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者

荣获2006年度第7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窃听风暴》（《The Lives Of Others》）中最令我称奇的情节就是最后柏林墙被拆毁、东西德终于合并之后，人们竟然可以查阅自己被窃听的记录文件，甚至还可以查到是哪一位谍报人员曾对自己进行过窃听。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文化与观念才能保证如此的民主与开放，是什么使得人们拥有如此的胸怀而不会去互相报复呢？
我们见过太多的政治斗争，一方胜利后总是会对失败的一方进行残酷乃至血腥的清算，成王败寇，我们已然习以为常。我们也总是见到，这样或那样的内幕或真相因为政治的原因，披上神秘的外衣，神经兮兮，从不对外宣告。而突然见到这样一种温情、平和、开放的政治，我自然惊奇不已。究竟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差异，究竟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不同。这真的很难说清。
也许真应了我在网上看到的一句话：
有些革命是英雄对英雄，有些革命是流氓碰流氓。

就算全世界都对《窃听风暴》交口称赞，假如一定有人跳出来唱反调，说那其实是一部失败的电影，那么，这个人多半就是前东德监狱博物馆的馆长。然而，假如没有这个馆长，《窃听风暴》这部电影最重要的意义便不会彰显。这是一部必须对照着来看的电影，唯有对照了史实与影片，才会让你在观影完毕之后仍久坐不起，无言以对，饱受震撼，才会明了真正的残酷之所在。
影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84年——只要看过乔治•奥威尔的政治寓言小说《1984》，就会明白这不是一个随意挑选的年份——忠心耿耿冷酷无情的东德秘密警察维斯勒，在观看了一出舞台剧之后，主动请缨要求监听剧作家德瑞曼。维斯勒的请求与文化部长不谋而合，不同的是，文化部长看上了德瑞曼的妻子、美丽的女演员克丽斯塔，企图通过监听找到污点，胁迫克丽斯塔以满足自己的私欲；而维斯勒的心理及动机则复杂得多，一方面，他凭着秘密警察那可怕的无处不在的嗅觉，认定德瑞曼“有嫌疑”，另一方面，恐怕他自己也不愿意承认，克丽斯塔的魅力亦令他有所动心。
维斯勒和另一名秘密警察轮流值班，24小时监听德瑞曼夫妻的生活。然而，维斯勒没有料到的是，就在窃听的过程中，他的人性逐步复苏。他带走了剧作家书桌上一本布莱西特的诗集、并被那些诗句深深打动；当他在监听器里听到德瑞曼饱含情感的钢琴弹奏时，忍不住流下热泪。就在德瑞曼开始向西德媒体秘密匿名撰写揭露东德人自杀状况的报告时，维斯勒选择牺牲自己的仕途，凭一己之力保护他们。他遣走了另一名值班警察，一个人监听德瑞曼夫妻，并杜撰监听报告，最后在危机当口，帮助剧作家躲过一场巨大的劫难。维斯勒因此被降职到地下室做拆信员，变天后，他仍生活在社会底层，做一个投递免费广告的送报员。
作为今年的热门影片，《窃听风暴》横扫德国各大奖项，包揽欧洲电影最佳影片、年度男主角和年度编剧三大奖项，并且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确，《窃听风暴》有着奥斯卡青睐的一切元素：东德题材、悬念迭起、人性复苏、善良战胜了邪恶……总之，一个杀手动了情的故事，一个东德版的《杀手莱昂》，美国人喜欢的类型。然而，事实的真相真的如此吗？当然，可以说，一开始冷酷得仿佛固若金汤的维斯勒，其人性复苏的转折太快太轻易，影片在这一点上的处理似乎不够严密，然而，缺憾仅只于此吗？
导演兼编剧多纳士马克，筹备9年，于33岁推出处女作剧情长片《窃听风暴》，初试啼声，一举成名。该片正式投拍时，获得了许多前东德人的帮助，他得以在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而唯一拒绝了他拍摄请求的，就是前东德监狱博物馆的馆长，为什么？馆长说，因为这个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维斯勒这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对，这就是事实的真相，这就是因为《窃听风暴》而昭示出来的最重大的意义最强大的震惊：杀手没有动情，人性没有复苏，善良没有战胜邪恶。多纳士马克说，他想通过电影告诉当年的人们：你，是有选择的。然而事实是，没有人选择良心。电影越温情，现实越残酷。多纳士马克还是太年轻太天真了，他应该在影片结束后打上字幕，告诉观众：这段温情从来不曾存在过，这个愿望从来不曾实现过。这样，这部电影才完整，才，够狠。

         又把《他人的生活》看了一遍，记忆中这是唯一一个我主动看第二遍的电影。重新看一遍的原因很简单：看第一遍时太囫囵吞枣了，没留心一个关键问题——那个“坏人”是怎么变成“好人”的。确切地说，我很想知道一个腐朽大厦的倒塌，是从哪个裂缝开始的。
        《他人的生活》情节已经众所周知：1984年，东德秘密警察Wiesler被派去监听一个剧作家Georg，结果他不但没按计划搜集该作家的反动言行，反而被他和女友的爱情和勇气所打动，最后背叛组织暗中救助了他。
        带着清晰的问题意识再看第二遍，我遗憾地发现，导演其实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坏人”并没有“变好”，他简直从来就是好的。电影开始不久，在其上司Crubitz表示要通过监听搞倒谁谁谁时，他就问：“难道这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加入组织？”一个竟然追问为什么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的秘密警察。在听Georg弹贝多芬时，他竟被感动得泪流满面。一个追问为什么的人，以及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所以该片最大的问题似乎并不是“坏人”怎么变成“好人”，而是“好人”怎么能允许自己做那么多年的“坏事”。Wiesler在成为片中的英雄之前，做了20年的秘密警察劳模。如果他可以劳模20年而不羞愧，那么他应该也可以这样劳模下去；如果他会那么轻易被监听对象所打动，那么他也不可能这样劳模20年。
        电影里真正的“坏人”似乎只有两个，一个是部长Hempf；另一个是警察头子Crubitz。区区二人可以对这么多人的命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原因就在于“他们”把“你们”也变成了“他们”。他们以保卫国家的名义吸纳了无数秘密警察，他们发展艺术家中的内奸，他们逼迫Christa告密，他们让Georg们保持沉默……如果没有“你们”，“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群小丑而已。
        但“你们”又是谁呢？“你们”可能周末带孩子去父母家尽享天伦之乐，“你们”路上看到车祸可能会打911帮助呼救，“你们”可能看到电视剧里坏人欺负好人时气愤填膺，然而你们在做着这一切的同时，也会象Wiesler那样爬到别人的楼顶阁楼上——当然不仅仅阁楼，还有可疑分子家门口，单位，言论的字里行间——说：看，这个混蛋，竟然拿民主德国的自杀率来做文章，把他给抓起来！
        “他们的信念是什么？”有一次我试图和一个朋友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怎么说服自己，一个人把一件事情诚实地说出来，就应该被‘抓起来’？”真的，他们是怎么说服自己的？这事首先令人困惑，其次才令人沮丧。他们怎么能够在窃听骚扰跟踪袭击迫害诚实正直的人之后，一转身，对自己的孩子说：孩子，你要做一个好人。
        那个朋友说：“不需要信念，就是个趋利避害的本能”。
        我还以为道义感羞耻感内疚感也是人的本能呢。
        可能也正是因此，Wielser这个人物太理想化了：他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拒绝被彻底机器化，羞耻感犹存。电影甚至把他描述得很可怜，一个人住冷冰冰的单身公寓，在电梯里被小孩子当面骂成“坏蛋”，招来的妓女甚至不愿意多停留半个小时。而现实生活中，那些变成“他们”的“你们”，可能过得比谁都好：他们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在亲友中春风得意，在生意上左右逢源。也正因此你们还在趋之若鹜地变成他们。
        如果该电影展示的是1984年东德现实写照的话，那么5年之后的巨变一点都不奇怪。当电梯里的孩子都可以羞辱秘密警察而他只能哑口无言时，只能说这个社会已经变心了。事实上从故事情节来看，当时东德的控制手段已经贫乏到完全依靠胁迫：听不听话？不听我就让你没饭吃。当统治者的统治手段已经贫乏到仅剩胁迫时，它就气数将近了。我们从小就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也许历史唯物主义偶尔也会走神，物质基础也会被上层建筑拐跑。至于上层建筑又是如何变心的，那个20年的秘密警察是怎么突然从“他们”转变成“我们”的，电影没有说清，我没有找到答案，看来还得接着找下去。

一．压制
1984年11月的东德，柏林围墙倒塌前5年，东德国家情报局「斯塔西」正以恐怖威权控制着人民。渴望升迁的东德秘密警察卫斯勒，奉命进驻了一栋华厦，秘密监控名剧作家德瑞曼和他的美丽女友－知名女伶西兰。
   剧作家德瑞曼虽被怀疑撰写反动文章，「斯塔西」却苦无证据逮人。卫斯勒于是成为最佳爪牙，全天候监控德瑞曼和西兰的生活，期能尽快找出关键证据来。日夜不停进行窃听工作、完全没有自我生活的卫斯勒，却在不知不觉中，逐渐融入了德瑞曼和西兰多采多姿的生活。他不但私下对德瑞曼产生了友谊，更分享了他和西兰之间的爱情与争执、秘密与谎言…，而德瑞曼和西兰却浑然不觉。
   当西兰被逮住弱点并受到逼供，她会出卖德瑞曼吗？卫斯勒是否能顺利找出证据？德瑞曼又能成功躲过这场窃听风暴？一场危险却超级精彩的情报角力自此展开…
这是某个网站关于《窃听风暴》的介绍。

记得以前读过一些关于东德西德在合并之前的一些文章，那时候，东德太多的人向往另一方自由的热土和新鲜的空气，不惜一切代价和方式去达成这种夙愿，方式和招法千奇百怪，有成功，也有失败。失败了，自然是只有两种结局，要么囚禁，要么毙之。而成功了的呢？难道真的像那么多人向往的那么自由和舒畅吗？作为一个局外人，就像孟子说得那样：子非鱼，焉知鱼之乐？这句话还有个层面的意思就是，子非鱼，焉知鱼之不乐也？所以，我们不是逃出去的每一个人，我们没法换位思考他们的苦与乐。
《窃听风暴》，这部2006年最佳奥斯卡外语片奖项的获得者，如果单单从其奖项的表面去理解的话，绝对不足以涵盖这部影片的艺术含量，从内容含量来讲，也许它没有《巴比塔》的时空跨度大，从情节来看，没有《无间行者》的故事悬念强，但这里，是一批批人追求自己梦想的真实写照，影片不求于让多少人着迷，只要有一部分让人觉得有价值和意义，那这部影片就算是成功了。
无独有偶，前段时间趁着休闲的时候，我看了曾子墨女士在凤凰做的一档访问朝鲜的记录片。片中所提到的真实足以让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震惊：全国只有一家网吧、全国只有有限的几个电视台、每天播放的节目都是固定的几个、外国记者要出去采访必须要有当地的官员陪同、每年国庆时都在广场有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表演，那表演就像是中国“文革”时期的忠字舞、每次主席生日的时候全国人民都祝福为大领袖万寿无疆………这是一个奇迹的国度，哪里也有一批奇迹的人民，我对他们敬仰～～～
压制，绝望的反抗，沉默的呐喊，无声的忍受，这是当时社会下的众生形态，我们不能用现在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去衡量当时的人和事。
二．良知
记得研究生上课时，我的导师曾提到前苏联的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和主角的名字我忘记了，我只记得大概的故事情节。说是前苏联一个著名的官员被陷害致死，临死之前就把自己的遗书以口述的形式交给自己健在的妻子，让妻子以后替自己昭雪，而当时的体制下，任何书稿的东西都不可能存留在那个严密监视之下的，于是这位可敬的妻子，究其一生，每天都在默默地背诵丈夫留给自己的遗言，等到有机会申辩冤情的时候，他的妻子已经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妇变成了一个两鬓苍白的老妇人，但遗书的内容，却是只字不差，这位可敬的妇人用自己一生的时间给自己的丈夫竖了一座不倒的丰碑。
谈到前苏联，另一个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个一生都在跟独裁专制制度做斗争的文学家，以自己的良知秉承着的自己的信仰，一生无悔，一生执着。
1962年11月，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索尔仁尼琴的处女作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上刊出。这部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生活的作品，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1963年，作者加入苏联作协。这以后，他又写了好些作品，但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除了《马特辽娜的家》等四个短篇外，其余均未能在苏联境内发表。1965年3月，《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受到公开批判。
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遭到当局指责。1968年，长篇小说《癌病房》和《第一圈》在西欧发表。1969年11月，作家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
1970年，“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学奖。但迫于形势，索尔仁尼琴没有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1971年，德、法两国同时出版他的长篇小说《1914年8月）。1973年12月，巴黎出版了他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披露了从1918年到1956年间苏联监狱与劳改营的内幕。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随后他移居美国。
1989年，苏联作协书记处接受《新世界》杂志社和苏联作家出版社的倡议，撤消作协书记处于1969年11月5日批准的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苏联作协的“不公正的、与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相抵触的决定”，同时委托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作家们向最高苏维埃提出撤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74年2月12日的命令。根据苏联作协的决定，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开始在苏联国内陆续出版。
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用他一生的实际行动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自由主义者无尽的梦想和执着。
这就是良知，一个有良心的人的良知。
三．救赎
救赎的路在何方？东西德终于合并了，斗争想换来的东西终于就这么悄然而至了，救赎的路难道就在脚下吗？
《窃听风暴》最后部分的对白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部分答案：
“你现在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了，这样的国家不正是你们想要的吗?可是，德雷曼，现在的联邦德国就是你们艺术家想要的吗？还有什么可写的呢？人民没有信仰，没有热爱，这就是一个自由的联邦共和国。”
压制没了，创作的动力来自何方？
单独提一句就是：影片最后卫斯勒那个孤独落魄的身影常常让我觉得自己要热泪盈眶……这难道就是一个有良知的人的最后结果吗？


2007-3-3晚草于天津

 
       在影片的译制过程中，很多时候模棱的片名翻译总会让观影者一不留神就忽略掉了一部经典好片。德国影片《窃听风暴》这名儿初听总会让人联想到美国滥俗的那种动作或谍战大片，且如此平白的译名更容易跟某国产片混淆。不少人与这部主题深沉而动人的影片就失之交臂了。
       《窃听风暴》影片德语原文为Das Leben der Anderen，直译过来应该为“他人的生活”，虽然关于这类政治题材的电影一向是各项电影奖赚噱头的加分项，但这部影片更重要的主题是人性。无论如何，这是一部发人深省的片子，于是不负众望地在2007年获奥斯卡年度最佳外语片奖。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每个国家都有着特殊的专门负责国家安全的防卫部门。于是，就有着这样一群身份特殊的人，在今天的美国他们叫做CIA；回到特定的历史时期，在前苏联他们叫做克格勃（KGB，前身为“契卡”），而在曾经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他们叫做史塔西（Stasi）。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些藏在幕后的秘密警察担任着搜集情报并监听监视的工作。从东德成立伊始，史塔西的正式聘用和合作者人数就持续增加，总共接近30万；直至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际，东德有将近600万人被建立过秘密档案，超过其总人口的1/3。
       影片即是在这样的背景，柏林墙倒塌前的1984年，叙述了一个代号为HGW XX/7的史塔西魏斯曼在监听他的作家对象的过程中，逐渐深入到他人的生活而被感化，最终在暗中伸出援手帮助他的对象脱离了险境。当然在那样的背景下，魏斯曼付出了降职代价，作家也失去了爱人；1989年，两德统一，作家在查询自己的监听档案时终于发现了这位史塔西为自己所作的一切。作家最终没有打扰到他，而是用了自己独特的方式向这位史塔西表达了最深的谢意。
       影片以主体阴冷而萧杀基调反映了白色恐怖时代的特质，却在各处细腻体现了人性温暖和真实的光辉。在人人自危的环境中，人性的善恶都体现的淋漓尽致。有人出卖了自己亲友，有人居位谋私，有人不能妥协与时局而以自杀抗争。但其间人性的美善被表达得分外深刻而细致：作家为救助自己朋友所冒的风险、相互间的资助；以及魏斯曼在监听过程中的丝丝入扣的细微改变：他不动声色地支走可能会危害到作家的人，修改了窃听报告的细节，隐瞒了实情，以及最后紧要关头所作出的巨大牺牲。片中许多细节展示了这位史塔西细腻而深沉的内心境界，他在监听过程中体现出的孤独感和默默无言的隐忍；即使是在最后关头他的上司询问他“你还站在对的一方么”也作出了意味深长的回复——这些细节都完美地表达了角色中人性的那些微弱的闪光处。
       片中的很多黑色幽默的细节在经历了那段冷战岁月有一定年纪的观众看来会有更会心的认同感。关于那位倒霉中士开的对东德最后一位总理昂纳克的玩笑（早上和中午太阳都客气地与总理打招呼；可到了晚上太阳说：去你的，我现在在西德了！）在前苏联的政治笑话中有同样类似的桥段；而作家们在进入家门要商谈前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噤声并打开摇滚乐以防监听，相互交流的重要信息只能用写在纸上的方式完成——这些在和平年代生活的现代人看来很匪夷所思的片段却在某个时期真实地存在着。
       影片中在绝望中挣扎的人们时有放弃对新生活的希望而悲惨死去，最终活下来的幸存者捱过了柏林墙的倒塌和胜利。柏林墙的倒塌虽然在形式上摧毁了隔阂，但人为的“心墙”是无法短时期就被拆除的。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生活经验的影响下，长时期的隔阂造成的差异绝非轻易就可平衡。历史上东西德的民众在最初的交往中难以融合，东德人认为西德人冷漠傲慢；而西德人认为东德人游手好闲——曾有西德人抱怨说，他们来了，看见我们拥有的一切，他们也想有，却不知道我们全是辛苦得来的。正如影片中那位前东德文化部长所说的，新的局面又怎样？没有意识形态信仰，没有标准可反抗——人们之间的芥蒂在最初的狂喜后终于面临了现实的矛盾和冲突。巨大的胜利后通常伴随着不得不改变的苦涩感——在历史洪流面前，渺小的人类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面对着改变、融合而随波逐流着。但正是因为这种无法阻挡的对新的自由生活的渴求，更由于人性中那些最美好的特质：爱、关切、坚强、希望和恩赐，使得人类最终能面对历史，并推动着进程的发展。历史凝聚下的事件记录着无法忘记的过去，正是为了更好地面对着未来。
       扮演片中的史塔西魏斯曼HGW XX/7的德国影星乌尔里希•穆埃（Ulrich Mühe）的表现是全片的最大亮点之一。他把这个外表冷酷内心却有着丰富而温暖情感的角色表达得极具分寸感。片中他的言语和动作都极其谨慎，甚至面部都没有过多的表情，全凭细微的眼神变化来塑造人物形象，看过此片的观众都对他的杰出表现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可惜的是穆埃于2007年7月22日因胃癌在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病逝，终年54岁。因其扮演的这样一个精彩的角色，穆埃也值得像电影中向那位史塔西表达最深谢意的作家一样，赢得了众多影迷和电影界同行对他最崇敬的致意。

当代艺术与柏林墙
       1989年的11月9日，对于德国民众来说那是个历史性的时刻。自1961年起修筑的分隔开东西德的“反法西斯防卫墙”终于开放了关口，分隔长达28年的两德终于实现了统一。成千上万的德国民众潮水般地越过了查理边防检查站与同胞拥抱团聚，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被载入史册。柏林墙被推倒了，但是作为文物价值和历史的见证，一小段墙和原址标志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在柏林东火车站处仅存的一小段名为东边画廊（East Side Gallery）的柏林墙是当代艺术和历史文物的完美结合，墙上有着来自21个国家的118位艺术家于1990年绘制的和柏林墙主题相关的涂鸦和壁画，其中不乏上乘之作。最为出名的壁画是Dimitri Vrubel的《兄弟之吻》，以昂纳克和勃列日涅夫的亲吻形象作了一番政治嘲讽。而《最好的试验》这一构图被许多名车广告借用，这幅壁画描绘的是一辆撞开墙壁的德国塔比(Trabi)车——这款古董老爷车味十足的东德自产小车是当年东德的象征和代表，破墙而出的车头表达的正是人们内心对自由的渴求。
       2009年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之际，柏林举办了盛大的纪念活动。其中重头戏的一项就是由1000多块泡沫塑料和水泥面浇制成的并由艺术家绘有各种涂鸦的多米诺骨牌，沿着当年墙的原址从勃兰登堡门到波茨坦广场绵延排列了1.5公里，并于11月9日当天将多米诺柏林墙推倒，以再现那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其中最后一块多米诺柏林墙是由艺术家徐冰在中国浇制，他在这块“墙石”上题写了宋朝诗人陆游的一首词《钗头凤》，以这段诗人与爱妻分离多年后重逢的典故来表达纪念活动的主题。

       历史终于成为了历史，而用艺术的方式记载下曾经的岁月，不是为了憎恨，而是反思。虽然在特定的时期，暗魇蒙蔽了真理和良知，但历史的进程永远不会因为某种力量而停滞不前。这部电影虽然借用了政治题材，但绝非仅仅以此为卖点，它表达的仍是最本真的人性——无论什么都不能阻止人们对自由与梦想的渴望。

晚上看在线电影，想起很久没看动作片了，就翻了几页索引，找到这部被归为动作片，而且题目也算是动作片的《窃听风暴》。

其实不是动作片，也没什么风暴。就连柏林墙被推倒这样的历史时刻，在电影里面也只是用跟整部电影节奏完全一致的风格，平静地讲述。

89年的12月的一个温暖的午后，我在榕湖边的湖心亭温书。边上有一对外国夫妇，带着孩子在晒太阳。我看书看到无聊，跟人家聊天。那时的英语讲得破破烂烂，他们一样能听懂－因为是德国人－都不是母语。我说起柏林墙被推倒了，他们说是啊，很高兴中国人也关心这些。那时候是多么轰动的事情啊，可是我却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特别的想讲的东西。

过了这么多年，德国人给我的印象一如当初。电影里面有好人有坏人，导演似乎没有责怪谁，也没有奖励谁。前文化部长靠权势欺负作家的名演员妻子，指使安全局审讯之余，却也没有忘记交待事后一定要释放她，最后依然能坐在剧院看当年话剧的最新演出。妻子出卖了丈夫，不忍目睹秘密警察们按图索骥找到打字机而宁愿站在街口被车撞死。窃听的那位老人，纵容了作家反政府的文章的发表，又在套出了演员妻子的真实口供之后转移了证据。而他在国家统一之后，得到的也就是邮递员的职位，以及作家新作扉页上面对他的特工代号做的致礼。

那个窃听秘密警察的动机是什么？他尊重这一对夫妇，他在他的良知指引下去做事，而不是意识形态、信仰或者国家利益。把窃听到的内容谎报，去作家家里偷偷拿走自己喜欢的诗集，甚至阻止女演员向文化部长出卖自己身体去拯救这个家庭。

二战之后，两德统一，社会就是靠这些有良知的人民，得到了世界的尊重。