候的文学史写作，在观念上还严守意识形态史的道路，所以在思想史上作个清理基本不可能。
写《民国影坛的激进阵营》时，在会集材料的过程中，必然会关注到《武训传》，无奈的是看不了电影。所以，《武训传》在卓越刚上架就下单了，还没到货，有网友就作为种子上传了。在为碟片发行商“大圣文化”叹息的同时，也感到能够广泛传播和研究《武训传》，对重新认识意识形态史，乃至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心路都也是好事。

看《武训传》，通过影片对武训的理解，其实类似于教育事业的乌托邦，包含了知识改变命运，从而改变社会的动机。
用影片中武训的朋友周大的话说：“武七，你来文的，我来武的，咱们一文一武，让这些狗官恶霸知道我们老百姓不是好欺负的。”
说这句话时，周大刚刚实施了监狱暴动。出身太平军的他，因为抗拒张举人殴打武训，最终被张构陷而遭受牢狱之灾。
影片中，周大手边放着一本书，正是《水浒传》。

周大这一角色，在编导孙瑜手里是有些变化的。1948年1月，孙瑜写的《武训传•分场剧本》里，有一身蛮力的车夫周大最终是逢“大赦”出狱的。
显然，在1948年时，孙瑜还很有些“明君”期待的。
实拍剧本中这个细节的改动，源于1949年12月在昆仑影业公司召开的编导委员会。与会者有陈白尘、蔡楚生、郑君里、陈鲤庭、沈浮，演员赵丹、蓝马等。
关于周大的命运，郑君里建议将之作为当时太平军北伐被打散，隐身于张举人家中做赶车的一位壮士。沈浮则说，周大以后还可以“逼上梁山”，带领一队农民武装，对地主恶霸索还血债，烧杀报仇。

影片投拍后，还增加了小学女教师（黄宗英饰）的“结论”：武训先生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不屈服地、坚韧地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后来都给地主们抢过去了。所以，单凭念书，也解放不了穷人。周大呢——单凭农民的报复心理去除霸报仇，也没有把广大的群众组织起来。在当时那个历史环境里，他们两人都无法获取决定性的胜利。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役和流血斗争，才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组织之下，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下，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得到了解放。

孙瑜说：一九五O年底《武训传》全片摄完时，是经过党领导作过修改后审定的，基本上概括了《武训传》的主题思想（或称倾向）和剧情发展——评述和刻划武训幻想“念书能救穷人”并为之奋斗一生的“悲剧”。

很显然。孙瑜在投拍武训传时，已经非常自觉地实施了“自我改造”。
孙瑜接拍“武训”完全是受了陶行知先生的影响。陶行知自1943年起，每年都举行武训诞生的纪念会。在一次纪念会上，孙瑜收到了陶行知亲赠的《武训先生画传》。1945年，孙瑜赴美考察的过程中，一直带着这本书。

1948年分场剧本完成后，孙瑜寄了十几份给昆仑影业公司。但阳翰笙通过郑君里转告孙瑜，希望他能够在国民党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此片，于是孙瑜在中制启动了此片的拍摄。从1948年7月至11月，孙瑜完成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拍摄。

1949年2月，昆仑影业以150万元金圆券的低价从中制买来了所拍的《武训传》。是月，孙瑜加入了昆仑，但因为当时昆仑忙于《三毛流浪记》和《乌鸦与麻雀》的拍摄，没有将《武训传》提上日程。

《乌鸦与麻雀》完成后，昆仑立刻想续拍《武训传》，出于营业收益的考虑，昆仑甚至不顾孙瑜的反对，要求将影片拍成上下两集，这样票房收入可以增加一倍。

在加戏的过程中，孙瑜在影片中加强了暴露封建统治者残暴和阴险的情节，也加强农民反抗的情节。蔡楚生为孙瑜编了山东巡抚张曜与幕僚“收买民心”的对话；而孙瑜则增加了西太后如何决定对周大和武训二人“剿抚并施”的桥段。

这也使得《武训传》看出来是充满了阶级仇恨的，而且武训本人的意识也很有意外之举，比如跪义学成绩第一的学生，不跪“黄马褂”；比如在大牌坊前装疯；比如听说“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路径很绝望很痛苦，请学生们以后不要忘了“庄稼人”。

相比于孙瑜，主演赵丹是在新疆盛世才的监狱里看的《武训先生画传》。受到孙瑜的邀约后，他立即答应了。赵丹说：我把武训这种忍辱受屈的行为，歌颂成劳动人民的“甘为孺子牛”的高尚品质。自以为我的心，我的感情是对人民忠贞的，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

然而，所有的谨慎与自信，以及成熟的导演与精湛的表演，甚至包括刚上映如潮水般的好评，都没有抵挡住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的炮轰，这篇社论就是《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这篇由毛泽东撰写的批判文章将武训看作是狂热的封建文化宣传者，并说“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同时结论“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文章还开列了一份列了43篇文章和3本书的目录，47名武训歌颂者也被逐一列出。
而这份目录，此后成为了这些人“反动宣传”的梦魇。
其时任职于北京人艺，后来又改写批判文章的金紫光，在此后的十多年先后在中央歌舞剧院、中央实验歌剧院、北方昆曲剧院等单位工作过，但只要有“运动”，他就得检讨一番“赞扬武训”，参与“反动宣传”的错误。

毛泽东核心批判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改良主义。
一批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有的在呼唤议会制，有的在呼唤知识救国、教育救国。而这是崇尚斗争论的毛所无法容认的。其时，镇反运动，抗美援朝，以及逐渐深化的土地改革，在以不同的方式向前推进，这些举动，都充满了血腥与暴力。
《武训传》中对周大式暴力革命的质疑，也如同对共产党暴力革命的质疑，尽管其一再强调“没有好头子”，“天下总会是咱们穷人的”。但暴力革命，显然只是一条令人怀疑的路线，武训式的努力，也是一种方式、一种路线。尽管电影赋予了其悲剧的样式，但其正剧特性依旧存在。
此刻的毛，无疑要告诉知识分子，改良主义是走不通的，没有暴力革命就没有新政权，必须跟着他及共产党走，必须服从权威，必须彻底地改造自己。
赵丹写道：“一解放，我以为这一下好了！……哪里晓得社会主义革命，正是革的像我这样的人！所谓的平生抱负和愿望，就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质上就是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我连新民主主义的关都没过得去，更谈何容易地过这社会主义的关啊！”
1980年代末，有统计指出：1951年以来，先后有15次较大的政治运动，除抗美援朝外，其余14次都跟整知识分子有关，其中有9次是矛头直指知识分子。

为证明伟大领袖所写社论的正确，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建立起来了。江青化名李进亲自上阵。这份调查记，除前言，另分五大部分：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武训的为人；武训学校的性质；武训的高利贷剥削；武训的土地剥削。
这份长达四万五千字的调查记，毛亲自加写改写了15段，并全文刊登于人民日报。
研究者袁晞说：“被调查的老百姓只能顺着说，要什么就说什么。此种调查方法一兴，什么材料都能调查出来。”

有关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从此留下两大“遗产”，一是大批判的文体；二是调查材料的方式。

客观地说，在孙瑜所拍的电影中，《武训传》虽然极其用心，但明显游离于孙瑜的诗化风格，蓬勃之气和喜剧式的处置能力，以及结构的松弛和情节的松弛都不见了。没有坚定自我的创作肯定无法完整地显现自我。可以圈点的，倒是赵丹的表演。动作、体态、表情、语言，都堪称精妙，除却青年武训因为赵丹自身的年龄关系表现得有些过于老成之外，其他都可作经典。

而电影《武训传》可以留诸于今天的思考，其实应该是，知识分子在1949年之后的自我改造和被阉割之路是怎样一路走来的。大批知识者，在陷入自我怀疑之后，又领受了大批判的炮火，在全民的迫击之下，自我飘零，而后随波逐流，没有操行的就选择助纣为虐，最终被雨打风吹去。

一个本来带有精英特征的阶层由此变成了工农商学兵的一部分，他们不再独立发言，他们颤颤惊惊，左顾右盼，沉默的沉默，招安的招安。期待明天。

　　今天终于没有错过人生中的重要时刻，在影院小厅看了胶片版的有些许残缺的电影《武训传》。以现在的观影习惯来看，电影语言本身显得有些落伍了，慢条斯理的叙事，充分浪漫的情感宣泄，还有那些明显的表意符号贯穿于整部电影。

　　毕竟已经五六十年了，当年感染观众的方式有点显得可笑，不大适合今天快节奏的欣赏习惯。至于影片的思想内容，从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近乎三十年的积淀已经让《武训传》本身从艺术到政治有了一个近乎尸体解剖似的分析和介绍，动用了从天文望远镜到高倍显微镜的各种工具，各个层面，各个角度都有所涵盖。所以笔下无言也有情可原，于是只是回到宿舍，翻看了能见的一些当年文字，囫囵吞枣的浏览了一遍。

　　所看书目不过《中国电影研究资料》吴迪主编、《中国电影理论文选》罗艺军主编、《中国电影百年》李多钰主编三本书而已，权当了解大概，故而不敢妄称研究，不过有些许断想而已。

　　关于《武训传》的批判和平反

　　《武训传》的批判被视为新中国“第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的发端（《中国电影百年》语）。早先国内放映的时候，可以算是好评如潮的。事实上，正是因为“好评如潮”，才更为突显其显现出的政治问题的“严重性”。当时在上海的上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随后的媒体上还有关于编导孙瑜和演员赵丹对于影片的经验介绍性的文章，可见当时有树立典型的苗头：名导和明星的珠联璧合。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应该重视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随后而来，掀起了批判风潮，从电影摄制人员扩到到整个文艺界，从具体的“武训评价”到抽象的阶级立场，终于成为政治性的运动。此后《武训传》永远都不享有纯粹的文艺评价，而紧紧的和政治发生了关系。1985年胡乔木的一段简要讲话，成为了普遍意义上的对《武训传》的平反，还是以政治运动的清算方式开始的。

　　孙瑜当年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编导〈武训传〉记》，只是半回忆录性质的，创作上的探讨较少，《编导〈武训传〉前后》则倾向创作经验的内容多一点。而赵丹的《我怎样演武训》的理论研讨价值也很大。相信当年的一些正面评论，也是较为集中在艺术范畴内的讨论和批评。这可以在后来批判风潮中的一些文字中找到依据，比如李长之先生1951年5月27日在《人民日报》上的检讨文章《我在关于〈武训传〉的讨论中得到了教育》写道：

　　“我过多地评论了《武训传》电影和《武训画传》的艺术，太轻太淡地而且是（不正确地）触及了政治意义。这不免是单纯技术观点，这不免是西方资产阶级‘艺术至上’的形式主义的美学的影响。因为缺乏对政治意义的足够的重视，所以就是艺术标准的批评论，也就犯了错误。”

　　此段文字或可印证。

　　5月的社论一经抛出，形势急转直下。批评夹杂、混淆甚至歪曲了政治因素和政治立场，用文艺批评的手段搞政治，用政治的方式搞批评。于是雪片般的评论飞满全国，采取艺术分析和政治品评“嫁接”的方式，炮制出炉了一篇又一篇的批判和检讨稿件。仍以李长之先生的同题文章为例，在前引文字之后，紧接便着例证了他的“错误”：

　　“例如我指出，武训电影之‘热闹和罗曼谛克底抒情并没有提高它的艺术性，反之，是降低了它’，然而理由呢，是：‘损害了武训事业的严肃性’。其实，武训事业根本没有什么价值，也就说不上损害不损害它的严肃性了。可见不把政治放在第一位，艺术性的批评是不会正确的。”

　　如果说关于“热闹和罗曼谛克底抒情”算是艺术层面的分析，那么对于“武训事业”的评价实在是无由的牵强。然而各地这类稿件之多，是无法想象的。江青更是亲自带队实地考察，不但洋洋洒洒的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还树立起了“宋景诗”这一光辉的反抗的正面的形象来和武训形成对比。总之，最先的政治定论为《武训传》的政治化，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成了永久的记号。是这之后关于《武训传》的评价都离不开了政治。

　　至于后来的平反，仍然是政治化的。1983年万里，1985年胡乔木分别都表示对于《武训传》的评价有失公允，而此时已经处在对“文革”拨乱反正的政治工作中了。对于《武训传》的平反，也自然划归到了政治清算的一部分。事实上，在其后的多数关于《武训传》的评论文章中，无论是当事人的回忆录，还是研究者的学术文章，都已经舍弃了电影艺术的标尺，而成为研究“谁之过？”的历史淘金。比较典型的就是将《武训传》批判归结为江青个人阴谋报复行为，是对知根知底的赵丹等前同事的个人迫害。

　　电影之后尽管经常有人提起，在影史上留有一笔，却鲜有关于艺术成就的评价和概括。《武训传》成为了政治或者文化的一个符号。

　　批判《武训传》的武器

　　江青借着批判《武训传》的风潮，组团写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该文考据丰富，旁征博引，实在是集大成的典范之作。可见当时的人们确实有股韧劲。我和大学同窗还曾就此事感慨过。从《武训传》公映到《调查记》成文发表，不到三个月。“调查取证”，编撰行文，还能在浩瀚史海之中找到“宋景诗”这号人物，专门用于对于武训的回击。这种独特视角和博学，现在依然销声匿迹了。

　　如今荧屏银幕上充斥着各种耳熟能详的情节和段子，都是同样的桥段不过换个时空，换个身分，就能堂而皇之走进大众娱乐的视野。不是各种篡改传说，就是“秘史”系列。蹦蹦跳跳的表现着后现代的不屑和疯癫，骂骂咧咧地糟蹋消费者的智商和品性。没有丝毫智慧的胡闹在媒体上，相比之于当年江青的目标和手段，简直是不值一提。

　　如果说《武训传》是个政治和文化的符号，那么这个符号最起码指代的是一种“严谨持重无所不用其极的改造”。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能根据武训的人物和形象的反面，迅速寻找并打造相应人物和形象予以回击。这种创造力不仅仅是模仿，更是水平。迪斯尼素来以改造他国童话传说闻名于世，对中国《花木兰》的改造，换来的只是上海动画电影制片厂挖掘原著的《宝莲灯》，而同是讲述母子亲情题材的动画片，迪斯尼随之而来的《人猿泰山》把亲情提高到了一个人兽间的争议高度。对于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迪斯尼采取精彩讲述的方式，梦工厂则选择了完全解构。《调查记》及“宋景诗”完全证明了这样的创造力并非国人所缺，只是渐渐的淡忘了。或者说，没有缺失也没有淡忘，只是从来没有用在创作或者娱乐这些形而上的无用方面，而是更多地深入实践到“为人处事”的能力上了。

　　尽管并非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至少证明着，一段时间内，国人国片的创作是有激情且有活力的。这让今天的所谓“繁荣”汗颜不已。

　　《武训传》及历史的武训化

　　夏衍先生在《武训传》拍摄过程中就曾提出过“武训不足为训”的说法，这大概是从艺术角度的评价。而纵观《武训传》的全片和历史，让笔者不禁有了不同的理解和结论。

　　《武训传》中的武训形象，是悲剧性的。几次三番的看着并经历了穷人吃“不识字”的亏，于是立志兴建义学，为穷人家的孩子无偿的提供教育环境和教育机会。然而，当小孩读书给武训解释“学而优则仕”的圣贤道理时，武训对自己的做法深刻的质疑了。事实上，这一点也是最早关于武训批判比较集中的部分，即武训的义学虽然是济世的，但终归还是向封建传统和封建制度的妥协。编导们当然也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是通过这一点认定这个形象的深刻悲剧性：妄图利用敌人的游戏规则消灭敌人，而实际上却是为敌人培养了更多的有生力量。这是武训被利用的第一特性。

　　武训由于目不识丁，不懂得礼数，没见过世面，自然对于儒界官场的规则一窍不通。被泼皮无赖的欺骗不过是皮肉之苦，被官僚政客的利用才是更为尴尬和令人焦虑的。武训的义名远播，惹得各级官僚都用足了心思在他身上下文章，下到一县之长，上到太后皇上，无一不以他为工具，标榜政绩，粉饰太平，收揽人心。而武训对此则毫无察觉。这是武训被利用的第二特性。

　　回过头来看《武训传》批判的历史，那些批判、反批判的文章，哪一篇不是对“游戏规则”的无奈适应？“艺术分析加政治品评”模式不正是对于“游戏规则”的妥协和及这种妥协的认定？而那些批判和反批判的人们，似乎都是处于一种对于政治的依附，最终成为政治工具的悲剧命运。当年或出于无可奈何，或出于随波逐澜的批判，不过是政治风潮中的一朵浪花。动用想象力写出文章发表的和发挥创造力挖掘历史造型的，都是布局中的一颗棋子而已。至于平反时分，站出来高声怒骂的，低下头深刻反思的，也说不清是真情流露还是随声附和。

　　《武训传》里的反派张举人，自以为手执笔端，“一字令人生，一字令人死”，似乎笔杆子的力量大于刀把子。其实还是没看见自己的脑壳子，早已经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了。那些利用武训之名，或揽人心，获得好处的人，自己已然“武训化”了。他们不过是在别人的身上实践着从自己经历中学到的宝贵经验而已。

　　总而言之，无形的制度不但规定了所有的人都在体制框架内游戏，而且规定着胜利者的属性和位置。所有游戏中的人们不具备相应的属性和位置，就永远是胜利者玩物。

　　而所有人都是游戏规则的玩物。

日前，电影《武训传》又火了一把，这部被冠以“新中国第一禁片”的电影正式发行正版DVD，此举被不少人视为“解禁”的标志。
    《武训传》是由孙瑜导演、赵丹主演的历史题材电影，电影的主人公是被称为“千古一人”的武训，在清朝的咸丰、同治、光绪年间，贫苦农民武训走街串巷，“行乞兴学”，靠着自己的乞讨，硬是建起了一所所学校，《武训传》讲述了武训的这段传奇人生。
    《武训传》其实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就开始拍摄了，不过最早的片方由于各种原因，最终只完成了三分之一的拍摄，后来由昆仑影业公司买下了拍摄权和已完成的胶片，直到新中国建立后的1950年10月，才最终拍摄完成，并于当年底在中国大陆进行了公映。
    刚公映时，各方反响都不错。不过好景不长，《人民日报》于1951年5月20日发表了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文中称《武训传》“狂热的宣传封建文化”、“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该文由毛泽东修改审定，此后，全国上下便掀起了对《武训传》的大批判浪潮。这是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重要的电影批判事件，而《武训传》所谓“新中国第一禁片”的名号，便是由此而来的。

“批判式放映”

从历史事实来看，首先，《武训传》是进行过公映的，并没有被彻底尘封；其次，即使《武训传》后来成为了批判对象，但对其的放映行为其实并没有停止，有时候，为了批判该片，反而先要进行放映——姑且称之为“批判式放映”——事实上，对《武训传》的“批判式放映”一直持续到“文革”时期。所以，《武训传》遭受经由领袖发动的批判浪潮不假，但从始至终很难说完全被禁映了，非要给《武训传》戴一顶“禁片”的帽子，并不十分妥当。
    从电影史上看，《武训传》的遭遇是个普遍现象，很多电影都曾在“批判式放映”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如《早春二月》，为了批判的方便，还特意对其不作任何删改，得以完整放映。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陆的电影发行放映是完全的计划经济方式，各级地方相关部门都按照官方的统一安排层层下达任务，进行电影发行、放映，真要说“禁片”，在这种环境中根本无法与观众见面——甚至，连获得搬上银幕的机会都微乎其微（那时连拍摄电影的基本物资都是计划安排的）。
    由于完全没有商业性的发行、放映环境，所以，“批判式放映”成了不少影片大规模与观众见面的主要方式，特别是到了“文革”时期，整个国家的文化生活极其不正常，广大人民群众能见到的电影作品少之又少，而群众运动式的“批判式放映”，反而成为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公映方式，但无论怎么衡量，这些电影都没有被完全禁映，算不得“禁片”，更准确的表达，恐怕应该是“受批判电影”。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有许多影片从制作完成就进了仓库，由于技术指标不合格，或受制于经济因素的制约，这些影片从未被纳入公开发行、放映的渠道（譬如早期大量的戏曲片和后来的一批实验探索片），但这些电影显然也不能被称为“禁片”——它们只是不值得公映罢了。

从未被正式平反

所谓“解禁”，自然是基于对《武训传》之类的电影“禁片”身份的认定而言的，不过更惯常的说法，似乎是“平反”。事实上，在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上，就刊登了一篇消息，题为《胡乔木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胡乔木同志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将他的讲话登载在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上，当然可以看作是代表执政党对《武训传》问题的表态。此后，包括胡乔木在内的很多中央领导都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及《武训传》的问题，基本上都表示了对《武训传》批判的不认可，由此，不少人认为《武训传》已经被“平反”（不过也有不少人如崔永元就认为这不能算平反，他在接受报纸记者采访时表示：“我认为胡乔木说的话不能算是为《武训传》平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国家、政府来批判的，那当然要用国家和政府的名义给它平反了。”）
    但不管怎么说，《武训传》的公开放映已经不是问题。2005年，在上海举办了纪念赵丹诞辰90周年的电影回顾展，该展览上就放映了《武训传》一片，不过，这次放映也不等同于当下我们俗称的“公映”——我们现在说的“公映”，是指获得了《电影片公映许可证》后，在电影院面向全社会进行的公开放映（依据2002年开始施行的《电影管理条例》）。不过，当时就有媒体以“新中国首部禁片开禁”为题对此事进行了报道，但这并不确切——5年前的2000年，上海的民间电影文化机构就在图书馆举办过孙瑜百年诞辰纪念放映活动，这次活动上就专门放映了《武训传》的录像带；而更早的1996年，一部名为《武训》的电视剧便已经播出，这不争的证明了武训作为影视作品表现的题材，已经完全没有限制。
    1950年公映的《武训传》，到今天早就过了版权保护期，成了所谓的“公版”电影，从法理上来说，任何人都有权利生产、制作《武训传》的音像制品，此次《武训传》正版DVD的发行，就是完全的企业行为。

    发行DVD不是“解禁”

    不过照前文所梳理，《武训传》其实从未被禁映，“解禁”自然就无从谈起，2000年的录像带放映和2005年的回顾放映，都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公映”。
    而正版DVD的发行也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解禁”——例如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一片，就因为“违规参赛”等问题，一直未获准在内地院线公开放映（通俗的说就是“禁映”了），而在2006年，《鬼子来了》的正版DVD却获准公开发售，这实际就反映了电影作品在不同渠道和不同部门的管理下，可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状态：获得《电影片公映许可证》，需要电影局或其他有关部门的许可；发行正版DVD，则主要是新闻出版管理机构的审核。
    打着“禁片”的名头，自然能为《武训传》在大众媒体中吸引更多的眼球，但经由对电影史的耙梳和对我国电影发行、放映制度的整理，却发现许多哗众取宠的媒体表述并不可取。但不管怎么说，这次《武训传》的“重出江湖”，希望能让更多的观众关注到我们自己的宝贵电影遗产，大批判的年代过去了，是该我们好好反省一下了。

来源：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